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联系初唐四杰的代表作品,简述他们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

《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 《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

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

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

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

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 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2. 沈佺期、宋之问对唐诗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当然，你可以这样理解·，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是·从初唐四杰唐诗之肇始，体制之初开，到，李杜之鼎盛·，格局之大成，之间，不可少的承渡者，当然，不是说他们厉害，假使无沈、宋亦可有张三、李四。

下文摘自网络： 本世纪上半叶 李维《诗史》对沈、宋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比较重视，该书卷中有三章都是论述“初唐诗体与沈宋”的， “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多未成体，沈则间有佳者。所谓裁成六律，彰施五采，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沈、宋之功也。”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中册对沈、宋诗歌的论述稍具体些，该书首先论及沈、宋于律诗成立之功，强调他们在官场上的应制倡导的机会的重要性，其次他分析了沈、宋的一些五律、七律作品，以说明其格律之严，但是，他对宋之问诗歌的评价不高：“之问的诗，好的极少！集中格调比较高越者，七言如‘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松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潘园枕郊郭，爱客坐相求’，又‘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之类，确是没有几篇可鉴赏的。

──大抵因为他的作品，七律全出应制，五律率多平浅，所以酿成这个结果了。”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则认为，沈、宋最伟大的成功之处在于促进了七言律的成立，并认为“他们的倡始号召之功，似较他们的创作为更重要”。

同时，该书还强调了他们对绝句、排律成立之功绩。对于他们诗歌创作实际，本书认为：“沈、宋的诗，自当以这种迁谪后所作的最工。

应制诸什，非不精妙，却不尽是肺腑中流出的，故有灵魂、有真情感者甚少。” 苏雪林《唐诗概论》在分析律诗成于沈宋之手的原因时，认为，一是齐梁以来的酝酿，二是前人对对偶的讲求由来已久，三是出于帝王的熔陶。

闻一多在其四十年代的唐诗研究中则强调沈、宋对盛唐诗歌的先导作用，他认为沈佺期的七律“卢家少妇郁金香”一首恢复了诗歌与语言之间正常的关系，“正是开启时代新风的首创作品”，对于宋之问，他则认为，“通常但知他的近体诗有名，其实古体诗也有好的，象五古《雨从箕山来》一首。

可说是开了王右丞的先声。” 五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一些新编的文学史著作对沈、宋在诗歌格律发展史上的地位也都加以肯定，对他们的应制诗评价不太高，对他们遭贬以后的作品予以好评。

故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马茂元的《读两〈唐书·文艺（苑）传〉札记》一文在论及沈宋诗歌时颇具己见，如，该书云：“高宗之末以至中宗景龙之际 ，律风大畅，作者云兴，人握灵珠，家持玉尺，沈、宋于此种风气下，总结前代积累之经验与时人创作之成果，因势利导，遂使诗歌古今体之分，成为定局。

世言律诗而必推沈、宋者，盖以其篇什繁丽，纂组精工，举为诗体发展之过程。非谓沈、宋之外，同时诗人遂无律体之佳构也。”

