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沧浪诗话》在诗歌评论上有些什么特色

《沧浪诗话》为南宋严羽所著，是 一部以禅喻诗，着重于谈诗的形式和艺 术性的诗歌理论著作。

严羽，字丹丘， 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 福建）人。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 法》《诗评》和《考证》五门，《诗辨》一门是全书总纲，鲜明地提出了 论诗宗旨。

《诗体》主要论述诗歌风格 体制演进变化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勾 勒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 《诗法》着重阐明作法和技巧方面的要 求。

《诗评》则举例评析汉魏以来诗 歌，进一步阐明汉魏盛唐诗为第一的理由。《考证》是对某些诗篇的作者、分 段、异文等的考辨。

《沧浪诗话》在当时就引起注意和 争论，后来明代的前七子、后七子和清 代神韵、性灵两派诗论，都对严氏观点的不同方面作了引申和发挥。《沧浪诗 话》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 面的探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是有 贡献的。

但其脱离生活和某些唯心色彩 的弊病，对后世也有不良影响。

2. 如何理解《沧浪诗话》中论述的“诗辨”

“诗辨”是《沧浪诗话》的全书总纲，阐述基本理论主张。

他对宋诗尚理、尚才学、尚议论而不求余味等问题作出批评，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其独特的诗歌创作趣味：一是“不涉理路”而有“兴趣”者为上；二是“熟参”而后“妙悟”者为上；三是“不落言筌”者为上。 评价： 有论敌：江西诗病 有独创：自家实证实悟者 有气势：李杜复生，不易吾言 有系统：以禅喻诗，莫此亲切 言中国诗承脉络，无出其右者。

严羽这篇《诗辨》作为《沧浪诗话》的开篇，穷通诗理，形神俱论，实为诗歌理论文章的上上乘之作，为前人立文，为后人开路。善之至者也！ 原文： 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

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

是自家实证实悟者，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

3. 何谓“以禅喻诗”

“以禅喻诗”虽不自严羽始，然而自沧浪以来大为流行。在对王维禅诗的评价上，自宋以后呈现渐多趋势，尤其以明清为最，而且主要集中在以禅喻诗上。以禅喻诗细分起来，又有以禅参诗、以禅衡诗、以禅论诗。 关于对王维禅诗的评价主要是以禅参诗、以禅衡诗。分别论述如下：

明胡应麟《诗薮》：“右丞辋川诸作，却是自出机轴，名言两忘，色相俱泯。黄叔灿《唐诗笺注》：“辋川诸诗，皆妙绝天成，不涉色相。” 以般若空观、色空相寂的佛家观来评王维辋川诗作。同书评《鹿柴》诗：“返景照入，空山阒寂，真糜鹿场也。” 糜鹿在佛家是“真性”的象征。“鹿苑”为佛始说法度五比丘之处，或做仙人住处。 以佛家之鹿场来比喻回光返照下的空山鹿柴。谓《鹿柴》诗深得般若三昧，当体即空。徐增《而庵说唐诗》：“摩诘精大雄氏之学，句句皆合圣教。”[2](P511)指出王维精通佛学，其诗多合禅意，句句皆合圣教或是夸张之说，整体而论可谓评价不虚。

《香祖笔记》引方回《瀛奎律髓》：“右丞终南别业有一唱三叹，不可穷之妙。如辋川孟城坳、华子冈、茱萸沜、辛夷坞等诗，右丞唱，裴迪和，虽各不过五言四句，穷幽入元，学者当仔细参则得之。” 王渔洋《蚕尾续文》曾说：“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6](P83)王摩诘五言绝句，尤其辋川诗作，深得禅家“不二法门”、“色空相即”三昧，故须仔细品赏，方得其妙。

4. 《沧浪诗话》的原文是什么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

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

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傥犹於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

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

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中国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清冯班不满其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今人郭绍虞有《沧浪诗话校释》，为各家注中最详备者。

