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正逢京剧大师梅兰芳（1894—1961）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在传统文化中谓之“双甲子”，梅先生之子、梅派艺术掌门人梅葆玖将带领梅派弟子，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重走梅兰芳巡演之路。

梅葆玖1934年出生于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后去北京定居之前，他一直随父母居于思南路寓所。

在上海的二十年是梅兰芳艺术的巅峰时期，也是梅葆玖接任梅派传人的重要时期。

初到上海：脾气不随能耐长

1913年，梅兰芳初到上海，演出的第一站是在张园举办的堂会。

王凤卿和梅兰芳两人的《武家坡》珠联璧合，赢得了与会的上海新闻界、金融界、文艺界名流的一致叫好。

之后又在丹桂第一台演出了《彩楼配》《玉堂春》《穆柯寨》等戏，三天打炮戏演下来，一炮而红。

于是，王凤卿向剧院老板推荐让梅兰芳试试大轴（最后一出戏）。

11月16日梅兰芳大轴演出《穆柯寨》大获赞誉，约期一个月的演出又延长了半个月。

当时的剧评称“梅兰芳之青衫，亦为都中第一流人物，色艺之佳，早已名满都下”。

那时戏班里有这样一句话：“脾气随着能耐长。”可梅兰芳的“能耐”都那么高了，脾气却不见长。

《戏剧报》曾评说：“梅兰芳重戏德的美名，是梨园行中和观众中有口皆碑。”这一点，梅葆玖深有体会。

有一次梅兰芳要演《嫦娥奔月》，不料管道具的刘师傅因家里有病人，思想不集中，等到嫦娥要出场时才想到花镰花篮忘在家中了。

后台顿时乱成一团，因为离上场只有几分钟了。

梅兰芳沉着冷静地说：“刘师傅，你马上坐我的汽车回家去拿，大家不要着急，场上由我来应付。”

等刘师傅取来花镰花篮已经开演二十分钟，台上扮演嫦娥的梅兰芳正唱到慢板第三句“翠袖霓裳以换罢”，工作人员遵照梅兰芳的吩咐，把花镰花篮暗地里送到场上桌的正中。

他在唱末句“携篮独去采奇花”，边唱边用手指着花篮，接着表演下去。

这场演出虽没有按老演法嫦娥一出场便用花镰挑起花篮，但观众并没有看出其中的破绽来。

在梅葆玖眼里，“无论在生活中，还是演戏时，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要求别人迁就自己，不为自己方便而妨碍别人，处处为别人打算”。

定居思南路：房子不要太讲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梅兰芳举家从北京迁居上海。

他和太太福芝芳先来，住在法租界的沧州饭店。

沧州饭店又叫沧州旅馆，是现在南京西路一千二百二十五号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的前身。

梅葆玖回忆说，当时几个小孩子的身体都不太好，三哥更是在北京感染上白喉后夭折的。

所以父亲很担心，决定先搬到上海住。

事实上，是第二年在天蟾舞台的一场赈灾义演促使梅兰芳下决心把孩子也接过来。

那天，义演发起人老报人史量才在后台对梅兰芳说了这样一番话：“近得消息，日本军阀将占领北平，溥仪入关，重回紫禁城，老兄将成为内廷供奉矣！”

梅兰芳当时报以苦笑，回到沧州饭店后即嘱咐福芝芳趁早车返北平，将子女接到上海。

他自己则开始在上海托人寻觅住房。

当时梅兰芳提出的要求是“地段不要太热闹，房子不要太讲究”。

几经选择，最后租下了湖南籍政要程潜在马斯南路一百二十一号（现思南路七十八号）的一幢中档花园洋房。

梅兰芳之所以低调置业是有原因的。

那次梅兰芳在上海唱红之后回京，家里亲戚朋友都围着他询问上海的风俗景物，他就兴奋地讲给大伙听。

事后，始终端坐一旁倾听的老祖母对他说：“咱们这一行，就是凭自己的能耐挣钱。

看着别人有钱有势，吃穿享用千万别眼红。

勤俭才能兴家，你爷爷一辈子帮别人，照应同行就是给咱们这行争了气。

可是他自己非常俭朴，从不浪费钱。

你要学你爷爷的会花钱，也要学他省钱的俭德。”老祖母的一席话说得梅兰芳十分动容，直到后来他成为京剧界的一代宗师，仍将节俭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标准。

所以虽然自梅葆玖记事起，父亲就已经是驰名中外的京剧艺术大师了，但全家人并不因此过着奢侈的生活。

他回忆说：“我们家一直沿袭老北京的习俗，午饭常吃炸酱面，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新中国成立后。

