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14日，被蒋介石驱入江西“围剿”红军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该军中共特别支部的策动、组织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率领于驻地宁都城举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

以宁都起义部队为主组建的红五军团，在巩固、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和红军长征以及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他们中的大多数为中国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不少人建国后成为各级党政军领导。

而红五军团的四位卓越领导人，却有着不同的人生历程：赵、董血洒疆场，季、黄冤遭错杀。

赵博生——血染黄狮渡

宁都起义后，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武装，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

按照毛泽东关于建设红军的原则，首先确立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团以上设政治部，党支部建在连上。

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充实红五军团，任命肖劲光为红五军团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为十五军政委。

这支刚刚起义过来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可是官兵们在思想、行为上，仍然表现出旧军队的许多陋习，不习惯红军生活，受不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约束，影响了部队官兵关系及战斗力。

赵博生对此极为重视。

他非常尊重党派到红五军团来工作的干部，不但注重向他们学习，尽力纠正旧军队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而且经常深入部队，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加强交流，告诫并鼓励士兵：“要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团结，去掉不良作风，这对我们长期生活在旧军队里的人开始可能不习惯，有不少困难，但是不要向困难低头，为了解救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干革命，是至高无上的任务，我们的幸福日子，就在后头了”。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逐渐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

赵博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

他认真研读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书籍，深有感触，深受启发。

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苦于没有引路人，自己摸索，奋斗了十几年，结果不是被人欺骗利用，就是孤军奋战，以失败告终。

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见了光明。

我赵博生愿将后半生为全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竭尽微薄之力”。

两个多月的整编结束后，赵博生偕同其他同志率领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

1932年2月，参加围攻赣州战斗。

4月与一军团组成东路军，参加东征福建漳州战役。

接着回师江西与红三军团会合，于7月间向粤北南雄挺进，在水口攻打广东军阀陈济棠部。

8月，红一、三、五军团并肩北上，连克宜黄、乐安等县城；尔后，率部参加了攻克建宁战役。

赵博生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一贯的勇敢、坚定、沉着。

水口战斗中，他左臂受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他说：“流血很少，微伤何足虑。”在他的感召下，全军战士奋起向前，重创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一、三军团的反“围剿”作战。

赵博生还很注意在实践中学习红军的作战原则，做到果断、机谨、灵活。

凡属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周密部署，反复检查，亲自指挥。

红五军团的战士在作战中非常英勇、顽强，尤其是马刀拼得敌军胆颤心惊。

之前，苏区军民都说“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厉害，此后又加上了“五军团的马刀”。

因指挥作战有功，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给他一枚红旗勋章。

1933年初，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五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

正图歼灭我红军主力一、三军团。

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长员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敌人。

赵博生深感责任重大，带领干部战士亲临前线察看地形，缜密研究与部署战斗，告诫叮嘱指挥员，在长员庙利守难攻的地形上，要择险而守，要注意发挥老兵的长处，善挖战壕构筑碉堡，发扬我们善于防守阵地的作用。

这次战斗事关全军胜利，必须要完成这次战役的光荣使命。

战斗开始后，敌人的进攻十分猖狂，先是集中大炮轰炸我军前哨阵地，然后发起连续数次进攻，但均被打退。

此时，我军弹药所剩不多，到中午11时左右，敌人又向我左路发动进攻。

赵博生很快意识到，如果敌人攻下右路一三五团的阵地，左路一二八团就有被包围的危险，要守住阵地是十分困难的。

于是他立即命令一二八团“特务连立即出击，协助一三五团恢复阵地”。

特务连多为身强力壮的老兵，武器配备较为精良，每人拥有大刀、手枪、冲锋枪三大件，战斗力较强。

出击以后很快打退敌人，恢复了一三五团的阵地。

赵博生把一二八团团长袁血卒找去说，估计敌人还会进攻一三五团阵地。

一三五团阵地地势低，工事薄弱，战斗动作不熟。

要他补充工事，形成扇面火力，注意节省弹药，他把指挥任务交给他的参谋。

自己则亲赴一三五团这处最前线、最危险的阵地上。

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喘息，又立马集中力量向两翼阵地轮番发起冲锋。

我守军战士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扔完了，赵博生就指挥战士们用石块猛砸敌人，用写有“百战百胜”字样的斗笠装上鹅卵石回击敌人。

