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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的河洛情结

    白居易的河洛情结

    白高来 白永彤

    洛阳龙门,两山对峙,郁郁葱葱;伊水中流,波光粼粼。

    西山是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东山头上,坐落着著名的香山寺,其北麓有一座琵琶峰,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年)就长眠在这里。

    一、近祖:根植河洛,故乡洛阳

    史书常称白居易为太原人,太原乃白氏之族望。

    到白居易的曾祖

    父白温,白家已搬到了陕西下邽(今属渭南)。

    白温在唐高宗时期和武则天大周时期做官,官至朝清大夫、检校都官郎中(均为朝官)。

    因高宗晚年长住东都和大周都洛,故白氏在洛阳也有一处相当规模的宅第。

    白温有六子,史书有记载的二子白鏻(白季康之父、白敏中之祖父)、六子白鍠(白季庚之父,白居易之祖父)及他们的家属后代都在这里居住生活过,这就是白居易诗文中多次提到的毓财里宅。

    白锽十七岁明经及第,先后任过鹿邑县尉、洛阳县主薄、酸枣县令等,最后是在巩县连任三考。

    白鍠在任洛阳县主薄时,娶了河南县尉薛俶之女薛氏为妻,他们一共生有五儿一女。

    白鍠后来连任巩县令时才把家搬到新郑,由此推断,其子女理当都在洛阳出生,并度过青少年时代。

    五个儿子四个做官的也都在河南府(洛阳)附近。

    由是,洛阳成为白温子孙们的第二故乡,毓财里白氏宅第留给他们的记忆比下邽故里那个家还要多,还要令他们难忘。

    二、青年时期:颠沛流离多磨难,洛阳家中得温暖

    唐大历七年(772年),白居易出生于新郑东郭宅,十一、二岁时,为躲避河南战乱,白季庚一家迁到了他徐州别驾任所附近的符离,白居易则只身寄居越中(当时有几位白氏族人在那一带做官)。

    白居易自十岁就长期奔波于洛阳、符离、衢州、襄阳间。

    洛阳有白氏老宅,还有他的几位长辈和同祖兄弟。

    白居易南来东去,到了洛阳就到了家;在洛阳家中,他和几位兄弟,“居则共被而寝,出则连骑而行。”(《祭乌江十五兄文》)白居易疲惫的身心在这里得到了温暖和抚慰。

    贞元十年(794年)五月二十八日白季庚病逝于襄州别驾任所,全家一下子失去了精神支柱和经济来源,对白家的打击是很大的。

    他们无力把季庚的灵柩运回家乡,只好权厝襄阳。

    白居易拟送弱母幼弟到洛阳暂住,后回符离守丧。

    贞元十三年(799年),父丧服满。

    次年春,白居易的长兄白幼文就赶忙赴任饶州浮梁县主薄,以微奉接济全家生活。

    白居易随后移家洛阳,接着也到浮梁去了。

    这一时期,白居易在洛阳以忧伤的心情写有以下诗文:《重到毓材宅有感》:“欲入中门泪满巾,庭花无主两回春。

    轩窗帘幕皆依旧,只是堂前欠一人。”这首诗写的就是白居易护送母亲回到洛阳毓财里,睹物思父,悲从心来的凄惨情景;《伤远行赋》写的是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从浮梁大兄白幼文处负米还洛一段故事:“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 ,分微禄以归养,命予负米而还乡。

    ……自鄱阳而归洛阳……”《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廖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这首诗描绘了白氏兄弟为战乱所迫,骨肉分离,流落各地,艰难谋生的景况。

    白居易出身世代读书人家,九岁谙识声韵,十岁解读书民,十五能属文,并始知有进士,因而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

    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

    (《与元九书》)。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苦读书换来功成名就:白居易十八岁时就写下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样的名句,得到朝中名士的廷誉。

    由于家贫且多变故(父死、守丧等),白居易二十八岁方从乡试,为宣歙观察使崔衍所贡,赴长安应进士考试。

    贞元十六年(800年)二月十四日,于中书侍郎高郢主试下,一举成名,以第四人及第,十七人中最年少。

    及第后,他迫不及待直奔洛阳。

    春风得意马蹄疾,惊喜报于亲友知。

    母亲喜极而泣,亲友笑得合不扰嘴,弟兄们表示以他为榜样发奋读书。

    两年后,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冬,白居易参加吏部的书判拔萃科考试,与元稹等同登第,同授秘书省校书郎 。

    从此走上仕途。

    白居易从进士及第到拔萃登第授校书郎两年多中,来往于洛阳、江南、符离间,在洛阳的诗作有《和郑方及第后秋归洛下闲居》《东都冬日会诸同年宴于郑家林亭》《冬日示敏巢》等诗。

    白居易在京城做官后,京城距其下邽故里仅百多里路,便于贞元二十年(804年)春,告了一段时间的假,畅游洛阳后,把符离和洛阳的家一起搬回故里--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

