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石】余英时先生为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写序，此事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就我所见，说余英时“重评汪精卫”有之，说余英时“为汪精卫翻案”有之。

我在此简单介绍评述余英时先生的序文。

首先，细按余英时先生的序文，我们应该尊重余英时先生的原意。

余英时先生明确表明：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复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

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

余英时先生又说：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

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

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

余英时先生在此序文中，详细地分析汪精卫在“求和”前后的心理，他说：

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

因此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别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

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野石】余英时先生所解释的汪精卫“求和”的“主因”，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

【野石】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这是抗战前期不少人的“看法”。

但是余英时先生在此未谈到那个时期中国也有不少“主战派”，例如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毛泽东等人均认为长期“持久战”则日本侵略者必败。

中国政府军事要员也提出“以空间换时间”。

这也是不容忽略的史实。

余英时先生说：

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

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

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野石】这句话说得有些“语焉不详”，读者要仔细阅读，余英时先生在此说得是“抗战初期的主和”，而非指汪精卫叛国投敌建立日本人的傀儡政府，直接将枪口对准中国抗日军民屠杀抗日志士的历史。

本人认为，就汪精卫在历史过程中的“作为”来说，仅仅说他是“主和派”甚至“投降派”都不够，汪精卫在本质上是国贼汉奸，而且是法西斯纳粹战犯。

我已经反复阐明并提出有关的历史资料。

余英时先生也指出，汪精卫“主和”亦有其私人的原因：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

傅斯年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

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终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

（见《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一九八〇年，第五册，页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

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

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

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

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二人这一事实。

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

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

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

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

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

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

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深）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

（《石屋续渖》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〇—三一）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野石】余英时先生在此指出汪精卫“出走投日”，与当时汪蒋在党内的争权夺利有相当关系。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团体、政府等等，岂能没有争权夺利的斗争？老毛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

余英时先生的剖析，自有史学大家的权威性。

不过，据此而论断：“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不知这是余英时先生自己的论断，还是解释前句话而已。

如果是余英时先生的论断，或恐尚有商榷之处。

众所周知，丘吉尔在二战初期是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然而丘吉尔并未“出走德国”，组建流亡政府。

或谓张伯伦后来被丘吉尔所排挤出政坛，亦未见其有“叛国行为”。

政治权力争斗自然有胜有负，却完全不能成为“投日”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