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帮忙翻译下《李攀龙 明史》 急用

明代文学家。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人。9岁丧父，家境贫寒，无力延师，但刻苦好学。稍长嗜好诗歌。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在京期间，先后与谢榛、王世贞、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结诗社，“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明史·李攀龙传》）。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守顺德，饶有政绩，3年后擢为陕西提学副使，不久以病归里。自建一楼于华山、鲍山之间，取名“白雪楼”，读书、吟哦于其中。为人孤傲，对于不合者，辄戒门人不接纳。隆庆改元（1567），荐起浙江副使，两年后迁为参政，后擢河南按察使。因母亡故，持丧还家，哀伤过度，不久去世。

李攀龙是“后七子”的首领之一。他持论比谢榛、王世贞还要褊狭，强调“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他认为，先秦古文已有成法，“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创作只要“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甚至鼓吹“视古修辞，宁失诸理”（《送王元美序》）。他推崇汉魏古诗、盛唐近体，“论古则判唐、选为鸿沟，言今则别中、盛如河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以至对盛唐古诗也加以鄙视，他编选历代诗歌而成的《古今诗删》，唐后即直接明代，宋元诗一首未选，以示其论诗宗旨。

由于他的文学主张过于片面，所以对他自己的诗文创作有着不良影响。比如他的乐府诗，自视甚高，实则剽窃模拟十分严重，“止规字句而遗其神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王世贞也承认，李攀龙的乐府诗“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艺苑卮言》）。又如他的散文“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时常有意诘屈其词、涂饰其字，读之赘牙戟口，也无甚佳作。

但李攀龙头脑比较清醒，“资地本高”、“才力富健”。当他稍能面对现实、抒写内心真切感情时，也能创作出一些较好的诗章。他有时也要感时伤世、忧念旱灾：“地胜纡王事，年饥损吏才。难将忧旱意，涕泣向蒿莱”（《广阳山道中》），有时则面对潦水感慨万端：“潦水阴相积，萧葭晚自寒。大夫方跋涉，天步属艰难”（《赵州道中》）。他有时还要抒发自己宦海浮沉的哀怨和牢骚，同时表现向往隐居的闲情逸志。如《冬日登楼》、《九日登楼》、《和余德甫江上杂咏》等，这些诗虽然取材也还嫌狭隘，但的确有一定真情实感。

在李攀龙的各体诗中，以七律和七绝较优。其七律声调清亮、词采俊爽。他以“金牛忽见湖中影，铁骑初回海上潮”（《与子与游保俶塔同赋》）来勾勒保俶塔下的西湖，以“浮沤并结金龛丽，飞窦双衔石瓮圆”（《酬张转运龙洞山之作》）来形容龙洞山的金龛和石瓮情况，虽嫌体物呆滞，但也还能传神。他以“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来表现南北奔波的布衣诗人谢榛，以“自昔风尘驱傲吏，还能伏枕向清秋”（《寄元美》）来刻画好友王世贞，也较形象。但其构思、用词多见雷同。他的某些七绝，也还写得自然，还能注意顿挫变化。如《和聂仪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意味隽永，静韵深长。沈德潜品评此诗说：“不著议论，而一切著议论者皆在其下。”

著有《沧溟集》30卷。

2. 曹丕的诗学观是什么

文以气为主。

作品介绍 曹丕《典论》一书失传，《论文》这一篇因被选入《昭明文选》而得以保存下来。 曹丕是汉魏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他撰写的文论著作流传于世的有两篇，一篇是《与吴质书》，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

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为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

《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他的《典论论文》虽短，却提出了下列有关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问题： 文学作品的功用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

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

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

作家修养和作品风格 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

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典论·论文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

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

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

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不同文体特点、标准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

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

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 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

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 典论.论文（曹丕）之各异。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

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

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

“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文章“不朽”说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

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 ，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 ，相轻所短”。

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187年冬-226年6月29日），字子桓，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魏的开国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

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武帝曹操与卞夫人的长子。去世后庙号高祖（《资治通鉴》作世祖），谥为文皇帝，葬于首阳陵。