部队伤亡增大，阵地发生了动摇。

赵博生亲自带领军官组成的最后突击队，向疯狂的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冲锋。

赵博生在距敌百米远的地方，一边指挥，一边回击敌人，不幸头部中弹，当即倒地。

赵博生不幸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五军团，吊唁赵博生。

唁电说：副总指挥赵博生“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

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史上。

中央政府表示悲悼和敬意”，并慰勉五军团的广大指挥员“更要继续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坚决地进攻敌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对我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来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

为了永远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命令全苏区于1月21日举行追悼大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博生堡”以示纪念，朱德总司令还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

赵博生的遗体被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宁都县城。

毛泽东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叶剑英曾于1962年“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前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

诗云：

宁都霹雳响天晴，

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

几人鲜血染红星。

董振堂——高台铸荣光

红五军团在石城秋溪、龙冈、横江等地接受整编时，董振堂怀着新生的喜悦，认真加强学习、努力工作。

当时对红五军团改造的政策，是采取自愿的原则，愿走的送走，愿留的留下，有的还送到红军学校接受学习。

因受到“左”倾思想“只要兵，不要官”的影响，许多争取起义过来的营连级以上干部被打发回家。

对此，人们有议论。

董振堂对这种做法当时亦有所不解。

但还是极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坚决执行上级命令，耐心做好被劝说回家的自己属下官兵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安心离开。

认真查摆部队士兵的思想、纪律及作风改造建设情况。

配合负责红五军团整编工作的同志努力把整编工作做好。

经过党的教育和革命队伍的熏陶，董振堂由一个有正义感的旧军人，迅速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根据他的表现与要求，1932年4月经何长工介绍，党组织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战斗热情高涨。

此时，红三军团正在攻打赣州，多次激战未克。

于是红五军团受命前往助战，与红三军团一道着手第四次爆破攻城。

董振堂指挥部队，棺材内装上爆药，炸掉了城楼和后面的碉堡及左翼的敌阵地，炸死敌营长李自林等200余人，随后董振堂亲率战士攻入城去。

但因敌人阻击火力强大，后又撤出城外。

敌人加兵救援，红军用火力封锁赣江上下游，把援敌堵截于赣江彼岸，红三军团抓住这一有利战机，猛烈再次攻城，沉重打击了守城敌军。

1937年3月，红军撤围赣州，不久董振堂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军团长。

漳州战役战事吃紧时，红五军团奉命前往增援，此役初显红五军团英勇善战，在董振堂指挥下，俘敌1000多人，胜利完成阻击任务。

1932年9月，水口战役打响，红一、三军团打得十分激烈，红五军团再次奉命助战，军团领导亲上战场，红五军团勇猛杀敌，声威大震。

为此，在庆祝红五军团诞生一周年大会上，中央军委授予董振堂红旗勋章一枚。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红五军团受命担任突围西进的后卫任务，以英勇果敢的精神，完成了掩护大军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又疾至湘江，阻击敌人对红军的围歼，帮助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

因战斗激烈悲壮，人员伤亡较大，其三十九师遭敌合围，未能渡江，红五军团部队战斗力由两师减到一个师。

之后，红五军团又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过老山界来到贵州。

在贵州，董振堂参加了遵义会议。

会后，董振堂和五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按照中央部署，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接连打了许多漂亮仗。

在黔北，他指挥红五军团奋战五昼夜，顶住了四川军阀刘湘的整编师九个团，使红军主力部队迅速渡过赤水河，重占娄山关和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接着红五军团飞赴金沙江畔，坚守九天九夜，掩护全军安然过江。

从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敌人尾追堵截的圈子。

一路上，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红五军团响应党中央继续北上的号召开出会宁城。

但当红五军团和四方面军到达靖远附近时，却接到张国焘西渡黄河的命令。

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党中央，在这个严重的危急时刻，董振堂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沉着、镇定。

为顾全大局，减少红军损失，他一边耐心地做部下的思想工作，稳住大家，一边把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和朱总司令作了汇报，使党中央及时掌握到了这一信息。

