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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儒家文化对唐诗影响

    1. 中国古典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格律诗词发展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喜欢,尽管现在新诗是诗歌创作的主流,但有一点不容置疑:读古诗词的人还是比读新诗的人多,而且人们读新诗的目的多半停留于表面的欣赏,而读古诗词则在于心灵的深度陶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诗词的发展与继承是可喜的。 一、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特个性和精神风尚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作为古代科举考试的必修课目,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学,直接或简接地却都是深刻地影响并塑造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在气质。

    写景状物,抒情言志,寓理载道,可以说诗词涵盖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国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最生动、最集中、最具体的体现。可以说,一部中国的诗歌史,就是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文明史,因而诗词的至尊地位是其它门类的艺术无可替代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中国人历来崇尚诗歌。古代的儿童进学伊始首先背的就是《三字经》,如今的小孩还未上学就会背唐诗;屈原在做完《离骚》之后悲 愤 跳 入汩罗江,陆放翁在题壁《示儿》之后瞑目,现代有很多 烈 士写下就义诗;古代墓志有诗,当今碑铭有诗,等等,都说明中国人与诗有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

    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毛泽东说:旧体诗“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

    因此可以说,诗歌造就了中国文化,也造就了中国的人文气质,否定古代诗歌,就等于是否定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 二、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需要 现在有很多人一提到传统二字,就以为不时尚、不现代,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懂得时尚与现代的内涵,其实,真正的时尚、真正的现代是来自于传统的自然延伸。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素养,就根本没有资格讨论时尚与现代。于此我又想到从央视十套知道的一个事例:西方科学家承认,现在很多高端科技产品(如手机)与著名建筑的设计灵感居然是来源于中国古老的《易 经》,由此可知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的精深与博大,而传统文化的经典要义就在于古典诗词,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学习、不继承行吗?说得再具体一点,传统文化是用来塑造心灵与人格的,自古及今让我们崇敬的很多学问大师、仁人志士、贤良淑女都是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而今天很多让我们鄙 夷的金 钱至上而厚 利 薄 义的人、专门利己毫不利人的人、无所寄托无所顾忌的人、没有同情心没有使命感的人、以 欺 骗 他人为乐事的人,多半是由于缺乏传统文化的滋养而导致最终恶 果。

    从长远来看,没有对古典诗词的学习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社会环境。 三、古典诗词可以陶冶情操和提高情趣 情感是人类永恒的精神主题,人群与狼群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与人之间是有情感的,而诗词就是情感最深厚的载体。

    在中国,自周秦汉魏到唐宋元明清,从帝王将相到渔樵歌 伎,从繁华都市到贫困乡村,凡有情处皆有诗,凡有诗处皆有情,不管是诗人之间的相互酬答还是山乡男女的山歌对唱,都是在传递着一种情感,一种心灵。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很有道理的,可想而知一个没有传统修养的人,穿着再高档的西装、涂着再昂贵的脂粉,也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躯壳而已。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反而说不清楚,而用一两句诗词不但立竿见影,而且深化了主题。我想,作为一个社会人,不管我们从事的是什么职业,也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我们不想拒绝优雅与高贵,不能不学一点古典诗词,只有这样才会产生一些由内而外的书卷气味,才会减少一些由外而内的俗气、脂粉气。

    四、学习诗词是提高汉语水平的最佳途径 汉语就是诗的语言。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汉语就是在诗的氛围中成长的,在与诗的相互交融中各自得到了丰富,形了不可分割的整体。

    汉语的每一个字都有丰富而独特的含义,同时音有同字,字有同音,毫不夸张地说,汉语字字句句都是诗,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都无法比拟的,而诗词就是汉语语言的浓缩精华,不学诗词的人怎么能知道汉语的精深与精彩!我不只一次地请教过很多英文不错的朋友,请他们为我翻译一句我们认为最简单的诗:“白日依山尽”,很意外的是都说不会翻译,后来认识一个毕业于英国白金汉大学并且从小就在美国长大的朋友,把她翻译的英语译成中文是这样的:白色的太阳顺着山落下去了。简直让我哭笑不得!这还叫诗吗?我真的想不到那些大翻译家是怎么翻译中国诗词到外国去的,我很担心中国诗词在外国人看来简直是神 经 病在说话。

