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四杰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

1. 初唐四杰诗唐诗中的地位是什么

号称“孤篇压全唐”的名诗。

春江花月夜年代：唐代作者：张若虚体裁：乐府《春江花月夜》沿用陈隋乐府旧题来抒写真挚感人的离别情绪和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婉转悠扬，完全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后人评价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足见其非同凡响的崇高地位和悠悠不尽之深远影响。该诗中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和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等皆是描摹细腻、情景交融的极佳之句。

《全唐诗》中存诗仅两首的张若虚，在唐代灿如繁星的诗人群里实在毫不起眼，然而真正爱国学、爱唐诗宋词的人，想必都知道张若虚及其著名诗篇《春江花月夜》

据说《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始创于那个“全无心肝”的陈后主陈叔宝。然而陈叔宝究竟在这个美丽的题目下写了些什么，却因诗已失传，无从知晓。荒淫无道的隋炀帝杨广倒留下了现存最早的两首《春江花月夜》，不过只五言四句，短浅空洞。陈叔宝还写过一首《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在文论中与《春江花月夜》并提，诗也还留存于世，虽是七言，却仅六句，况且肉麻得紧，与隋炀帝如出一辙，都是臭名昭著的宫体诗。

宫体诗以宫廷为中心，以艳情为内容，描红点翠，堆香砌玉，浮华荒谬，空虚无聊；从梁陈到隋唐，百余年间，主宰文坛，造成诗国的黑暗，遗下无数罪孽。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习，以能作五言诗作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作诗就会被人鄙视、不能参加社会活动，诗歌完全成了荒淫腐朽生活的点缀，建安气质、魏晋风骨早已荡然无存。唐前期的诗歌创作沿袭了南朝文风，诗人们“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就是大唐开国创业英主李世民也不能免俗，表现不出象宋太祖赵匡胤《日出》诗那种“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的气魄。李世民对诗人张昌龄的文澡很赏识，但张昌龄等应进士科不第，李世民问原因，考官说他们文风浮靡，不是好材料，李世民也就默认了。

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同时入霸诗坛，称为初唐四杰。四杰在古诗向律诗的过渡中起到了开拓作用。文武双全的裴行俭对四人却十分轻视，说士人要有远大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虽有文才，浮澡浅露，不象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知县，其余人能得好死就算不错了。这些评说足见新诗的发展道路艰难。对打破宫体诗的束缚、铺平新诗发展之路，初唐四杰是有贡献的，杜甫评四杰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个评价既是对当时诗坛基本态度的客观反映，也是对四杰诗的确评。

在六朝浮华文风笼罩下，宋之问、阎朝隐等宫廷幸臣成了诗坛上一伙把头式人物。卢照邻和骆宾王始终在齐梁余风里打转，王勃和杨炯又一个早死、一个远宦，因此初唐四杰的成就并不大。成就最高的王勃也不过给我们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类的好诗句，而几乎没有令人振奋的好的诗篇，更不要说为盛唐诗人提供典范。把大唐引进诗歌朝代的，也许正是张若虚与他的《春江花月夜》。

闻一多先生曾给这首诗以极高的评价：“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渎亵。”又说“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说张若虚与他的《春江花月夜》“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可估计的。”

2. 求“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急用

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

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

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

“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

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

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乐府诗，汉代乐府诗，，定义，，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

《汉书艺文志》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除为考察民隐外，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以供娱乐.六朝时，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它曾大放异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负责制谱度曲，训练乐工，采辑诗歌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

我国的采诗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夏书·胤征》已有采诗的记录。流传至今的《诗经》，当初就要算是一部官方颁布并为社会认可的标准选本。

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征战不休，采诗制度无法贯彻。到了秦代，统一时间短，百废待兴，虽然已有乐府官署之名，但仍然没有采诗之实。

汉承秦制，经济凋敝，乐府机关也只能习常肄旧，无所增更，勉强维持而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变得大为雄厚，乃扩大乐府的规模，采诗夜诵。

到东汉，采诗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光武帝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则派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

此种风尚，在南北朝皆相沿袭。萧梁时，社会上已经把“乐府”从官署的名称转变而为诗体。

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另有《乐府》专章。昭明《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也都开辟了《乐府》专栏。