但红五军团在张国焘的胁迫下还是渡过了黄河，开始了悲壮的西征。

西路军渡过黄河以后，红五军团改编为红五军。

董振堂指挥红五军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并于1937年1月2日一举攻克高台城，但随即陷入了马匪军的重围之中。

马彪等匪首以数倍于我的兵力，猛烈攻城。

董振堂不顾个人安危，镇定自若地指挥战士们奋力反击。

激烈的战斗从12日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一场残酷的巷战经过几小时的肉搏，敌人胆战心惊，尸积成山，我方也伤亡惨重，活着的为数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只得带领剩下的战士且战且退至东城，钻进东南角的一个双层碉堡里坚守，欲阻止援敌，但未果。

无奈之下，他只得带着身边的几名战士跳下城去，随即又陷入包围之中。

他支撑着满是伤痕的身体，手举两把盒子枪，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搏斗，毙数敌后，不幸大腿中弹。

他站立不了即蹲下继续战斗，直到身边的战士全部牺牲，这时，他手中仅剩一颗子弹。

为不让敌人生俘自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给了自己……

董振堂牺牲后，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追悼大会，深切悼念这位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英雄，并且决定将他的家乡河北省新河县命名为“振堂县”。

毛泽东对董振堂和红五军团作了极高的评价，曾满怀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赞誉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1937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与参加过宁都起义的干部合影留念，并亲笔在照片上题词：“为创建新的红五军团而奋斗”！

季振同、黄中岳——沉冤遭错杀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

起义后，中革军委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

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加入红军后，在起义部队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及后来黄中岳率红十五军编入东路军入闽作战中，都很积极，经受了考验。

但作为原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军官，起义后也存在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斗争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甚或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偶尔邀集几位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事情。

季振同起义后因军权旁落，心情郁闷，也曾对人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的话。

但他对中革军委派到红五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的萧劲光很尊重，有什么心里话都对萧说。

他在1932年三四月间表示自己难以适应红军中的工作，希望能离开红军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并把这个想法向萧劲光作了报告。

萧发电报请示中央，中央同意了他出国学习的要求。

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队方面对季振同进行策反。

季振同原在西北军的老上级冯玉祥派其参谋长刘骥为代表与季联系。

季振同将此事报告了萧劲光，萧报告了中央局，中央局同意季与刘见面。

事后，季也将国民党的一些策反信件送给萧看，表明他“不为所动”。

为出国学习，季振同离开军团部时，萧为他开了欢送会。

季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望远镜给了萧劲光，一匹骠骏的青马留下，后来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枪交了，警卫班也留下了，只带了一个保镖。

萧劲光派人将他送到了瑞金。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在漳州期间，思想有些动摇，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乘便做了一套便服，“准备开小差”时用；还说过“我这次到前方去，干多少就多少，拖（拖枪）不动就算了”的话，但却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实际行为。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红十五军参谋长萧世俊逮捕。

5月8日，又将等待出国、请假到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

随后被捕的还有：李聘卿（红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红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朱冠甫（曾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红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六人。

当时加给季、黄、萧等人的是“反革命”罪名。

1932年8月3日至4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审讯。

最高法院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叔衡为主席。

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并罗列了一大堆“罪状”。

审讯结束时，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判决如下：“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

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没有同意。

他们认为：“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季黄二人虽是此案的主谋者，但曾为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于是，1932年8月10日由毛泽东、项英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决议如下：季、黄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朱、高、张三人“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判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县九堡、麻田等地收容所。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解除后顾之忧，中央政治保卫局将季振同、黄中岳等人处决于瑞金九堡大山中。

毛泽东对季、黄之死十分痛心。

据萧劲光说：“延安时曾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

建国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

直到1982年，中央组织部对此案给予了复审，经过调查研究，对季振同、黄中岳给以公正的评价，并予以平反。”

周恩来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曾沉痛地谈到：“五军团两个暴动过来的非党人士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肃反时外面有谣传，说这两个人不安心，想走。

李克农向我报告，我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处死了。”

可见季振同、黄中岳是王明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所谓“肃反”运动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