5. 【求《沧浪诗话·诗辩》译文】

学诗的人以识见为主：入门要正，取法要高；应以汉、魏、晋、盛唐的作品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后那样的诗人.如果自己就退缩苟且，就会有下劣诗魔进入他的 肺腑之间，这是因为立志不高的缘故呀.好比行路没有到达目标，可以再加努力；但如果开头起步的地方错了，越跑越远，这就是因为入门不正的缘故.所以说，学 习上等的，只能达到中等；学习中等的，就沦为下等了.又说道，见识超过老师，才可以传授；见识与老师一样，就只能够得上老师才德的一半了.工夫要从最好的 作品开始学起，而不可从低劣的作品往上学.首先要熟读《楚辞》，早晚讽咏来作为根本；接着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和汉魏五言诗，都必 须读熟；再埋头阅读李白、杜甫的诗，好象现在的人研究经学一样，然后广泛吸取盛唐名家，在胸中酝酿，时间长了就自然领悟了.这样学习起来，虽然未必达到最 高境界，也不失为正路.这就是从头顶上做起，可以说是进到禅宗宗门的极处，可以说是寻求到根本处，可以说是豁然醒悟真谛，可以说单刀直入.诗的方法有五个方面：体制、格律、气象、兴趣、音节.诗的风格有九类：高、古、深、远、长、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作诗的关键处有三个：起结、句法、字眼.诗总体的风格类型有二种：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诗 歌创作的最高境界有一种：入神.作诗而能入神，这是最高、最完美了，再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只有李白、杜甫达到了这个境界，其他人达到这个境界的大概很 少.禅宗有不同的流派，有大乘和小乘，有南宗和北宗，有正道和邪道；获得佛教正法的人，才能领悟佛理的真谛.如果依据声闻、辟支二乘，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 禅：汉魏晋和盛唐的诗就是第一义的，大历以来的诗就已降到第二义了.晚唐的诗，就象是学声闻、辟支的结果.学汉魏晋与盛唐的诗，总要在临济宗之下.学大历 以来的诗，总要在曹洞宗之下.大概是因为禅道在于妙悟，诗道也在于妙悟.孟浩然的学力与韩愈相差很远，可是他的诗偏偏超出于韩愈之上，唯一的原因就是妙悟 罢了.只有“悟”，才是内行，才是本行.可是悟的程度有浅有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领悟，有人悟得透彻，有人悟得只是一知半解.汉魏诗人是上乘的，无须假 借于“悟”，直抒胸臆就是好诗.从谢灵运到盛唐诸诗人，都悟得透彻；此外虽然也有领悟的人，都不能领会到真谛.我这样的评论不过分，议论也不错误.天下有 可以废弃的人，没有可以废弃的言论.诗道也是这样.如果以为不是这样，那么就是诗歌见识得不够广泛，诗歌研究得不够深入.试拿汉魏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晋 宋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南北朝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沈佺期、宋之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等诗人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开元、天宝诸家的诗而 深入钻研，再只拿李白、杜甫二公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所有晚唐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再拿本朝苏轼、黄庭坚以下诸家的诗而深入钻研，它们真正的是非都能清楚 地显出来.倘使对于这些还没有看出来，就是被邪法外道蒙蔽他的真识，不可救药，终究不能领悟.诗要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这和多读书有学问没有什么关系；诗要另有一种意趣，它是抽象说理所达不到的.可是古人没有不多读书做学问，不多通晓人情物理的.所谓不运用逻辑推理，不把话说尽而有言外之意，才是上等的.诗，是吟咏内心情志的.盛唐的诗人着重在诗的意趣，有如羚羊挂角，没有踪迹可求.所以他们诗歌的高妙处透彻玲珑，难以直接把握，好象空中的音响，形貌的色采，水中的月亮，镜中的形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对这个问题作特别的理解，于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这样的方法来作诗，哪里是不下工夫，却终究不如古人的诗.大概在一唱三叹的婉转悠长的韵味方面，有所欠缺吧.而且他们的作品多致力于使用典实，不讲求神韵情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全篇读完，也不知主旨何在.他们的末流更严重，叫噪怒张，大大违背了忠厚的传统，几乎以谩骂攻讦为诗.诗到了这种地步，可说是一次厄运，可说是一次劫难了.那么近代的诗就没有可取的吗？回答说，有可取的，我取那些合于古人的作品罢了.本朝初期的诗还在沿袭唐人：王禹偁学白居易，杨亿、刘筠学李商隐，盛度学韦应物，欧阳修学韩愈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的诗风.到了苏轼、黄庭坚，才按照自己的法式来写诗，学唐人的诗风才变了.黄庭坚在字句上更下了很深的工夫，他那套诗法后来很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等人，唯独喜欢贾岛、姚合的诗，又稍稍接近清苦的诗风.江湖派诗人大多仿效这种诗体，一时自称是唐诗的正宗，不知道他们只是进入声闻、辟支的小乘境地，哪里象盛唐诸公达到了大乘正法的境地呢！唉！正法己经很久不传了.唐诗的理论没有大力倡导，唐诗创作的真谛却是明白的.现在既然提倡江西诗派就是诗正宗，那么学诗的人就会认为唐诗不过只是这个样子，这不是诗发展的又一不幸吗！所以我不自量力，从而定下诗的宗旨，而且借禅理来作比喻，推求汉魏以来诗歌的本源，而断然地认定应当以盛唐为法.即使会得罪当世的君子，也是不退避的.。