又如，“沈、宋并称，其诗往往互相混淆，有不易辨识者，以二人身世略同，而风格又相近也。然其间亦未尝不可以区分。

盖之问思致缜密，清丽居宗，五言是其擅场。其《昆明池》应制之作，固已压倒佺期，沈则气度较宏，七言独辟胜境。

其《独不见》一章，‘高振唐音，远包古调’，亦非之问所能企及。

又沈、宋并工五言排律，之问所作，犹不过百余言；而佺期《代魑魅答家人》一篇，长达四十八韵。

其排比铺陈，尽情刻划处，已开盛唐风气之渐矣。” 刘开扬的《谈沈佺期、宋之问、李峤、杜审言等人的诗》对沈、宋的律诗和古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沈佺期写征戍的几首诗如《杂诗三首》之三、《古意呈补阙乔知之》都很精彩，其次如狱中的诗，流放过程中的诗，都有真实感情，还有一些乐府诗也较可取，但他认为，“宋之问的诗就数量和内容说，比沈佺期的诗更多更好，影响也更大”，而且，他认为，宋之问的诗对杜甫等后世大诗人也有很大影响，“杜甫对以往的诗人诚然是集大成者，但他对宋之问的诗似乎特别喜爱，不仅所写风景相似，诗语和表现方法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还有，之问的长律《谒禹庙》已长达二十韵，佺期的《移禁司刑》更达二十四韵，对杜甫晚年写长律竟达百韵也有所影响。” 八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专论沈、宋诗歌的文章，重要者有李云逸的《沈佺期诗人名订讹》、师为公的《沈佺期、宋之问诗歌用韵考》、刘振娅《宋之问诗歌创作总体认识初探》、王定璋《陈子昂与沈、宋》、查洪德《初唐诗坛的一代宗师──沈佺期新论》、杨墨秋《宋之问任职朝廷期间部分诗文系年考》、杜晓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等。

其中查文针对过去一些研究者批评“沈佺期的诗多宫廷应制之作，内容空洞，形式华美”的说法，指出他的应制诗37首，仅占22.5%（沈存诗共160首），与唐初其他诗人比较，“应制诗并不算多”。况且，他的应制诗有的质量不错，作者称赞其《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说它“运用七律形式圆熟”，内容“也不像人们观念中的应制诗那样面目可憎”，“它无一处堆砌辞藻，无一处用典，自然畅达而不造作，有真实之景，真实之情”。

作者将沈佺期的非应制诗分为沉郁的自述诗、深情的别离诗、。

3. 简述初唐诗人为唐诗繁荣所做的贡献

初唐前期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 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后期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陈子昂

陈子昂是初唐诗歌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诗风，倡导“汉魏风骨”，主张“兴寄”，推尊风雅，重视比兴，开一代新风。其诗作内容充实，风格沉着雄健，代表作为《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对散文创作的革新也有开创之功。作为唐代诗文革新的先驱，杜甫、韩愈等都对他评价很高。

4. 简述初唐诗人为唐诗繁荣所做的贡献

初唐前期

初唐受南朝文风影响较大，隋唐之际的王绩善写陶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诗，风格清新朴素，为盛唐田园诗的先驱人物，代表作为《野望》。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文学主张比较务实，反对浮华，但在创作中绮丽之风与通脱朴实并存。

宫廷诗人上官仪，其诗即所谓“上官体”风格婉媚，但声律严整。《全唐诗》现存上官仪诗20首。其中12首为应制、宴游、酬答之作，这类诗多是逢场应景，点缀升平的寻乐轻歌；4首为挽歌；只有《春日》、《入朝洛堤步月》、《咏画障》和《王昭君》为有感而作之诗。另外据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所载，上官仪在总结齐梁时期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和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的“言对、事对、正对、反对”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六对” 之说，（“八对”，其孙女上官婉儿）并把对偶的技巧运用于诗歌创作。如《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早春桂林殿应诏》用了多种对偶形式，对唐代近体诗格律形式的完善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从声律上看，“对时行宫庭中应制、应诏诗的优劣衡定，和以后以诗取士的评定标准，定了一个具体的尺度”。

初唐后期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在唐诗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作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对初唐浮艳诗风或较单一的体制有所突破和革新。四杰仕宦不显而才华横溢，慷慨有志。他们反对绮靡文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其创作在形式上虽未完全摆脱齐梁遗风，但内容与气骨方面已大有突破。王、杨工于五言律诗，卢、骆擅长七言歌行，代表作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闻一多充分肯定了“四杰”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首先，他指出了“四杰”的诗歌创作把唐诗从宫庭、台阁引向市井、江山和塞漠，增加了新的题材，扩大了创作的范围。其次，他从诗歌形式的演变入手，把“四杰”分成王杨和卢骆两派，指出王杨的使命主要是建设五律，与沈、宋一脉相承（一在内容、一在形式）；卢骆的使命主要是用新式的宫体诗破坏旧式的宫体诗，对刘、张及后代长篇歌行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从诗歌的题材、范围和形式演变着眼，这大致上是符合“四杰”的创作实际的。

“沈宋”