    三、晚年:定居东都洛阳,长眠龙门香山

    白居易步入仕途,特别是被授左拾遗、翰林学士后,便欲以“兼济天下”为已任,革除朝廷弊端,解除生民苦难。

    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 ,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又利用诗歌作武器,凡“难于直言者,辄咏歌之”。

    他的那些著名的讽谕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都是这时写作的。

    这些诗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权贵们“扼腕”、“变色”、“切齿”、(《与元九书》)。

    白居易也因此遭到权贵们的排挤和打击。

    元和十年(815年),唐军对割据淮西的吴元济攻势加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为阻挠朝迁用兵,派刺客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也受重伤。

    白居易首先上书请求捕捉盗贼以洗雪国耻,权贵们便以白居易越职言事为罪名,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在江州司马上任三年余,又被任命为偏远的忠州刺史。

    贬官和远离京都的寂寞生活,消磨了白居易的壮志。

    元和十五年(820年)夏,白居易被召回京城,先后任尚书司员外郎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等职。

    但白居易对君主昏庸、朝政日非、权贵们党争激烈、互相倾轧非常反感,不愿卷入其中,便请求外任。

    长庆二年(822年)七月,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后又任苏州刺史。

    在此期间,白居易“恤稳安疲民”,兴修水利,引湖水灌田,平治滥狱,做了不少于民有益的好事,深受苏、杭百姓的爱戴。

    长庆四年(824年),杭州刺史任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五十四岁的白居易回到阔别二十年的洛阳,就决意把洛阳作为终老之地,遂倾其家资,外加两匹马,买下故散骑常侍杨凭的履道里宅第。

    后来,虽然在苏州刺史任上一年多,调回京城又出任过秘书监和刑部侍郎,但他始终对朝中的“党争”怀有戒心,念念不忘避祸远害,便于大和三年(829年)春,辞去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回到洛阳,是年五十八岁。

    再后来,白居易又做过一任河南尹和一会太子宾客分司,最后是太子少傅分司东都。

    会昌六年(846年)八月,七十五岁的白居易病逝于履道里家中,家人尊其所嘱,将其安葬龙在门山琵琶峰。

    由于先祖和青年时期与洛阳的缘分,白居易选定洛阳作为其终老之地,并买下了竹木池馆、岛树桥道齐备,有林泉之致的履道里宅第。

    随后,由他亲自设计,对宅园进行了多次修缮改造,使之成为当时的东都名园,成为后世园林家们研究和推崇的园林佳作。

    白居易履道里宅园的造园艺术在我国和日本等国造园史上都有一定影响。

    定居洛阳的白居易钟情洛阳的山山水水,“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醉吟先生传》)。

    他曾两游嵩山、少林寺,三游济源天坛、枋口;洛城外的龙门、香山寺,他常游常往;洛城内的五凤楼、天宫阁,他多次登临;洛水上的天津桥、魏王堤,他时常漫步信游。

    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依然攻诗不辍,笔耕不息,这一时期诗文作品的数量约占其一生作品的三分之一以上。

    他还多次整理自己的诗集。

    会昌五年(845年)五月,诗人病逝的前一年,他对自己的诗文集进行了最后一次整理,让侄儿和家人把它分抄五本,并亲手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其中三本留存在洛阳:一本存圣善寺,一本付侄儿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

    (《白氏文集后记》)在此之前,开成五年(840年),诗人把回到洛阳十二年所赋的八百首诗,合为十卷,纳于龙门香山寺经藏堂。

    晚年的白居易“兼济”之志并未泯灭。

    有一年夏天,天气酷热,“头痛汗盈巾,连宵复达晨”,爱酷热煎熬的诗人在这时想到了农民,“朝客应烦倦,农夫更苦辛”(《苦热》)。

    又有一年冬天,家人为其缝制一件绫袄,他穿在身上,颇不自安,特意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意愿:“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

    晨兴好拥向阳坐,晚出宜披踏雪行。

    鹤氅毳疏无实事,木棉花冷得虚名。

    宴安往往欢侵夜,卧稳昏昏睡到明。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白居易在耆耋之年,仍尽其所能地为洛阳及后人办了两件大好事。

    一是大和六年(832年),用给老友元稹写墓志的六七十万贽钱,重修了香山寺,历三月而竣工。

    诗人有(《修香山寺记》)和《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记之》。

    二是会昌四年(844年)主持疏浚、开凿了龙门南的八节滩和九峭石,为过往的船工消除了痛苦和危险,使他们再也不用“大寒之月,棵跣水中,饥冻有声,闻于终夜”了。

    诗人为此作诗二首,其一云:“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

    夜舟过此无倾复,朝胫从此免苦辛。

    十里叱滩变河汉,信寒阴狱化阳春。

    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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