6. 《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研究

《沧浪诗话》是一部对后世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都有很大影响的著作。《沧浪诗话》在当时就引起注意和争论，作者《答吴景仙书》实际上便是一篇答辩文字。《沧浪诗话》阐述了诗歌的学习门径、写作方法、创作要求及各种体制特点， 并依此对诗歌作出评论与考证，使整部作品成为一个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这在古代的诗歌理论作品中是少见的。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达到这境界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以思想内容决定诗歌的体制 -->； 着力于诗歌的起结、句法、字眼及各部份都具备了，体现出诗之气象；严羽认为诗人应该辨识及学习诗歌的各种体制，以提高辨识能力，选择好的作品来学习；写诗时则要表现出刚健爽朗的笔力，还要运用浑圆的音调；严羽认为诗歌应写诗人的真情实感，但在诗人并不是直接地刻划这种感情，而是用文字营造出一种意境，让读者去体味。这种意境是「无迹可求」的，会令诗歌表达出不尽的情感。这就是诗歌的“兴趣”；严羽认为气象是诗歌的重要元素，而他所推崇的气象，当时自然浑成与雄浑的风格。诗人自能领略诗歌的创作规律与艺术美感，并将之转化为诗歌创作与评鉴的能力。《沧浪诗话》强调直觉、内省体验、灵感等在审美与诗歌艺术中的重要地位，这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史上有着深远意义。但《沧浪诗话》未能对"妙悟"及其与"穷理"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说明，因而给人以神秘主义的印象；严羽则要求在熟读细参、多方吸取的基础上从“悟”而入，虽然他对个人独创的强调不够，仍没有跳出古人窠臼，但毕竟以“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这样的见解提出了融汇贯通、以我为主的学习方法。第四，尤其重要的是他的“妙悟”一说，实际上涉及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构思、欣赏心理中最核心的直觉体验与感悟等问题。虽然他未能深入分析这种心理活动的真正内涵与科学道理，但毕竟比较敏锐地从禅悟上体会到诗歌的构思与欣赏都与逻辑思维不同，既不是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诗歌的语言，在根本上不是说明性的，而是暗示性的。

《沧浪诗话》宗法盛唐，极力推崇重视盛唐诗歌。而明诗坛更为因此开出一条复古的道路

《沧浪诗话》的影响很大： 一方面， 它推动了后世特别是明代诗歌的发展， 明胡应麟认为明诗能`上追汉唐'， 就是靠严羽的提倡；另方面， 它又造成了以后特别是明代`七子'和竟陵派以及清初王士祯的诗论脱离现实的不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