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私学的一种。

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

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

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

学生入学年龄不限。

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

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秀才祝星六创办并任塾师的留下西溪私塾(在今茶市街)，开办时学生有二十余名，最盛时达四十余名。

塾师一般多为一人，大的村塾则不定。

学生人塾后由塾师个别教授。

年幼儿童先识“方块字”(书写在一寸多见方纸上的楷书字)，识至千字左右后，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亦有直接教读“四书”的。

教法大多为先教学生熟读背诵，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由教师逐句讲解。

除读书背诵外，有习字课，从教师扶手润字开始，再描红，再写映本，进而临帖。

学童粗解字义后，则教以作对，为做诗做准备。

“四书”读完后，即读“五经”，兼读古文，如《东莱博议》、《古文观止》等，并开始学习作文。

由于科举取士深入人心，学塾也重视制科文字(八股文)的习作，为科举考试作准备。

学规极严，订有严厉罚则，体罚为平常事。

[编辑本段]教育方式　　 现代私塾所使用的教学工具

私塾乃我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

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

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

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

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

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

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

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

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

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

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

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

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

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编辑本段]历史变迁　　私塾是私家学塾的简称，古代很少把“私”和“塾”两个字直接连起来使用。

私塾成为一个社会常用词汇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以示与官立或公立新式学堂的区别。

古人称私塾为学塾、教馆、书房、书屋、乡塾、家塾，等等，这些字眼都带有几分文雅气或亲情味。

私塾学生既有儿童，也有成年人。

按照施教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

蒙馆的学生由儿童组成，重在识字；经馆的学生以成年人为主，大多忙于举业。

根据私塾的设置情况，清末学部把私塾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

义塾带有免费教育的性质，以出身清贫家庭的子弟作为施教对象。

族塾依靠族产支撑，属于宗族内部办学。

族塾往往设在宗祠内，不招收外姓儿童。

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这种私塾称为家塾。

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的私塾，不拘姓氏。

过去，私塾多为蒙学程度，以自设馆为最多。

塾师文化水平悬殊，他们当中既有像蒲松龄、郑板桥那样的文化名人，也有不少粗通文墨的腐儒。

作为中国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私塾有悠久的历史。

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即是私塾，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大塾师。

追根溯源，私塾是从更早的塾发展过来的。

西周时期，塾只是乡学中的一种形式。

《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当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塾的主持人是年老告归的官员，负责在地方推行教化。

最早关于塾的记载不是出自《尚书》，而是出自商代甲骨文。

据裘锡圭先生考证，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

塾在卜辞中作“孰”，两个字旁为上下结构。

不过，商代的塾不是教育儿童的场所，而是宫门侧之堂。

塾是怎么得名的？清人顾震福的解释是：“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

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隶经杂箸》甲编卷下）

先秦时期，孔子只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思想没有被作为治国的工具使用。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定为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资源。

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虽历经战乱而绵延不绝。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推动了私塾的发展。

当时，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五经”展开的。

明清科举考试的重心向“四书”倾斜，而“四书”同样属于儒家经典的范围。

此外，宋明理学家注重对儿童进行伦理教育，并制订乡规民约，推行社会教化活动。

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

历代帝王都把教育儿童看成是家长自己的责任，对蒙学只是略加提倡、引导而已。

官府从不干预私塾办学，任凭私塾在民间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中断，长期扮演强势文化的角色，兼之私塾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在古代少有变动，多种因素决定了古代私塾办学的面貌变化不大。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

《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

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

清代，杭州城内著名的宗文义塾在条规中要求学生：“每日读生书，朗读百遍。”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

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

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

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教育。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

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

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

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

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

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

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

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

20世纪前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

从全国范围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

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

经馆受废科举的直接冲击，纷纷停闭。

时间不长，社会上很少再有经馆，剩下的几乎都属于蒙馆。

清末民初，义塾、族塾或者改办小学，或者停办。

开办家塾属于家庭内部事务，地方政府不便过问。

自设馆是最普通的私塾，自然就成了私塾改良的主要对象。

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1935年底，全国有私塾101027所，已改良者35394所，未改良者65633所。