父亲看到我们兄妹身体发育得都很结实，就说你们长得又白又胖，这可是吃炸酱面的功劳啊。”

梅兰芳不仅在饮食方面不讲究，着装上也很简单。

梅葆玖记得，父亲只在外出开会、访友和赴宴时才换上西服或中山装，平常在家穿着很随便，天热时一身棉布格子衣裤，天凉时就披一件破旧的夹袄。

梅兰芳逝世后，福芝芳把他生前穿的一件黑色对襟中式皮袄给了梅葆玖。

奇怪的是，梅葆玖穿上时总能闻到一股腥味儿。

翻开里子仔细一看，这件皮袄原来是用未经加工的生羊皮做的。

这种皮子价钱便宜，穿在身上很重。

论经济条件，父亲并不是买不起一件质量好的皮袄。

思南路上那幢普普通通的小洋房成了梅兰芳在上海的二十年舞台生涯中不曾改变的“后台”。

一切安排妥当后，梅兰芳迎来了他戏剧艺术中炉火纯青的时代。

拜师学艺：艺术是相通的

梅兰芳定居上海后，梅剧团仍留在北平，每年去上海或外埠演出一次。

上海是一座中西文化交会的城市，世界各地的艺术形式竞相涌入，好学的梅兰芳可谓如鱼得水。

梅葆玖透露说，父亲的勤奋是有缘由的，谁能想到这个一代大师居然曾被他的第一位老师认定为“祖师爷也不赏饭吃”的庸才！

北京城的梅家是梨园世家。

梅兰芳作为梅家的单传，理所当然是要学戏的。

八岁那年，家里把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请来，给梅兰芳说戏。

那时的开蒙戏无非是《二进宫》《三娘教子》一类的老腔老调。

朱先生把那几句老腔教了多时，梅兰芳竟还不能上口。

见这孩子学戏慢，相貌也平常——小圆脸上两只眼睛呆滞无神，眼皮还总是下垂着，朱先生就很武断地扔下一句话走了。

当时，他说的是“祖师爷没有赏你这碗饭吃啊”！

这件事情对幼年的梅兰芳触动很大。

他看着体弱多病的母亲，想到梅家只有自己一个男孩，无比沮丧。

同时他也下定决心，非要吃上祖师爷给的这碗饭不可。

20世纪30年代，而立之年的梅兰芳已经声名大噪，但他依旧将“勤能补拙”的信念坚持了下来。

当时梅葆玖还在震旦附中读书，印象中每周有两个下午，父亲都会在家里学习英语。

他秉承京昆不分家的理念，向俞振飞学习昆曲。

俞振飞也很起劲，每天都会去思南路给梅兰芳上课，有时还和许伯遒一起带了笛子来拍曲、度曲。

梅葆玖回忆说：“当年，俞振飞跟我父亲一起演了不少戏，后来我跟俞老合作过一次，很难忘。”至于梅兰芳的绘画老师，则是画师汤定之，梅兰芳跟着他学画松梅。

梅兰芳画工不错，1947年还在上海开了个人画展。

梅兰芳认为艺术都是相通的。

20世纪30年代，他去美国和俄罗斯巡演，带回了当时最红的美国女高音和俄罗斯男低音的唱片。

梅葆玖回忆说：“我父亲让我听，告诉我女高音的高和男低音的低，他们的奥妙在哪里。

还有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的唱片，他都有。

他一直在考虑怎么吸收别的艺术的长处。”

梅兰芳喜欢话剧，与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和北京著名的编剧欧阳予倩都是好朋友。

1936年卓别林到上海的那次，梅兰芳还请他去看了马连良的戏。

梅兰芳还喜欢电影，经常带儿女们去看奥斯卡获奖电影，后来他自己还拍了一部电影。

1948年底，应导演费穆之邀，梅兰芳主演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影片改编自梅兰芳在天蟾舞台唱红的同名曲目，所以是一部戏曲片。

费穆的初衷是用彩色来表现京剧的声、色、乐、舞，怎奈当时技术条件尚不成熟，拍得并不理想。

片子拍出来后，梅兰芳开玩笑说，他第一个冲动，就是要把这个片子扔到黄浦江里去。

移居香港：开始蓄须明志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梅兰芳安定的生活被打破了。

他只能在洋房之外的很小一块区域活动，并不时受到日、伪分子和地痞流氓的骚扰。

日伪想借梅兰芳“第一名旦”的影响力粉饰太平，几次要他出场在电台讲话，但均遭拒绝。

于是，梅兰芳开始有了离开上海的念头。

他给日本人带口信说要外出演戏，暗地里为赴港做着各种准备。

他一方面借冯幼伟到港公干之便请他预先安排，另一方面委托交通银行驻香港分行的许源来代为与香港“利舞台”联系赴港演出事宜。

因此，从表面上看，梅兰芳此次赴港是应“利舞台”之邀，实际上是他预先安排请“利舞台”出面邀请，以便有个名正言顺地离开上海的借口。

1938年，梅兰芳携家眷“应邀”率团赴港演出。

演出结束，梅剧团成员北返，梅兰芳全家却在香港住下了。

梅兰芳对香港并不陌生。

因为早在1922年的时候，他就应香港太平戏院邀请，率领独自组建的“承华社”剧团一百四十余人到香港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演出。

