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主情宋诗主理

1. 为什么宋诗主理

《全宋诗》收入约一万名作者的约二十万首诗作，在这些作品里，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宋诗主理，强调义理思辩，与汉唐的注重章句训诂学风有所不同。其原因何在？

赵宋王朝结束五代割据，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为进一步巩固统治，它以割据混战的事实否定了李唐“儒道并重”的思想，重新认识到“独尊儒术”的重要性。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儒学革新”，而形成一套体系严密的程朱理学。被称为“道学”或“理学”的这种新儒家思想，为封建制度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也鼓舞士人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并在自然科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提倡理性思辩。宋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

成为思想界之主导者的理学家、道学家极力排斥文学，甚至宣传“作文害道”，激进者如石介（1005-1045）更是视文学为威胁儒家思想之异端。而文学家一般并不反对“道在文先”、“道本文末”的规定，欧阳修（1007-1072）宣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颇具影响的欧苏等文学大家接受了诗歌政治化、道德化、议论化、理趣化的主张。文学的独立性遭到抹煞。宋诗渐已变为“载道”宣理的工具，“率语录讲义之押韵耳”（刘克庄（1187-1269）《跋恕斋诗存稿》）。

从一个方面看，宋与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外有边患危机，内部接连爆发农民起义、军卒暴动，国家财政岌岌可危，局部的、阶段性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接踵而来。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赋予宋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积极用世的精神。他们一般不再沉迷于政治幻想，而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政治的关心也引导文学关怀政治，出现了文学政治化的倾向。一些人运用诗歌宣传政治主张，议论时事。而一旦仕途受挫，又会以诗歌去书写自己深沉的人生体会。

为应付严重的内忧外患，宋代地主阶级从事数次政治革新，各种尝试均未奏效。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的政治斗争却十分激烈，北宋的庆历新政（1043-1045）只推行两年便因其他政治势力的反对而宣告失败，熙宁新政则引发了官僚集团内部新旧党之间的长期争斗，王安石两次被免。南宋有秦桧、岳飞等的和战之争。在政争、党争中，关怀现实的文学也随之成为有力的斗争工具。以诗干政之风一度盛行。著名的“乌台诗案”（1079）即与苏轼（1037-1101）涉嫌批评新法有关。

另外，宋代城市经济和商业活动的空前繁荣以及四大发明等科技的发展，也使得文人思想渐趋商业化、实用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学的艺术追求。这是宋诗主理的重要经济原因。

总之，兴盛的唐王朝赋予诗歌感性化、热情澎湃、满目锦绣的形象，而危机四伏的赵宋则只能赋予诗歌理性化、自然平淡、意在言外的形象，也显得更为冷静，更为透脱。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看，唐诗已出现过极盛的局面，而宋诗处在唐诗之后，也只能寻求另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尽管宋诗不无好议论、喜说教、缺乏生动性、形象性等缺陷，但宋诗的总体艺术成就仍高于此后各代。宋诗的挑剔性、排斥性（宋人以为“诗主理，词主情”），客观上促使了宋词的壮大。应该说，宋词才是宋代最璀璨夺目的文学艺术形式。

2. 为什么宋诗主理

《全宋诗》收入约一万名作者的约二十万首诗作，在这些作品里，一个鲜明的特色是宋诗主理，强调义理思辩，与汉唐的注重章句训诂学风有所不同。

其原因何在？赵宋王朝结束五代割据，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为进一步巩固统治，它以割据混战的事实否定了李唐“儒道并重”的思想，重新认识到“独尊儒术”的重要性。

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儒学革新”，而形成一套体系严密的程朱理学。被称为“道学”或“理学”的这种新儒家思想，为封建制度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也鼓舞士人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并在自然科学和学术研究方面提倡理性思辩。

宋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成为思想界之主导者的理学家、道学家极力排斥文学，甚至宣传“作文害道”，激进者如石介（1005-1045）更是视文学为威胁儒家思想之异端。

而文学家一般并不反对“道在文先”、“道本文末”的规定，欧阳修（1007-1072）宣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颇具影响的欧苏等文学大家接受了诗歌政治化、道德化、议论化、理趣化的主张。