    因此,想提高汉语水平,你的外语再好也是不行的,最佳的途径就是学习古诗词。现在一些所谓的记者不要说写文章,连一个标题也拟不好,比如“……值得堪忧”这样的标题,其汉语水平可见一斑!如果不补上古典诗词这一课,我看再写二十年也不过如此。

    相反,曾经有一篇反映盲目引进冰箱生产线的通讯,它的标题是《阿里斯顿九兄弟,几家欢乐几家愁?》,怎么不叫人拍岸叫绝! 五、贵在熟读深思之后的读写相长 如果我们随便到街上去问路人:你喜欢古诗词吗?得到的多数答案肯定是这样一些:喜欢,但不懂;喜欢,但不。

    2. 儒家思想对山水诗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3. 儒家文化对杜甫的影响研究

    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贯穿着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始终。

    孔、孟的儒家思想,是以“仁义”为本,主张“行仁政而王天下”,即要实行“以民为本的王道仁政”。他们认为“仁者无敌,保民而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节用爱人”。

    从杜甫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到白居易的诗句“惟歌生民病……句句能必尽规”(《第林》六十八),“愿为马残粟,救此苦饥肠”(《采地黄者》),“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杜陵叟》),无不体现出他们对人民百姓的“仁爱”、“本民”之心。杜甫的思想始终是儒家思想,“穷年忧黎元”是他的思想核心,“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

    4. 【唐朝诗歌对世界的影响

    1、自由的氛围2、诗歌文化的成熟3、富足的朝代 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趋向成熟,隋统一全国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文人对诗歌创作的重视.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这些都是促使唐诗创作繁荣的因素. 唐朝诗歌在我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是我国文化的瑰宝,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那么为什么这种文化现象会出现在唐朝呢,而不是其他朝代呢?下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下个人看法.第一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文化因素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在没有经济活动的基础上是很难创造出较高水平文化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能够很好地证明这个命题,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唐朝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较长时间的分裂,即三国时代和南北朝时期,这其中虽然有晋朝的统一,但是在生产力水平上没有超出汉朝水平,经过北方战事的冲击,带来北方生产力水平的下降,大量土地荒芜,大量劳动力或死或逃亡,这时江南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开发,但是这种增长势头没有能够弥补北方战事的冲击,在总体水平上中国的生产力在下降.隋朝虽然统一了全国,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和对外战争的原因,生产力水平虽然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短时间内又陷入了战事,文化的发展遵循长线效应,因此,文化在隋朝虽然略有发展,但是在高度上还没有达到教高水准.经过唐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前几朝的休养生息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策的带动下,大量闲置的土地得到开发,大量劳动人口的出现,促进了经济水平的发展,生产力有了教大发展,这可以通过唐王朝时代出现的大量生产工具来证明,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些经济因素的出现促进了文人对那个时代的讴歌,因此为文化的向前发展准备了物质动力和思考的源泉.第二是政治因素.唐朝较其前朝的任何时代在文化政策上都是比较开放的.我想这与唐王朝出身于北方少数民族(当时条件下)有关,他们虽然了解中原文化,特别是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但是唐朝统治者们有自己的理解,这对汉朝以来的儒家文化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异质性文化理解,正是这种异质性的理解方式,使得唐王朝的统治者们可以推行一种不同于前朝的文化政策,而他们推行的文化政策正好是文化理解与文化共融,这种政策符合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趋势,适应了当时文化发展的规律,促进了唐王朝文化的发展.第三是文化因素在前面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唐王朝的文化在向前发展着,在这种文化发展的推动下,文人所面临的就是文化模式的选择问题.这种文化模式的选择在今天看来是有必然性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是当时文化所不能选择的,因为这种文化模式不能很好地表达当时的要求.而诗歌模式是中华民族所早就有的,因此当时的文化对这种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了模式上的创新,就形成了唐朝的诗歌模式.当然还有其他模式,这正是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模式.。