梅兰芳到达香港之前，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接到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的一封信，特别关照要对梅兰芳多加照拂，理由是梅兰芳“平时对于促进中英两国之间的友谊多有尽力”。

司徒拔不敢怠慢，立即下令警察署，全程保护梅兰芳。

梅兰芳到达那天，九龙码头人山人海，除了荷枪实弹的大批警察外，更有闻讯而来的普通市民。

因为人太多，一时间造成港九之间的轮渡停运达数小时。

之后梅兰芳又先后两次率团赴港。

然而，这一回情况却大大不同了。

梅兰芳带着全家人隐居在干德道半山腰上的一幢四层公寓（二层八号）里，一住就是四年。

在此期间，他在香港演出了《梁红玉》及以反侵略斗争为主题的《抗金兵》和《生死恨》等剧，鼓舞人们的抗敌救国热忱，激励抗战斗志。

1941年秋，梅兰芳思念内地亲友，也隐隐觉得香港不是久居之地，便找冯耿光商量，去哪里为好。

冯耿光建议他去桂林，并安排信托中国银行桂林分行的经理陈隽人安排住房。

等到陈隽人回信告知安排妥当后，梅兰芳就兴奋地去买了机票。

然而，就在这当口，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1941年12月8日清晨，梅兰芳一家被炮声惊醒。

之后，日军围攻香港十八天，烧杀掠夺无所不为。

根据梅葆玖的回忆，有一次日本人的炮弹竟然落在了他们床上！这时，梅兰芳做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坚决不让用人过去排弹，而是让自己的儿子去排，说“要炸也炸自己人”。

对此，梅葆玖每每想起既后怕，又佩服父亲的这份仗义。

之后日军再轰炸，他们就躲到地下室去。

日军占据香港后，企图利用中国的名人出面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和“中日亲善”，以达到欺骗世界舆论的目的。

他们对匿居在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施以怀柔政策，派了一批谙熟中国文化的“中国通”出面对他们进行拉拢利诱。

于是，梅兰芳毅然决然蓄须明志——留蓄胡子，罢歌罢舞。

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

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梅兰芳从此深居简出，白天画画，练太极拳，打羽毛球，看报纸，集邮，还跟一位英国老太太学起了英语。

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就把收音机放在地毯上，收听重庆和延安的广播。

待到夜色深沉，他关紧所有的门窗，拉上特制的厚窗帘，抄起胡琴自拉自唱，为的是不让嗓子倒回去。

1942年1月，一个叫黑木的日本人闯进梅家，把梅兰芳带到日本驻港部队司令酒井的面前。

酒井看到梅兰芳留蓄胡子，惊诧地说：“梅先生，你怎么留起胡子来了？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艺术？”梅兰芳回答说：“我是个唱旦角的，如今年岁大了，扮相也不好看，嗓子也不行了，已经不能再演戏了，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颐养天年。”结果酒井给了他一张通行证，放他走了，说：“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黑木，我们帮你解决。”

梅兰芳知道自己被日本人盯上后，开始想法子离开香港。

根据梅葆玖回忆，父亲先是把在香港读书的两个哥哥梅葆琛、梅葆珍设法送回了内地。

送别之日，他对冯耿光说，万一路上被日本人查到这两个儿子就麻烦了，不如让他们改个名字吧。

冯耿光说：“确实应当如此，他们俩小名不是叫小四、小五吗，不如就改成邵斯、邵武？”梅兰芳点头同意后，目送他们下山。

1942年夏，梅兰芳从香港坐飞机返回上海，从此闭门谢客，继续过着留须辍演、以书画为伴的日子。

八年沉默：确定梅派传人

回到上海后，由于梅兰芳始终拒绝登台演出，不为敌伪粉饰太平，他的经济情况渐露窘况。

那时北平的住宅已经卖掉，他只能依靠银行透支和变卖古玩来维持生计。

有朋友劝他卖画为生，梅兰芳回答说：“我的画是玩票性质，现在要下海，就非下苦功不可。”