文学的独立性遭到抹煞。宋诗渐已变为“载道”宣理的工具，“率语录讲义之押韵耳”（刘克庄（1187-1269）《跋恕斋诗存稿》）。

从一个方面看，宋与辽、西夏、金等政权长期对峙，外有边患危机，内部接连爆发农民起义、军卒暴动，国家财政岌岌可危，局部的、阶段性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接踵而来。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赋予宋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积极用世的精神。

他们一般不再沉迷于政治幻想，而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政治的关心也引导文学关怀政治，出现了文学政治化的倾向。

一些人运用诗歌宣传政治主张，议论时事。而一旦仕途受挫，又会以诗歌去书写自己深沉的人生体会。

为应付严重的内忧外患，宋代地主阶级从事数次政治革新，各种尝试均未奏效。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的政治斗争却十分激烈，北宋的庆历新政（1043-1045）只推行两年便因其他政治势力的反对而宣告失败，熙宁新政则引发了官僚集团内部新旧党之间的长期争斗，王安石两次被免。

南宋有秦桧、岳飞等的和战之争。在政争、党争中，关怀现实的文学也随之成为有力的斗争工具。

以诗干政之风一度盛行。著名的“乌台诗案”（1079）即与苏轼（1037-1101）涉嫌批评新法有关。

总之，兴盛的唐王朝赋予诗歌感性化、热情澎湃、满目锦绣的形象，而危机四伏的赵宋则只能赋予诗歌理性化、自然平淡、意在言外的形象，也显得更为冷静，更为透脱。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看，唐诗已出现过极盛的局面，而宋诗处在唐诗之后，也只能寻求另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尽管宋诗不无好议论、喜说教、缺乏生动性、形象性等缺陷，但宋诗的总体艺术成就仍高于此后各代。宋诗的挑剔性、排斥性（宋人以为“诗主理，词主情”），客观上促使了宋词的壮大。

应该说，宋词才是宋代最璀璨夺目的文学艺术形式。

3. 宋代苏轼的“言理”诗有哪些

苏轼写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哲理诗。

苏轼写了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首诗很久不被人重视，有人注意了，却是一片斥责声。清代才子、文学批评家纪晓岚说："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他甚至以质问的口气说："千古诗集，有此体否？"在纪晓岚看来，没有这种体，当然也不是诗。其实正是这"无此体"，看出苏轼的创新精神。

有一部佛门经书叫《椤严经》，书中说："譬如琴瑟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段话很精彩地说明一个哲学道理：只有主观和客观相统一，才能成功。苏轼把它妙化入诗，更进一步，琴声也不是源于妙指，而是来自内心，琴者即心声。物我融合，才是佳境。

我们再看大家非常熟悉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有新思想，这种思想前人有过，却没有说过，苏轼说出来了。要知道世上多少事，想到容易做到难。有些人三岁想到的事六十岁也未必做到。由此看来，苏轼这首诗是"以议论入诗"的典范，是宋诗的一种革新。这正是苏轼哲理的价值所在，或者说是苏轼的功劳。"唐诗主情，宋诗主理"，既然要说理，就得"以文入诗"，因为诗写情，文说理；既然要说理，就得"以议论入诗"，因为不议理不明。自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发难，到清代这七百年间，不少学者批评宋诗"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觉得没有"诗味儿"了，苏轼反其道而行之，用自己的哲理诗维护了宋诗。

我们不妨再看一首《独觉》：

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里的"独觉"，暗指禅语，一语双关。即一个人只要悟透世界，了然于心，那么对于人生的凄风苦雨也就能安然处之，恬然对待了。

4. 讲明道理的诗句

1、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

2、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

3、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焕《登鹳雀楼》）

4、沉舟侧畔千帆过，并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5、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

6、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7、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

8、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9、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等飞来峰》）

10、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

11、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

12、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

13、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离别》）

5. 唐诗与宋诗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诗中有画”是诗词创作的高境界，也是诗词评论中常用的褒扬之辞。

这里的诗中这“画”大体上蕴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形体，二是色彩。李清照照词《醉花阴》中“人比黄花瘦”之句，以人比黄花，不但有形，而且有色，既描绘了憔悴的面色，又刻划了娇弱的体态。

用黄花的形色作比，把闰中少妇憔悴、娇弱、病态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诗人把“形”与“色”统一于一体，创造了浑然一体的诗词画意。