“沈宋”（即沈铨期、宋之问，皆为宫廷诗人）和杜审言对唐代近体诗的完成和定型作出了两方面的重要贡献：把“四声”二元化和将平仄粘对规律贯穿全篇。他们把齐梁“永明体”和初唐“上官体”的声韵技术和对偶技巧完善地结合起来，由词义的对偶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既注意平仄的协调，有符合粘连对仗的规则，为唐代律诗创作提供了规范的形式。宋之问、杜审言的五律写得较好，沈佺期的七律写得较好。代表作有沈铨期的《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宋之问的《过大庾岭》、《渡汉江》。某些非应制诗成就较高。另外刘希夷《代白头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对七言歌行的成熟有积极意义。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在诗体发展史上给以充分的肯定。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五言自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其实，不仅五律，七律、排律到了沈宋手里，皆有法度可寻。

陈子昂

陈子昂是初唐诗歌革新理论及实践都有重要贡献的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诗风，倡导“汉魏风骨”，主张“兴寄”，推尊风雅，重视比兴，开一代新风。其诗作内容充实，风格沉着雄健，代表作为《登幽州台歌》、《感遇诗》三十八首等。其文章也有特色，对散文创作的革新也有开创之功。作为唐代诗文革新的先驱，杜甫、韩愈等都对他评价很高。

5. 8、初唐时期唐诗发展的主要特点

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有一代文学之称誉。诗歌的创作不仅古体、近体等各种形式及艺术技巧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作家和作品众多。《全唐诗》所收诗歌近5万首，作者2200余人，而且杰出诗人和优秀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其它时代无法比拟的。唐代诗歌一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这也是整个唐代文学的一般划分。

初唐诗歌是唐代诗歌走向兴盛的准备阶段。初唐大致是指从唐初到唐玄宗先天时期（618-712）。

初唐前期诗歌。初唐前期诗歌受南朝齐梁诗风的影响较大。贞观时期聚集在唐太宗周围的宫廷诗人虞世南、李百药、上官仪等，他们的创作日趋宫廷化、贵族化，多是奉和应制之作，琢磨技巧，雕饰辞藻，齐梁积习犹存。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成为当时宫廷诗人创作的典范。

初唐后期诗歌。初唐后期诗歌虽没有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但出现了新的转机。“初唐四杰”的创作开创了不同于宫廷诗人的新诗风，在内容题材、审美追求和风格上都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文章四友”、“沈宋”虽也都是宫廷诗人，但对律诗的定型和成熟作出了贡献。陈子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转变唐代诗风的重要人物，他力反齐梁诗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和风雅的兴寄传统，并且实践了这个主张。总而言之，初唐诗歌显示了过渡和创新的特点。

6. 初唐沈宋一派产生的背景

初唐，从高宗武德时期到睿宗景云年间，约一百年，是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过渡阶段，也是唐诗兴盛的准备阶段。唐太宗鉴于南朝历代统治者败亡的教训，从巩固基业的需要出发，重视思想文化的统治作用，提倡中和雅正的文学主张。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奉命而作的应制诗和君臣之间的唱和之作，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表现宫廷生活和写景咏物。虽文辞典雅、内容空洞，毕竟摆脱了齐梁诗歌轻靡浮艳的弊病，并且逐渐显示出开阔壮大的气势、生龙活虎般的节奏和庄严的宇宙意识，在诗风转变中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先后出现了一些宫廷诗人，前有上官仪，后有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以及并称“沈宋”的沈佺期、宋之问。

“沈、宋”，主要活动在武后和中宗两朝。他们在总结前人和当代人应用声律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工作，为律诗在平仄粘对、句数用韵方面的定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以他们工致细密、格律精严的创作，使这些规范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沈、宋前期多点缀升平的应制诗，后期贬谪远荒之地，生活经历给创作带来了变化，写作了一些抒发真情实感的好诗。如宋之问的《度大庾岭》、《渡汉江》等。

7. 初唐著名宫廷诗人有哪些及对唐诗的贡献

初唐宫廷文人和律诗及对唐诗的贡献唐初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

以李世民本人为代表，他虽然也主张文学为政教所用，对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等虽有文才却不懂得管理国家大为不满，但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却懂得文艺同政治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他也不相信所谓“亡国之音”的陈词滥调。而且，李世民在文艺方面也有相当的造诣，能够从艺术上欣赏文学。