    5. 唐诗历史影响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

    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

    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

    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

    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

    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

    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

    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

    《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

    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

    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

    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

    《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

    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

    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

    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

    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

    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

    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

    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

    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

    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

    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

    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

    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

    6.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取向有什么影响

    1 、文以载道,为政治教化服务。

    《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十分重视学习与从政的关系,认为“学而时习之”后应关心国家政事。可见儒家思想注重学以致用,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所提出的文学标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提倡文学的社会实践功用的,而不仅仅是人们寓情于诗,借诗抒情的产物,这种社会公用与唐代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作文害道”等思想结合,不难看出儒家所提倡的文学是要经世致用,为政治教化服务。这种社会政治教化的文学是统治者维护其地位,治国安邦的重要法宝,这也是中国文学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2 、中庸之道。

    《论语 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是很崇尚中庸之道的,他认为“中庸之为德也”,“中庸”的“中”不是中间的意思,不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到中间的哪一个,而是找到最适合的哪一个,中庸之意其实就是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中庸之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绝大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中国人讲究“中庸”,而“中庸”更是促使自古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呈现含蓄、内敛的倾向,作家们似乎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强烈的情感不致一泻千里地抒发。

    3、“天人合一”的天道观。

    儒家思想的精华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儒家“天人合一”的天道观为文学作品意境的烘托作了很大的贡献,《论语·尧曰》中记载“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认为天命不可违,所以人要“尽人事,听天命”,所以中国的文学作品一边注重圣贤的意境烘托,一边又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7. 古典诗词与中国文化

    古典诗词与中国文化

    一首古诗或者古词,它是一个生活在古代某个时期(具有一定的制度的制约)[ 作者受制度文化的影响]的一个特定的人在某个状态(或思想情绪)[文如其人 受精神文化的影响]之下用纸笔(或者口吟、题壁)写(演唱)[受物质文化条件的影响]出来的。【一般、笼统的说】

    具体地讲,近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包括古典诗词是在这一个漫长时间段的古代文化的影响之下产生,并且流传至今。三千年的华夏文化不断发展演变,像上面一节谈的,仅鸦片战争到五四(不到八十年),就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变化,而要把握三千年,谈何容易?

    但千年巨变也不过一百多年前的事,在列强瓜分之前,除了王朝更迭之际以外,中国社会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文化的延续性像有人所说,是超常态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一成不变。由于大陆性封闭结构的地理环境,造成长久的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自汉朝迄清末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凝固格局。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及其礼义学说,一直到五四激烈冲击之际,还有林纾、王国维等人以生命相护卫,你说中国文化在几千年之中会有多么大的变化?春秋年代产生的最古诗集《诗经》一直到《儒林外史》作者写《诗说》,仅对其中篇章发表个人的一点新见,还有当时的才子佳人书名著《好逑传》根据它谱写了一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风雅颂,几千年后照样发挥经典的垂范作用,你说中国文学没有沿袭老祖宗的遗传?

    总之,在风云变幻的历史的演变之中的中国文化、古典诗词又保持着它超稳定的不变之势。

    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诗人们按照孔子“思无邪”的诗教,在“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的原则下,写了无数符合儒家修身治国规范的诗词。由于儒家是入世的实践哲学,因此秉承这种思想的文士常常在作品中流露奋发向上、为国出力的抱负,如杜甫的“立登要路津”,边塞词中“燕然未勒归无计”。孔子的民本思想促成苏轼、陆游等作家创作大量同情民生疾苦的诗作。

    三教合流又是中国因地广人多、为和谐的目的而出现的文化现象。于是打上儒家之外的道家、佛家色彩的诗词也应运而生。

    8. 佛道儒思想分别对王维有什么影响

    中国哲学思想的兴趣主要在“天人之际”上,因而“天人合一”便成为几乎所有哲学流派的逻辑起点和支点。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流派之间就表现出交相渗透特征。中国古代哲学以儒、道、释为三大主流,而这深得中国文化滋养化育的三种哲学从三个不同角度接触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核,而又以各自的理论系统来阐释着这一思想。张文勋教授说:“过去,我们的注意力比较多的是放在儒、道、佛三家学说的互相排斥、斗争方面,而少注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一面。其实,经六朝而至于唐宋以后,许多学者和文学家的学术思想和美学思想,往往是儒、道、佛兼而有之,形成我国特有的美学理论和审美趣味。要讲民族特色,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研究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民族传统,亦必须从儒、道、佛三家学说中去溯其本而追其源。”①引述此论,亦即意在表明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识见上的一致性,于是看王维也就更是典型了。