本文试图略去诗词中有关形体的刻划，单纯对其色彩加以品评。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诗词中生动的形体刻划影响我们对色彩的品味，另一方面暂时放置“形体”不论，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诗词中有关色彩描绘的丰富内含和艺术魅力。

一、两类色彩，风格各异。唐宋时代的诗人十分注意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色彩，并在作品中把这些色彩生动地表现出来。

他们不像画家那样把色彩直接铺陈在读者面前，而是通过对于色彩的描绘和形容，通过读者的想象，间接地把动人的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总观诗人笔下描绘和形容色彩的词，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用以描绘和形容有明确色相的色彩的词。如：赤、红、橙、蓝、紫、黑、白等。

这类词每一个都表现了明确而固定的色相。不论是单独出现，还是同别的词组成其它语汇，这类词所表现的色相都有是固定不变的。

无需依靠上下文义来判断。例如： 1、“飞红万点愁如海。”

（秦观《千秋岁》） 2、“朱门酒肉臭。”（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3、“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过零丁洋》） 4、“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 5、“一行白鹭上青天。”

（杜甫《绝句》） 6、“霜黄碧梧白鹤。”（杜甫《暮归》） 7、“春来江水绿如蓝。”

（白居易《忆江南》） 8、“黑云压城城欲摧。”（李贺《雁门太守行》）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这类描绘色彩的词不论在什么环境中，其色相不变。

第二类是用以描绘和形容没有固定色相的色彩的词。这类词所描绘的色相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各不相同，要根据上下文意来判断。

如：青、绿、碧、苍、翠等词。例如： 1、“青”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不同的色相。

“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其中青为蓝色；在“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青为灰蓝色；在“点溪荷叶叠青钱”（杜甫《漫兴》）中青为石绿色；在“山外青山楼外楼”（林升《题临安邸》）中青为灰绿色；而在“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中青则为黑色。

2、“碧”在不同语境中表现的色相也是各不相同。“便引诗情到碧宵”（刘禹锡《秋词》）“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明月不归沉碧海”（李白《哭晁卿衡》）“闲来钓碧溪上”（李白《行路难》）“万里浮云卷碧山”（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映阶碧草自春色”（杜甫《蜀相》）这些句子中碧空、碧水、碧山、碧草所描绘的色相各异。

碧空描写蔚蓝色的天空；碧水形容澄澈的绿水；碧山指的是翠绿的山峦；碧草即是嫩绿的青草。碧字所描绘的具体色彩，只有品味全诗方可领会。

3、“翠”字在“翠掩重门燕子闲”（郑会《题邸间壁》）中为绿色，而在“燕姬翠黛愁”（杜甫《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中则为浓黑色。 4、“苍”在色相的表现上更为宽泛。

“应怜屐齿印苍苔”（叶绍翁《游园不值》）“两鬓苍苍十指黑”（白居易《卖炭翁》）“高标跨苍穹”（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日暮苍山远”（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寒山转苍翠”（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此五句中苍字所表现的色相各不相同。总观上述两类词在诗词中的具体运用，会让人明显地感觉出不同的色彩风格。

第一类词表现了明确色相，产生出一种明快、清爽的色彩效果。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的独特感受和强烈的激情。

红、黄、橙、蓝、紫等每一个词都浸透了诗人的心绪。第二类词与第一类词相比显得曲折含蓄、耐人寻味。

在苍、翠、青等词汇的运用上，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这类词像是寄托了某种弦外之音，造成一种细腻、繁复、微妙的色彩效果，以其丰富的节奏韵律创造了另一种美的境界。

二、两种手法，各显千秋。唐宋诗人描绘色彩的手法是各不相同的。

如同画家用同样的颜料画出不同风格的作品一样，其手法是丰富多样的。这里把唐宋诗人描绘色彩的典型手法粗略地归纳为两种，并加以简单地分析。

一是对比调合法。这是唐宋诗人运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描绘色彩的手法。

这种手法的最大特点是强调生活中各种色相的个性。根据色相之间的对比程度，我们可以把这种手法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强烈对比，即不同色调的色彩对比。 “千里莺啼绿映红”（杜牧《江南绝句》）中“红”对“绿”，“紫蝶黄蜂俱有情”（李商隐《二月二日》）中“黄”对“紫”‘“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绝句》）中“白”对“青”，这些不同色调的色彩都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又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其中莲叶和天色形成一个绿色的调子，而荷花和落日又形成了红色的调。