梅兰芳作画的时间大都在午夜以后。

那时上海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晚上10点就停止供电。

他就买了盏铁锚牌汽油灯，每晚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点上汽油灯，然后沏一壶香片茶，研墨调色，铺纸落笔。

有时会一直画到天亮。

后来，梅兰芳又有了一个新的兴趣——教儿子学戏。

他有九个儿子，却只有梅葆玖一人学了梅派京剧。

梅葆玖回忆说：“主要是因为父亲看我长得像他，耳朵、眼睛都像，而且有嗓子，有条件学习京戏，就给我拍了定妆照。

然后我演了《三娘教子》中的小孩，我父亲觉得演得不错，认为我有这方面的天分，这样就开始让我学梅派了。”

梅葆玖是在十岁那年被父亲确定为梅派传人的，拜了祖师爷后，学习就没有间断过。

父亲为他请了老师，唱腔、昆曲、武打，样样都学。

王瑶卿之侄王幼卿是梅葆玖的第一个老师。

梅兰芳觉得学习王派很重要，因为发音、咬字、唱腔都是非常规范的东西。

他给儿子请的昆曲老师是上海的朱传茗，武功老师则是陶玉芝。

后来，梅葆玖又专门向朱琴心学习花旦。

这些人都是名师。

待到基本功学完以后，梅葆玖才开始向父亲学习梅派，逐渐把《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宇宙锋》一个一个都学到了手。

美琪复出：父子开始同台献艺

1945年8月15日，当梅兰芳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从楼上走下来，在家人和朋友面前，他用一柄打开的折扇挡着脸的下部，然后忽地撤掉折扇。

大家一瞧，原来唇上蓄了四年之久的胡须已全部刮掉！

两个月后，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新登台，与俞振飞合作演出了昆曲《断桥》《游园惊梦》《刺虎》等剧目。

10月10日，梅兰芳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登台杂感》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写道：“沉默了八年之后，如今又要登台了。

读者诸君也许想象得到：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

在过去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胡子，咬紧牙关，平静而沉闷地生活着，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

父亲复出后，梅葆玖开始在梅剧团实习。

他和父亲同台演的第一出戏是《游园惊梦》，梅兰芳演杜丽娘，梅葆玖演小春香。

后来父子俩又合演了《金山寺》和《白蛇传》等戏。

《白蛇传》演的是《断桥》一折，父亲演白蛇，儿子演青蛇。

梅葆玖回忆说：“和父亲同台演出没有压力，他人非常好，非常公正平和。

他带学生也好，带我也好，都是如此。

他很民主，因为他很早就出国，欧洲、日本、苏联都去过，所以不会按照封建家长制的一套来教育学生和子女。

我们学艺的时候也不害怕。

他在上海教李世芳他们的时候，我正好在一边看着。

父亲无论有什么想法，都是以一种商量的口吻说出来。

“有时候晚上吃完夜宵，他会给我重排，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排。

如果我在台上错了一个身段，他也会配合我一下，目的是不让观众看出来。

但是从舞台上下来之后，他一定会认真地再给我排一遍，直到做对为止。”

上海解放后，梅兰芳于1949年6月应邀至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1951年，梅兰芳举家迁回北京，告别了上海这座居住了近二十年的城市，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传奇。

在北京：梅兰芳的最后十年

到北京后，梅葆玖已经可以独立唱戏，相当于正式加入了梅剧团。

1951年，梅兰芳父子在北京怀仁堂演出。

当时毛泽东说梅兰芳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

根据梅葆玖的回忆，父亲那天一身白衣，头上却顶着一个红绣球，当真漂亮，所以毛主席说这个扮相非常好，很出挑，代表了白蛇的一种新形象。

之后的每年春节，他们都会到怀仁堂演出。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特别是诗词。

他也很喜欢看戏，看戏的时候几乎不用看戏文。

梅氏父子在上面演戏，他在台下一边打着拍子一边听。

那时梅兰芳但凡到外地演出，都会带着梅葆玖一起去。

每到一个地方，总是让儿子先演个三四天，然后再由老将出马。

就这样，梅葆玖跟着父亲走遍了东北、华南和华东。

令他印象颇为深刻的是泰州之行。

泰州是梅兰芳的故里，梅葆玖回忆说：“1956年我随父亲回乡祭祖，当时家乡观众特别热情，我父亲看到有人连夜卷着铺盖排队买票，就临时加演了一场，后来又加演了日场。

我父亲来到梅秀冬的家中，拉着他大哥的手说，我今天回来可以认祖归宗了。”当时的情景真的可以用“万人空巷看梅郎”来形容。

转眼到了1959年，梅兰芳和梅葆玖在北京演了一出《穆桂英挂帅》，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

