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从弘治至隆庆（1488—1572）年间，诗文作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呈现一种稳定推进并趋向复杂的态势，出现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互相间有融合，亦有冲突。

贯穿于文学发展进程的主线，是在反对程朱理学、要求维护正常的人性、追求新的精神支点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文学逐渐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明代前期的文学，无论宋、王的“文道合一”论还是“台阁体”，都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基础。

明中期文学的进步，首先是对此进行有力反拨，以要求文学的独立性。

祝允明指斥宋濂的《文原》“腐颊烂吻，触目可憎”（《祝子罪知录》），态度十分鲜明。

针对前期文学以宋人为典范的立场，中期作家在反对宋代理学的同时，亦对宋代文学提出强烈的否定。

所谓“诗死于宋”（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宋无诗”（李梦阳《缶音序》），“宋儒兴而古之文废”（李梦阳《论学》），这些带有偏激的言论，都是由特定的时代心态所决定的。

他们提倡“复古”、标榜“古文辞”的理论，首先也要放在这一前提下来看待。

“古文辞”又是与科举“时文”相对立的概念。

如文征明在《上守溪先生书》中，清楚地表示了他不愿“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习”，鄙视借以猎取功名利禄的科场之文，而“时时窃为古文词”，“欲追古人及之”，纵使被世人讥笑为“迂”为“狂”，也“排群议为之不顾”。

显然，提倡“古文辞”意味着通过接续古代文学传统的轨道，寻回被僵死的八股文章所破坏了的生活情趣和丰富的精神活动。

既否定文学是“载道”或“政教”的工具，那么就必须对文学的性质重新作出界说；而把文学作为人的内在需求，便成为明中期许多作家的出发点。

李梦阳《诗集自序》中说：

“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

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谓之风也。”他在这里强调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

祝允明在《祝子罪知录》中也说：“文也者，非外身以为之也。

心动情之，理著气达。

宣齿颊而为言，就行墨而成文。

文即言，言即文也。”立足点也与前者相似。

当然，文学毕竟是一种艺术创造活动，纯自然不假修饰的语言并不能够直接成为“文学”，这一点祝、李他们不是不知道。

他们这样强调，意义在于反对把来之于“道”的约束强加于文学。

所谓“文即言，言即文”，和朱熹或宋濂所谓“文即道，道即文”，构成直接的对立。

要求文学表达自然之情，也即反对文学中的虚伪现象。

李梦阳的《空同子·论学》中一段文字，把载道之文显得丑恶的原因揭露得非常透彻：“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传志其甚矣。

是故考实则无人，抽华则无文。”由于为文出于“合道”的目的，作品中就看不到真实的人格，因而不成其为“文”。

综上所述，明中期的文学复古运动的现实出发点是十分明确的。

即使“复古”的口号本身反映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守旧心理，包含了严重的弊病，它在当时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为了摆脱程朱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