其中既有文人诗歌，又有民间歌诗，亦即凡是合过乐能够歌唱的歌诗，统统称为“乐府”。在这两类诗歌中，民间歌诗是精华所在，并且文人歌诗还是在民间歌诗的甘露滋润下萌发并壮大起来的，所以我们对民间歌诗应给以高度重视。

，，北朝于战乱间隙所奉行的采诗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朝乐府民歌，有的是用汉语创作，有的则为译文，虽然只有六七十首，却内容深刻，题材广泛，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与南方大相异趣的粗犷豪放的气概，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情民俗的画卷。

由于北方各族统治者长期混战，反映战争的题材就要多些，有描写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苦难的，有歌颂剽悍的尚武精神的。特别是《木兰诗》，满怀激情地赞美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是个传奇人物，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起，被誉为乐府民歌中的“双璧”。

汉魏六朝乐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直接影响了我国诗坛的面貌。它不仅开拓出了五言诗的新领域，而且对七言诗、歌行体以至律绝，都起了桥梁的作用。

，，新乐府，，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初唐乐府诗，多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

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

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

至贞元、元和年间，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一些有识之士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希望革除弊端，中兴王朝。反映在文坛上，便出现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809），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和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

后来白居易又作《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这样，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拉开序幕。

作为诗歌运动，新乐府的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

3. 初唐四杰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怎样

初唐四杰的历史地位与重大贡献诚然，贞观君臣学士最早对唐朝诗歌进行纠偏改良，倡导中和雅正的文学，一改六朝浮艳轻靡的文风，使诗创作走向清丽典雅的道路。

可惜上层贵族的创作多以奉和应制与歌功颂德、游宴唱酬而愉悦性情为总归，这种改革实质上只是一次宫廷文学的内部调整，其意义在于为唐诗的开创清扫了道路。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寒素诗人崛起于诗坛，才真正为唐诗的创建带来勃勃生机。

他们在唐诗发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他们共同反对上官仪之流的文风，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在客观上和“上官体”形成了对立的局面，表现了改进齐梁诗的新局面。四杰诗和那些写应制诗或入朝诗见长的上官体不同的地方，即是文风的纤细与否，是与其内容上的根本歧异有关的。

上官体局限在描写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词藻歌颂皇帝和皇族，内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诗的题材范围相当宽广，它的表现力的深度和感情也较为接近人民。

尽管他们也无法避免封建文人的命运，不能不匍匐在帝王的膝下，但不同于一般的宫廷文人，他们进入仕途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个人物质福利和享受，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也不是以文事人，仰人鼻息，而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这种复杂性也就决定着他们诗歌内容的特殊状态。

明代陆时雍《诗境总论》评云：“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代六朝锦色。”所谓“六朝锦色”，是指他们的诗仍有六朝宫廷诗的斑斓色泽，但是宫廷诗风毕竟不是他们诗歌的主导倾向，他们文化生活的价值在于承袭基础上的革新：“正如宫诗体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道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汉。”

②四杰都重视抒发情怀和不平之气，面向市井，写个人生活情怀，也写沧海桑田的感慨，思索人生的哲理。在仕途上，他们都坎坷不遇，背景离乡，辞亲远游，过州历府，聚集京都，结交天下豪俊，渴求达官显贵，进而科举应试，为人府属，外出做官，甚至从军边塞。

梁实秋有云：“年小而名高e69da5e6ba90e799bee5baa6e997aee7ad9431333361303561，命运多坎坷。”而正因为这样，使他们接触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大大扩展了生活视野，激发起广泛的创作激情。

同时也促使他们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隘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内容，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的诗风，推动了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4. 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他们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5. 初唐四杰异同及其地位简述

同：“初唐四杰”是指我国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他们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陈，下启沈宋，其中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后人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从他们才开始定型。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异：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此外个人经历也不同，所留诗歌数目也不同。

地位：“四杰”拔起于初唐，他们自觉地批判齐梁文风，反对华而不实的绮靡文风，抒发真情实感，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他们又以大量的杰作，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为盛唐之音的到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联系初唐四杰的代表作品,简述他们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