有意思的是，这次不仅是父子同台，连梅葆玖的姐姐梅葆玥也上了台。

戏中，梅葆玖演杨文广，梅葆玥演杨金花，不过台下的父亲梅兰芳在台上就变成母亲了。

当时盛况空前，一票难求，因为这种机会太难得了，以至于有人想把它拍成电影。

但因为梅兰芳的心脏不好，电影没有拍成。

后来是父亲现场录音，儿子配的影像。

在北京，梅兰芳在演出之外还担任很多社会工作，如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等职，所以平时十分繁忙，开会也比较多。

1961年，六十七岁的梅兰芳就因病离开了人世。

梅兰芳是患心脏病去世的。

梅葆玖回忆说，当时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没有心脏搭桥、血管支架的技术，所以父亲没有挺过去。

之前他虽然也知道自己血管细，心室扩大，通过透视能看出来，但是因为没什么症状，一切如常，加上他工作繁忙，所以就没重视。

我们只知道他老是说胃疼，其实胃疼是心脏病的反射，但父亲以为只是胃疼，吃点药压一压就没事了，结果病就被耽误了。

直到病情很严重了方才知道是心脏病，送医院一检查，被告知心脏血管已经堵塞了好几根。

1961年8月8日凌晨，梅兰芳在家里突然发病。

起因是爱干净的梅兰芳说要清洗一下，大夫不让他下地，他不听，还是下了地，结果一上床就发了病。

送去医院后，人工呼吸等抢救工作都做了，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梅兰芳去世后，梅葆玖开始带梅剧团。

他在家对着父亲的遗像，一遍又一遍地听父亲的唱片，苦练不辍，终于将梅派代表作《宇宙锋》《贵妃醉酒》《断桥》《双奇会》《霸王别姬》和《穆桂英挂帅》等全部继承下来。

然而，“文革”开始后，梅剧团的演出被迫停了下来，因为江青说男旦不行，得全都靠边站，只有样板戏能唱，结果梅葆玖他们有十几年没有再唱戏。

幸而“文革”后梅剧团恢复演出了。

而梅葆玖现在要做的，便是将这个传奇继续下去。

电影《梅兰芳》：为找导演四处奔走

梅葆玖一直有个心愿，为父亲拍一部能够真正体现其艺术生涯和艺术精神的电影。

2002年，梅葆玖的哥哥梅绍武写成回忆录《我的父亲梅兰芳》之后，梅葆玖就带着它四处奔走。

导演见了好几个，可没一个能让他感到放心。

因为梅葆玖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太多人的期许——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梅兰芳，一点错漏都不行。

四年后，梅葆玖在中国电影集团总裁韩三平的陪同下，见到了陈凯歌。

其实他和陈凯歌并非初次见面。

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在20世纪50年代就参与过梅兰芳艺术纪录片的拍摄工作。

当时还是小孩子的陈凯歌到梅家来玩过，见过梅夫人福芝芳和梅家的几个子女。

所以梅葆玖对陈凯歌还是很放心的。

梅葆玖回忆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梅兰芳艺术纪录片的时候，我就在拍摄现场。

当时有好几个导演，除了陈怀皑，还有上海的导演岑范。

那是1953年的事，当时的想法是把父亲的舞台艺术记录下来教学用。

当时父亲把他的代表作《贵妃醉酒》《宇宙锋》等都演了一遍。”

电影《梅兰芳》的编剧是著名作家严歌苓。

电影拍摄的时候梅葆玖亲自去看过，他认为剧本是中宣部审过的，比较忠实于历史。

至于扮演梅兰芳的香港演员黎明，梅葆玖觉得他“文化气息还好，没有港台人说话的那种腔调，因为他小时候生活在北京，所以还有点儿北京口音，要是电影搞出个‘广东梅兰芳’那就不像话了”。

一开始，梅葆玖曾担心章子怡演不了孟小冬，但片场不断有老师给她讲解，她很聪明，很快就学会了。

梅葆玖认为陈红扮演的福芳芝一角也很重要，因为母亲是旗人，也是个角儿，她从小在梨园长大，对京剧艺术是很有见解的，只是结婚以后没有再登台演出。

如今，梅兰芳与福芝芳都已长眠在北京香山万花山的私家墓地中，如果他们还在世，不知看了电影会做何感想。

2014年2月10日，梅葆玖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的梅兰芳铜像前，正式收“90后”南京姑娘王璨为徒。

也许，比起自己的一生，梅派艺术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扬才是梅兰芳最想看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