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与其。

3. 唐诗的具体发展过程

唐诗学发展史是叙述唐诗学的学术研究历史，文学史的学术史研究只有在注意到与其相关的各种文化背景和文化因素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描述其历史发展过程，才有可能合理地解释有关的文学现象.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是要将诗学与影响诗学发展的诸种社会文化因素作为一个整体，阐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诗学发展的综合影响.唐诗学发展史是叙述唐诗学的学术研究历史，从历代读者的阅读热情发展到历代文人对唐诗特质的自觉探求，这既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具有特殊意蕴的文化现象.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它是中国古代诗学史研究的一部分.但要解释唐诗学的形成、特别是唐诗学能够成为一项热门的学术研究史，问题却要复杂得多.也就是说，仅仅关心诗学本身是不够的.因为诗学现象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变革、文化传统、哲学思潮、学术思想、士人心态以及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会产生综合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术趋向和学术研究的方法.当我们研究唐诗学发展史时，不仅要理清唐诗学学术史的发展线索，而且应该揭示出唐诗学史得以建构的条件及其原因、解释唐诗学的发展何以呈现出今天这样的历史面貌而不是其它状态.笔者认为，文学史的学术史研究只有在注意到与其相关的各种文化背景和文化因素，才有可能比较客观地描述这个历史发展过程，才有可能合理地解释有关的文学现象；因此，唐诗学发展史的研究，必须同时阐述上述那些非诗学因素与诗学发展的有机联系，并把它们看成是唐诗学史体系建构的一部分. 一、关于唐诗学的存在基础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唐诗历来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如今随便走到书店里逛逛，还总能看到这个热潮的余波.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有人挑选有关唐诗的普及读物或唐诗选本.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笔者在香港街角书店的一堆畅销书里，发现一种新印的《唐诗三百首》赫然躺在《求职指南》和《心灵鸡汤》之间.这对一个长期从事唐诗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多少会有一丝凄凉之感.但不管怎么说，目前的街景至少说明，唐诗依然存在，即使隐去时代背景，作为一种审美积淀，也已经和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了.说来也怪，中国人对唐诗的热情为何经久不衰呢？清人赵翼早就说过：“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待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注：《瓯北集》卷28，嘉庆寿考堂本.）赵翼的时代距离李杜的时代已逾千载，但当时的唐诗读者依然人数众多，赵瓯北有点不满，主张当代人可以创新，不必老是嚼李白和杜甫.可是这“各领风骚”的建议似乎并没多少响应，《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蘅塘退士——孙洙与赵翼是同时代的人，在今天，赵瓯北的“知名度”未必超过孙洙，而孙洙的出名可以说是沾了唐诗的光.唐诗普及的程度是中国“正统”文学中其它样式无与伦比的.历代的唐诗选本仅算现存的，也不下三五百种，所以，唐诗的各类总、合集的编选，安全可以称得上一门很热的“选学”；自宋以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许多人对唐诗的保存、刻印、注释，以及对唐诗的作者、艺术等问题花大气力来研究，这种学问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独立的文学现象，它本身的存在以及发展也构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当有学者提出“唐诗学”的概念，学界立即首肯了“唐诗学”以及“唐诗学史”的研究价值.唐诗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要归功于唐诗的魅力.后代的普通百姓把唐诗作为启蒙教材，把习唐诗看作是中国人基本文化素质的体现.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正是表现了中国人这种传统的需求.也许和文人发议论有点相似，人们说话的时候，喜欢引几句唐诗，“出口成章”，引用一句，胜说千言万语.唐诗，这朵千年以前盛开的奇芭，能不断地引起后人的观赏兴趣，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唐诗的语言，作为一种情感符号，它融进了全民族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人们对它的理解是超越时空的，不需要掌握详尽的时代历史背景.很多诗句甚至不用注释，只要是中国人，只要受到过中国文化的熏陶，都能心领神会.例如，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唐诗的语言仍是一种艺术语言，有着很强的艺术概括力，是相当凝练的语言.它既是全民族共同的语言，同时也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水准，与一般的生活语言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唐诗的名句能在当代生活中继续作为交流的语言，传递信息.其次是共通的审美理想.唐诗的流传，与中国人千百年来审美传统的稳定性有关.中国人追求含蓄、朦胧、沉稳的美，追求恬静、超脱的诗歌意境.与西方的审美特性不同，中国人更偏重于欣赏委婉曲折、含蓄深沉的艺术，讲究绵里藏针的机智微妙和尺幅万里的浓缩，而总是不太喜欢一泻千里的铺张以及溢于言表的直抒情怀.例如，有人批评柳宗元《渔翁》的最后两句“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有蛇足之嫌.正是因为这两句恰恰点出了全诗所追求的境界——一种企求超脱的悟.诗学史上有过相当激烈的唐宋诗优劣之争，就是如何保持并平衡传统审美理想的反映.钱钟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

4. 沧浪诗话诗辨的主要诗学观点有哪些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

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

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

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

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

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

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吾评之非僭也，辩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

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

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 傥犹於此而无见焉，则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

[1]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

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

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 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后舍汉魏而独言盛唐者谓古律之体备也）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