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来源

一生涡

“一生涡尽文字出”——余英时人生简介

余英时在一篇自述性文章《我走过的路》里面，把自己一生求学走过的路作了叙述。

“我求学所走过的路是很曲折的。

现在让我从童年的记忆开始，一直到读完研究院为止，即从1937年到1962年。

这是我学生时代的全部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37-1946年，乡村生活；1946-1955年，大变动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国学院中的进修。”(余英时《我走过的路》，《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页。

)

一乡居九年，体认中国传统

余英时1930年出生在天津，祖籍潜山县官庄乡。

在他父亲以前，他的家族是极为普通农家，世代生活在穷乡僻壤，半耕半读没有功名。

他父亲余协中先生，从乡下私塾到新式学堂，自燕京大学到哈佛大学，完全是自己读出来的。

1926年，余协中自美国学成归国，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西洋历史。

余英时的母亲张韵清女士是清雍正朝宰相张廷玉之后，外祖父家是200多年的桐城“相府”—其实是内阁大学士的府第。

他母亲在曾经文风鼎盛的桐城，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教育，能文、能诗、能词。

他曾找到一本《桐旧集》 (桐城县历代文人诗词集，计24本)，里面有他母亲和姨母的作品，可惜留下的不多。

而他母亲在生他时，因难产而死。

母亲显赫的家世，其实对他并无多大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余英时不到7岁。

父亲由天津随校南迁，他则随伯父一家回到故乡潜山官庄，一住就是九年。

余英时曾经说道：“这九年的乡居，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相信：当时所见的官庄乡与一两百年以前的情况，并没有本质的差异。

最原始的农村，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交通工具是轿子、滑竿、两条腿。

他在乡下与祖母生活，还亲眼看到裹小脚等传统风俗文化。

但这九年的生活，在余英时的记忆里“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

其一，他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享受了“天人合一”的自然教育；其二，乡居九年也可称之为社会教育，他只觉地了解了在都市生活以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传统的，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的，道德力量远远高于法律力量的生活。

这九年里，余英时所受的学校教育和书本教育却是极少的，读过三四年私塾，所读的书籍仅限于《三字经》、《百家姓》、《左传》、《战国策》等，还读遍了《罗通扫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使他掌握了中国文字的规则。

余先生以为，九年乡居的生活虽然失去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机会，但却能在前现代的社会和文化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亲自体认到中国传统的内在意义，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幸运。

因为这种直接从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知识，绝不是任何书本上可以获得的。

诚如他自己所说：“如果我今天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还有一点真切的了解，那便是受了这生活之赐。”

二战乱流亡，师从钱穆

1946年夏天，余英时和分别了九年的父亲会面，辗转经过南京、北平，到了沈阳（1945年，余英时父亲在沈阳创立东北中正大学）。

此时已16岁的余英时从未接触过现代式教育，父亲要求他在一年的时间里补修各种现代课程，主要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

经过一年的努力，1947年夏余英时考取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奠定了他的治学道路。

1947—1948年间，因为国共内战，余英时随家人先后从沈阳流亡到北平、上海。

1949年秋，余英时考进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在燕京的一学期里，他修了西洋史、英文、中国近代史等课程，还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这三年间，余英时还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以及“五四”时期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

在思想上，他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而不能接受极端的激进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则持同情态度。

余英时此时对西方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必须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更好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性。

1950年春天，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母，原以为是短期探亲，很快就回去，但父亲告诉他钱穆先生刚刚创办了新亚书院，要他跟钱先生念书。

他清楚地记得父亲带他到九龙桂林街的新亚去见钱先生的情景。

校舍在三、四楼，十分简陋，楼下吵闹得很，图书馆根本不存在，谈不上是大学规模，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小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

钱先生出来问他读书的情况，并说新亚初创，只有一年级，他转学便算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但必须考试一次。

第二天去考，钱先生主持，没给考题，只叫他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的文字。

钱先生当场阅卷后面带微笑，他便算被录取成为新亚文史系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

余英时后来回忆：“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为自傲的事。

因为钱先生的弟子尽管遍天下，一但是从口试、出题、笔试、阅卷到录取，都由他一手包办的学生，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他在新亚就读的两年半，正值新亚最艰困的时期。

