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与庄园文化

1. 胡晓明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蛰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什么是唐诗？”这是一个大有意味的问题。

唐诗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汉语中有很多美好的词语。

比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等。唐诗也是汉语中最美好的词语之一。

我们提起唐诗，就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唐诗只是风花雪月么？只是文学遗产么？只是语言艺术么？当然是的，可是我们又总觉得不够。

我们仅从风花雪月去看唐诗，或许表明，我们的人生可能太功利了。我们仅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去看唐诗，我们又可能把唐诗看得太专业了。

唐诗还可不可以指向一些更远更大的东西？诗是什么呢？马一浮先生有四句话说得好：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诗就是人心的苏醒，是离我们心灵本身最近的事情，是从平庸、浮华与困顿中，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

我们为什么说仅仅从风花雪月、语言艺术、文学遗产、汉唐气象等来读唐诗，总觉得不够呢，那就是隔了一层，没有醒过来跟自己的真身相见。我只举一个小例子，我十五岁离开家去当工人的时候，心里只是想家呀，沛然莫之能御。

有一天读一首小小的唐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忽然就觉得，那个大风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就是我自己的背影啊，心里一下子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为什么唐诗会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唐诗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

所以唐诗一方面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永远是感性的、新鲜的。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

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永远的风花雪月，背后是永远的人性世界。

具体而言，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尽气、尽才的精神.尽心、尽情的精神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以诗仙李白为例，他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如果说别人尽十分气、十分才，即是尽气尽才，李白就是尽二十分、三十分。

尽才尽气的表现，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自由。自由有两种。

一是积极自由，即充分实现自己生命的美好。二是消极自由，即不受外来力量的束缚。

积极自由在李白身上，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有不能自已的生命力。李白的消极自由表现在鄙弃权贵、笑傲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最能自尊自爱、最不受拘限的一个典型。

李白，几乎成为真正的文人自爱的一个美好的理想。杜甫是一个厚字，结实扎根在地上。

他最后死在回中原的船上，伏在船上写诗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中国唐代诗学的两座主峰，一个是天的精神，一个是大地的精神，真实做人、积极用世，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了什么功业，他们的生命是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

他们对于他们的时代、社会，是尽心、尽气、尽才的，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但是他们的时代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伟大。唐代第二线的大诗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做人做事有担当，有作为的。

韩愈一生最精彩的是谏骨，苏东坡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举世滔滔的佞佛大潮中，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柳宗元一生最突出的是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贬谪的后半生不屈身降志，又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政绩。

白居易最亮点的是领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让诗歌文学发生社会良心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李商隐与杜牧都是博学多识、才华盖世的士人，不仅仅是诗人。

正是他们压抑的才华得不到实现，才成全了他们美丽的诗歌，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诗歌，正是他们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证明。所以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第一流的诗人，个个都是要拿出自己生命的美好，要做一点事情，都是想要让自己的才智充分得到表现的。

唐诗是早晨，不是下午茶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我们要让我们的民族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有做梦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的下一代多读唐诗吧！现在我们来读读那些千年传诵的名句吧。

我们看诗人动不动就说“秦时明月汉时关”，动不动就说“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动不动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动不动就说“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我们发现唐诗的世界大得很，力量充沛得很，精神豪迈得很。初盛唐的人要是失恋了，痛苦了，说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就会哂然一笑，心情好起来了。

要是暂时经过苦难，重新克服了困境，就会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会对前途重新。

2. 中华文化瑰宝之唐诗,800字作文谢谢

关于我学宋词的感受宋词是中华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文学史上一朵艳丽风雅的富贵之花。

学习宋词是走进中华文化，培养人的情趣，增强自身文学素养的一条有效途径，也可以讲宋词使中国人拥有自我民族的情感和精神。当我读宋词的时候，我会有感情的全身心投入的诵读，词是语言的艺术，它讲究音韵的和谐，追求美的旋律，因为美，所以我们学习欣赏。

反复的诵读，能够对词由浅入深的进行体味和理解，进而形成语言的感觉，而且许多的东西的理解是跟随一个人的成长的，经历了人生，方能更深的理解，体味其中真谛，形成情感的共鸣。宋词中有表现爱国爱家的，如陆游，有表现儿女情长的，如柳永，等等.苏轼的“十年生两茫茫”给人一种凄苦，不忍促读；“老夫聊发少年狂”“大江东去”“山间兰牙短浸溪”等等的豪迈，"明月几时有"等的恬静与思念；王安石“登临送目”的流畅；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绿树听鹈鴂”“更能消几番风雨”蕴含的悲愤；还有张孝祥“长淮望断”令人罢席，等等，读来一种生活中没有的体会与感悟。

宋词和唐诗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化精华，对人的修养是一种升华。古人在平时生活中对万事万物产生了感想，用精练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

其实现代人也会和古人一样，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感情，读古诗词会让你感觉与先辈的思想交流。并且，如果在与朋友郊游的过程中，你能吟出一首优雅的古诗，必然能为自己的谈吐增色不少. 学了一个学期的宋词，虽然一周就一节刻，但是我们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3. 跪求古代文学论文提纲（庄子的无己思想）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

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

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

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

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

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

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

[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

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

三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

4. 胡晓明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