6. 唐诗和宋诗的区别和联系

通常区分唐、宋诗，除了时代概念以外，则还指风格。风格当然与时代有关，不能几械的用时间段来划开；唐诗从韩孟诗派起下启宋调，而宋朝也有传承唐音者，比如宋初的白体和西昆体。就总体而言，唐宋诗风颇有不同，自宋以后直到近代，我国古典诗歌的风格，一般都没有超出过唐、宋诗这两大类的范围。

《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举一个例子说明，比如李白的《洞庭湖》（之一）：“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天南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此诗只是写洞庭西望之所见，信手拈来，毫不着力，读来的确是蕴藉空灵，情在景中，这是以韵胜。

再看黄庭坚的《题郑防画夹》（之一）：“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 这首诗前三句写的是湖中景致及景色之动人，待到诗人欲买舟一游时，方明白并非真景，原来乃是画。前三句的烘托作势，目的全为闪出最后一句，足见颇费匠心，深折透辟，即以意胜。

唐诗重韵致，所以大都情景交融，或情寓景中。又如像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四句均写景，并无特别深意，然其中洒脱高远，读者自能体会；其美全在情辞。这便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讲的“不涉理路，不落言诠”。

而同是写庐山，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便不尽相同，前两句还是写景，但后两句却是议论，不过正因有此议论，更能让人充分领略到庐山的峰回路转。清人赵翼评论道：“庐山名作如林，若再实做，断难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于以偏师取胜。”

的确，本诗与李白诗相比，意思较为深刻，以气骨见长；但情辞之丰腴则有所不如了。苏轼此诗的意义还不仅于此，读者还可从中领悟到深刻的哲理；而这也是宋诗的特色之一，即富于理趣。

至于富理趣，唐诗中本有，像王维的《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诗人只是叙事写景，松风山月、解带弹琴，均可资以悟道。最后以不答作答，耐人寻味。理寓于景，意在言外，这是唐诗说理的特色。

而宋诗说理的特色，则可以照看黄庭坚的《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乐园二首》（之一）：“万事同一机，多虑即禅病。排闷有新诗，忘蹄出兔径。莲花出淤泥，可见嗔喜性。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相对上一首而言，二诗其实含义相同，但黄诗在写法上较为曲折，说理更加透辟；只不过言尽句中，论到含蓄则有所不如了。

在说理诗上唐、宋诗各有各的特色，写景诗亦然。再如像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北风卷地百草折），虽然极尽描摹之能事，但款款道来，数换韵脚以作停顿，步骤合拍。宋诗中例苏轼的《百步洪》（长洪斗落生跳波），效仿韩愈《送石处士序》中的比喻手法，一气呵成，使人应接不暇；且中间不换韵脚，大有直下之势。诗的优美与文的流畅兼有，写作技巧可说比岑诗有进步，但不免失之急迫，没有唐诗的雍容之态。

宋诗不仅在章法上，在音调上也一改旧观，多挺拔瘦劲，以黄庭坚诗为代表，与唐诗的浑雅之音迥异。此外，严羽曾指摘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实际这也正是宋诗区别于唐诗之处，是宋诗的一大特点。

宋人既求新求变，于是天地万物、嬉笑怒骂皆入文章，独辟蹊径。而唐诗中香草美人、男女情辞，在宋诗中却很少能见到；这主要是唐末出现并在宋代发展起来的词，其体裁形式适于言情，故宋人的这类情感大多转注到了词中。

唐、宋诗的孰优孰劣历来纷争不止，褒贬取舍因人而异。宋诗的长处在于技法上较唐诗有所进步，以及题材的扩大，不过文学技巧越是进步，天籁自然越失，难免露出斧凿之痕，失却雍容浑厚之美，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而与此同时，若一味求新求变、求深求险，一但无新意所得，只好留意于字句之间，舍本逐末，便有损诗境，因辞害意。而宋诗不及唐诗之处也正在于此。

就文学的发展而言，贵独创而不贵拘泥，宋诗人在唐诗已然兴盛至斯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穷则思变，于是开辟新境，涉足唐人未到之处，另创一格与唐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元明之后，诗尽管也有所变化，却均越不出这两大派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