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歌的特点

苏轼作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其诗歌有着鲜明的特点。

其一、说理中显趣味——一理趣取胜。

宋代诗歌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理，而苏轼却是一说理大家。

所谓理趣，大体上就是诗中所含之理富于生机与灵气，即宇宙、社会、人生的哲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

诗人眺望庐山，看到山岭连绵，峰峦环列，高低巍峨的景象，横看、侧看、远看、近看，视觉不同，看到的情况各不相同。

于是作者想到，人们之所以认不清庐山的真面目，就因为身在庐山之中，只看见庐山的一个局部，或被某中现象所迷惑。

这也就告诉我们：凡是主观片面，各执一端，都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想见到真相，需要走出自身局限，从搞出全面洞察。

全诗融景物、感情、哲理于一体，是一首不朽的哲理诗。

苏轼诗的理不是直截了当的说出来，而是通过形象表现出来，让读者通过作品的形象去感受、联想后，然后悟出一些新颖而深邃的哲理。

又如他的《和子由渑池相会》：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首诗表达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怅惘和往事旧迹的深情眷念。

前四句比喻生动奇妙，单行入律，一气呵成，后四句再以所闻所见所忆的情景深化“雪泥鸿爪”的感触，使前后两部分紧密相连、虚实相生。

全篇带有普遍性的人生体验，蕴涵深邃的人生哲理，古能动人深情又发人深思。

其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苏轼的诗既具有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具有李白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其现实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和对穷奢极欲的统治者的不满。

他的《李氏园》揭露了官僚贵族兼并土地的罪行，他们为了建筑“美园圃”不惜“夺民田”，“破千家”。

苏轼的《荔枝叹》揭露了官僚为了“宫中美人一破颜”，不惜造成“惊尘溅血流千载”的丑态与罪行。

苏轼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次表现在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上。

苏轼主张抗击辽和西夏，在他的诗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去可汗。”（《答陈季常惠一揞巾》）表现了他愿意效命疆场的豪情壮志。

苏轼时常关心边事，因此，每当他得知边境告捷，常常表现出由衷的高兴。

如：“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池八尺龙。

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

牧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放（一作皆。

）春容。”（《闻洮西捷报》）写熙宁五年（1072）洮西大捷。

又如元皊二年（7087），擒获吐蕃首领鬼章，苏轼写诗称颂道：“坚垒千兵破,连航一炬烧。

擒奸从窟穴,奏捷上烟霄。”但他也清醒地告诫说：“羌情防报复，军胜忌矜骄。

慎重关西将，奇功勿再要。”（《获鬼章二十韵》）

苏轼一向认为，山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他时时想着要做大自然的欣赏者，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注在大自然身上；他从大自然中获得了乐趣，浪迹山水禅寺，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的哲理，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浪漫主义精神。

他在应试的答卷《咏怪石》中写道：“谁知兹市石本灵怪，忽从梦中来我前，骇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席之端。”　　写怪石向苏轼托梦为自己辨解，实际上是苏轼借怪石之口热烈歌颂怪石的高贵品质。

这表明苏轼从青年时代就具有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精神，也可见他高燃的理想火炬。

其三、豪放风格与婉约风格相结合。

北宋时期，诗词以婉约而著称，而苏轼则开创了豪放派诗词，因而在他的诗中，主要是以清雄旷放的豪放风格，同时又兼有婉约等多种姿态。

正如刘克庄所评：“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阖，千变万化。”（《后村诗话》）

看苏轼诗《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诗中前两句翻用刘禹锡《看牡丹》诗“只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最后一句翻用杜牧《赠别》诗“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语意。

描绘杭州百姓观赏牡丹的欢乐氛围以及笑看其带醉而归的情形。

诗中描写出自己白发簪花的情态，赏花醉归，十里花街，珠帘半卷，佳人仕女，纷纷探头观看。

诗中“人”、“花”、“老”、“羞”四子有意重复，使音节回环往复，带有很强的婉约情调。

又如他的诗《月夜与客饮杏花下》，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等，更是婉约细密，幽微深远。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

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这是苏轼诗《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

从诗中感觉出有种笔墨淋漓，锋芒毕露，豪气喷薄的感觉。

而苏轼的词其豪放特点更甚于诗。

其四、品茶论禅，书写绘画。

禅宗美学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反映在苏轼的作品中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创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风格特点。

如苏轼的《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这是苏轼有名的一首禅诗，琴声既不在“琴上”，又不在“指上”，那么发自何处呢?诗人设问奇诡而并不作答(也无须作答)，诗中充满了“禅意”，其间之雅趣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

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对苏轼的影响。

苏轼既是诗文大家，又是绘画行家，这种通才的修养能让他以题跋的形式对绘画艺术作出精辟的总结。

如苏轼的《书吴道子画后》“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

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

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对吴道子的画进行了评论，可见其在书法绘画上的造诣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