他亲自撰写的《晋书·陆机传论》，就大力称赞陆机“文藻宏丽”的创作。这虽不能直接引起文学的兴盛，至少也是为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唐初的几代君主，不仅太宗如其自称喜“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高宗、武后、中宗等，也都如此。为了炫耀大唐帝国的治世气象，他们又广引天下文士，编纂类书，赋诗唱酬。

由此在唐初先后出现了几个宫廷文人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有太宗朝的虞世南、许敬宗，高宗朝的上官仪，武后时的“文章四友”（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崔融），中宗时的宋之问、沈佺期等。

这些宫廷文人，或位居显贵，或为帝王所奖掖，每有所倡，天下靡然成风。他们的大量创作，内容也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既无须亦难以深入抒发情思。

与南朝及隋代宫廷诗相比，可以说稍归于“雅正”，但也因为这种“雅正”而更显得苍白无力。其意义主要在于维持了一种艺术风气。

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沿革的消息；其中有的诗人，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初唐的宫廷诗人在艺术上所追求的是繁缛绮错的装饰风格。

这种装饰性的重点，起初是对偶的修辞技巧，尔后又增之以调声的技术，并且最终把对偶技巧和声韵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在形式上推进了律诗的完善和定型。早在齐梁时期，诗坛上便已出现对偶说和声病说，但前者失之粗略，后者又失之琐细，且两者各不相侔。

至北朝后期和陈隋诗人，五言诗的律化更进了一步，有少数诗篇已经符合唐人定型格律的规定，但在理论上没有提出新的总结，有些问题（如粘附规则）还没有完全解决。七言诗的律化，更处于幼稚阶段。

唐初的上宫仪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在刘勰提出的“事对”、“言对”、“正对”、“反对”之外，又增之以“双声对”、“叠韵对”、“扇对”等，把原来仅限于词义的对偶又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偶。稍后的元兢，不仅提出了字形和词义的对偶，而且提出了调声三术，表现出将声律与对偶紧密结合的新努力。

从武后至中宗神龙、景龙年间，在当时的一批宫廷诗人笔下已大量涌现平仄协调、又合乎粘附规则的全篇合律的诗篇，标志着五、七言律诗的完全成熟。可以说，在律诗形式的完成过程中，宫廷文士起了规范化和统领风气的作用。

其中，尤以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三人的成绩最为显著。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今存的诗主要系五言律诗，也有少数七律。

他的诗，句律精严而笔力雄健，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均完全合律，无一失粘者。他在武后天授初所作的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长达四十韵，完全合粘，可见他对律诗这种新体制驾轻就熟的功夫，所以深为时人所重。

杜甫曾称引李邕对审言的评价：“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八哀诗》）意即指此。

明人许学夷称其为“律诗正宗”（《诗源辩体》）。他在江阴任职时所写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一诗，曾被明代的胡应麟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诗薮》）：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诗以大地回春的绚丽风光反衬游宦者有家难归的悲哀，用声色俱现的外景点醒时不我与的苦涩情思。

“偏惊”、“忽闻”两句，顿挫有力；“云霞”、“梅柳”一联，感觉何其明快。从诗情来说，在当时也算是较为充实的了。

与杜审言同称为“文章四友”的，还有李峤、苏味道、崔融，他们均在武后朝任过凤阁舍人。李、苏曾为执宰大臣，位显名高，所写的多为奉诏应景之作，李峤并有咏物诗百余首，均了无情致。

但在诗律上他们却是高手，在当时频繁的应制活动中，他们的诗合律率最高，宜为“一时学者取法”（《新唐书·李峤传》）。 宋之问（约656—约713）、沈佺期（约656—713），主要活动在武后和中宗两朝，尤其在中宗神龙、景龙年间，他们均以修文馆学士的身份频频出入于宫廷文会，堪称词臣班首、文场勍敌，时人号为“沈宋”。

据《唐诗纪事》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

同书又载：“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

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

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

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盖词气已竭；宋诗……犹涉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在宫廷文人集团中的地位。 沈宋的主要贡献，在于完成律诗的体制和扩大律诗的影响。

他们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