    但是,我们的不少研究者就只看到王维诗歌禅宗影响的一面,但见其佛性禅智,而使王维诗歌乃至王维本人宗教化也苍白化。其实,王维在许多大是大非问题上却一直是以儒家哲学为衡量标准的。日本著名唐诗专家松浦友久在考察李白诗歌何以儒、道、佛题材共有时,认为三教在诗歌中重复兼在的情形,正是当时所有知识层人士作品的共同现象。而如果不是如此的话,相反倒是很特殊的例子了。②他在《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一书中指出:“思想和宗教本身的这一共同倾向,并非以其原样成为三教出现在诗歌中之。因为诗人未必是思想家和宗教家,诗歌也并非代表时代演说教理之书,但可以想象到时代的主要意识观念同政治和社会如此深深关联,势必从最基础的意义上给予产生于这样现实政治、社会中的诗人们作品以难以摆脱的影响。”③在王维身上,三教的影响都有,而且还都比较深刻,简直有着让人难分彼此的交融,这种三教多元性、交融性、整合性、表里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形成了王维哲学思想和生存智慧的特征特点。

    王维生活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那是一个思想极为开放、极为活跃的时期,三教合流成为一种必然和时髦,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在其作品中体现着三教的影响,表现出三教彼此互通互生的亲和与交融的样态。就王维这个具体人来说,绝对不是一味的佛禅,也不应该将其思想简单化地切割成“儒-道-禅”阶段,因为这不仅很矛盾,也很不合乎实际。对于王维来说,儒学的影响也是深入骨髓的深刻,而且贯穿于他人生的始终,贯穿于其思想的全过程。王维的儒学影响主要是从善政理性和以仁生物的天地精神上体现出来的。以经世济民为第一要义和根本目的的儒家哲学思想,于王维来说,主要是他在《与魏居士书》里表现出来的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一是“不废大伦”。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也是其人生观和价值论的最集中反映。王维有过强烈的积极仕进的功名之心,他的《从军行》、《少年行》、《燕支行》等就写得意气风发、轩昂飒爽,活脱脱的一个极端昂扬自信的盛唐人的典型风貌。比如《老将行》,这是王维少年时的作品,诗里塑造了一个功勋卓著而却命运不济的形象,表现出诗人用世的渴望和愤世的不平。这类诗还有如《济上四贤咏》、《陇头吟》等,另一方面,他的诗中常常对前人和同时人的政绩表现出由衷的钦佩和热情的赞美,因此,有着善政政绩的开元贤相张九龄让王维极其敬重,在《献始兴公》等诗里王维对张九龄任用贤能、“不卖公器”的政治品德高度评价。王维对人的评价还常常用仕功进取的价值标准,在送友人去远方为官时,诗人不喜欢牵扯个人情感琐事,常常把功名事业作为主要话题和主题,如“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送张判官赴河西》)诗人结合自身赴边出塞的经历,把赴边之举描绘得具有很强的诱惑力,纯然是千载难逢的立功报国的机会来到了。他的《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则更是把其对战神的崇拜表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诗中洋溢着忘身报国、舍命取义的英雄主义精神,诗人用理想主义的目光看待艰苦凶险的军旅生活,对流血战争充满了幻想,仿佛不世之功唾手可得:“忘身辞风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那种以疆场厮拼搏杀而赢得功名,不屑于皓首穷经,其人生价值取向是何等的磊落光明,诗人为国家而战、为功名而战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热衷功名的边塞诗代表人物那里也不多见。王维的这种仕进思想至老不变,即使是他自己在政治上已无所求时,而对别人则始终以献身社会而建功立业的儒家信条以激励,始终是为别人在政治上的积极开展而高兴。而且,诗人始终怀有儒家仁人爱物的亲亲之心。在全身安命的前提下,王维调和儒道而安顿佛禅,表现出“兼济”而“独善”的生存智慧和生活态度。

    儒家文化对唐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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