钱先生常要奔走于港台两地，筹募经费，上课并不多。

后来，新亚获得雅礼协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情况开始逐步改善。

1952年夏初，余英时成为新亚第一届毕业生之一。

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层楼创办了新亚研究所的前身，余英时也是研究生之一，研究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

导师钱穆一再叮泞，不要过分注意断代而忽略贯通，更不可把社会经济史弄得太狭隘，以致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配合不起来。

钱穆走出自己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又当面指点余英时，并启示史学的多元性，还导引余英时以开放不封闭的研究方法。”

余英时曾说，在香港的五年“是我个人生命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

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遇到钱先生，我以后40年的生命，必然是另一种样子。”“这五年中，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绝大的塑造作用。”他自己治史受钱穆启发最深最大。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

三麻省哈佛，受教于杨连升

1955年，钱穆先生推荐余英时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自此至1977年他举家迁往康涅狄格州，出任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前，有22年生活的重心都在哈佛。

在哈佛，他有幸遇到塑造他个人学术生命的另一位宗匠—杨联升先生。

他刚到哈佛时，年仅41岁的杨联升学术事业正如日中天，被称为当时世界汉学界“第一流”兼“第一线”的学者。

杨先生出身清华经济系，但对史学的兴趣已超乎经济学，修过陈寅格的课，历任哈佛耶鲁讲师，1946年得哈佛博士，稍后一直在哈佛任教直至退休。

他在中西学术界都是备受推重之人，胡适在1953年5月15日给他的信中即称他是“最渊博的人”。

余英时综述杨先生把一己才性灵活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走近于王国维、陈寅格的“训话治史”的道路，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观微而知著。

谨守证据考订关口的杨联升，曾借傅斯年“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的话来形容西方汉学的捕风捉影，故有意用中国的研究传统来矫正西方汉学的流弊。

主张治史者如果在文献层次上发生严重错误，则构造的历史图象无论采用什么理论观点，都只能是空中楼阁。

杨联升自然知道余英时受钱穆启发很多，所以常常开玩笑说余英时是“带艺投师”。

在研究生时代，任其自由发挥己见，从不质疑他的预设，批评和建议仅限于立论根据。

其后整整30年，余英时每有所著述，往往先请杨先生过目。

“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因此逐渐养成不敢妄语的习惯。

而美国40年，无形中转益多师，不胜枚举”。

1962年，余英时获取哈佛历史学博士学位。

哈佛毕业后，余英时历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

余英时在哈佛与杨联升合教了九年中国制度史、通史等，使他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制度本身有基本的了解。

他觉得：在历史的进程中，思想是有积极作用的，中国有不少思想曾凝聚为政治社会制度，所以，不了解制度也不能捕捉思想。

研究历史，他感到客观的实证和主观的体会均不可偏废，必须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才能达到主客统一。

四一生涡尽文字出

余英时在《内在超越之路》一书的总序中说：“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余先生的这种治学策略，我以为至少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借助西方人文价值理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审视和清理；二是重新发掘并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自身特殊的魅力和活力——就像当年的林语堂那样，不断彰显东方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某些特质，并以此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余英时一生痴迷于书籍与学问，力求实现他的早年构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余英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91年到1992年兼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余英时毕生与大学有不解之缘，他在密西根大学教了四年、哈佛教11年、耶鲁十年、普林斯顿14年。

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那是一个从胡适、傅斯年、钱穆以来就有着深厚根基的研究机构，余英时的当选是他的荣誉，也是中研院的有福。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

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

《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在《到思维之路》中，余英时谈到中国已成为历史上思想战争战火最激烈的角落，学术界激荡着形形色色的思潮，其结果是铲除了旧有的一切思想根基，摧毁了西方学术界传布过来的一切思想幼苗，带来的并不是创建，而是教条，束缚了全中国人的智慧。

余先生指出，中国知识界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的依据。

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批判学说、解构之类，有些所谓思潮似乎是临时借西方人的杯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在《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一书中，他把一个史家的深浓学养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结合得相当成功，正如他自己说的，“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