经过改良的私塾称为改良私塾，办学介于新旧之间，是从传统私塾向近代小学过渡的教育机构。

1915年，商务印书馆为改良私塾设计了一个课程表，其中有修身、国文、算术、读经、体操、游戏。

国文、读经采取复式教学形式，其他课则私塾学生合上。

1936年，杭州市政府教育科对全市私塾进行常识抽考，发现各塾平时对于常识课都不甚注意。

其实，近代的改良私塾大多停留在这样的办学水平上：都开国文（后改为国语）课，不少加授算术；部分采用小学教科书，但没有完全放弃传统蒙学教材。

国文、算术需要塾师加以讲解，改良私塾为此添置了黑板、粉笔。

私塾改良遇到一定的社会阻力，本身也有需要检点的地方：对私塾办学的特殊性缺乏考虑。

私塾改良收效不大，农村的私塾还是以旧式私塾居多，鲜有改良者。

每当私塾改良活动处于低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放松了对私塾的管理时，社会上就会冒出一批私塾来。

在军阀混战的20年代以及抗战期间，新开办的私塾比较多。

中国古代有私人办学的传统，崇尚文化知识。

遇到战乱，官学受到冲击，私学便趁机填补官学被破坏所造成的教育真空。

这一模式在近代仍然适用，具体表现为私塾的反弹。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一些私塾的学董因为土地被充公而丧失了聘请塾师的能力。

同时，随着对塾师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塾师感到不再适合设馆谋生，便另图他业。

1949年夏秋间，江苏省仪征县对私塾的处理办法有：1.分区举行塾师甄别试验，合格者发给设塾准许证，不合格者劝其转业。

2.组织塾师学习。

3.组织少数塾师参加冬学研究会和冬学工作，成绩优良的帮助转为公办小学教师。

这一年，仪征县有41名塾师转业，主要是回家务农。

然而，受战争的影响，不少地方政府无暇顾及整顿私塾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县还有私塾存在，多者达数百所；有些县私塾所剩无几，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

教育部根据《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把私塾视为一种私立学校，当成了改造的对象。

1949年12月，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一般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中国教育年鉴（49—81）》）逐步改造和突击消灭的精神是不同的，私塾暂时没有被完全取消。

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办私立中小学：“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教育事业，以适应今后国家建设需要，本部已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同上）随后，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学，有的主动关门。

到了50年代后期，私塾基本上在社会上绝迹了。

1964年9月，北京一处偷偷办学的私塾，被公安机关发现后取缔。

私塾的主持人当时被定性为“非法开办私塾，宣扬封建礼教”。

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复苏。

80年代初，湖南平江的农村悄然出现了私塾。

老塾师朱执中在家中重操旧业，教授乡人读“四书五经”。

朱执中让学生读老书、习诗文、练书法，教学因人而异，注重背诵和体悟，这些做法都没有超出传统私塾的范围。

不过，朱执中不再体罚学生，比老私塾前进了一步。

近年来，伴随着“国学热”、“读经热”的升温，私塾补习班在社会上应时而生。

2005年10月，张志义在苏州开设“菊斋私塾”，刻意追求古典情调。

塾师身穿儒士长衫，室内悬挂孔子画像，儿童作揖打躬学习古代礼仪。

张志义向学生讲授《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四书”、《易经》、《老子》、《庄子》以及诗词韵文，中间穿插讲授古乐、书画、茶道。

张志义是一个国学爱好者，“菊斋私塾”的办学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它与传统私塾的精神是一致的，尽管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私塾重返教育舞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人们把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私塾叫现代私塾，即现代社会中的私塾。

现代私塾在小学教育的缝隙中产生，它试图补充小学教育的不足，利用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

不过，新旧教育观念的跨度太大，而且，现代私塾还要承受来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压力。

这些因素都制约着现代私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