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评传》杂感

以前就对陈寅恪先生有所闻，假期有幸读到著名学者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对陈寅恪这位大学者有了新的认识。

一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在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学者，科学家。

他们活跃在世界的学界的各个领域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而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绝后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取得的神话般成就，用今天的人的眼光甚至有些不可思议。

像钱学森、赵元任等等，而陈寅恪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的接触代表。

陈寅恪先生不仅文史皆精，通晓数十国文字，而且于佛学、诗词、元曲都有极深造诣，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陈先生的学识和经历留给我们思考的东西也是很多的。

上面我说了，在那个时期的大师们，无论是他们的数量还是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空前绝后。

就拿现在来说，治学的学者数量比当时要多的多。

而且条件也要好的多，但是，中国并没有很多世界级的大师。

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原因是很多的，我以为。

思想的活跃和社会的稳定是成反比的，举个例子，像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中国社会最混乱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社会确实是稳定了，而思想意识形态的稳定和统一，而这些恰恰影响了思想界自由的思考，虽然这些不是我们愿意承认的。

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

同时也是中国思想界或者说学术界最繁荣的时候，各种来自东方和西方，传统和新式的思想激烈的碰撞的一个时期。

有这样的背景，产生一大批学术大家也就不奇怪了。

二

虽然和其他的大师们一样，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他出国之前所接受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教育。

这样为他打下了很好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陈寅恪出身名门，天资聪颖，从小在南京家塾接受全面的旧式教育，十二岁时已然博通经史，少年时就可义背诵“十三经”的大部分，而且字字求正解，更有走马观碑。

过目不忘之能。

其记忆力只好只有比他小一辈的钱钟书先生可以相比。

这个现象也很有趣，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所学习的科目和学习方法的多元化比之百年以前固然是丰富了很多，但是当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却很不尽人意，如果说我们百年教育可非但没有进步，反而不比当初，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这些却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大学的学习中，我们的一个老师曾经说过，知识如海，我们根本不可能囊括，大学的学习只是要掌握学习的适应自己的一种方法而已，虽然有些绝对，但是很有道理。

还有，陈寅恪先生在国外学习二十多年，但是却没有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有时候本来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学位了，但是陈先生觉得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就毅然离开，根本学位放在心上。

这里还有一则趣事，黄延复的《陈寅恪事略》里面有一则关于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曹云祥举荐陈寅恪的故事。

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后来在梁的力荐下，研究院才勉强答应留下来试试。

可当曹云祥听了陈寅恪的课后，不由大吃一惊：真是旷世之才，十个戴过博士帽的也未必赶得上一个没戴过博士帽的陈寅恪。

后来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清华“四大导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

后来陈寅恪之侄陈封雄问陈寅恪，为什么留学多国却不考学位。

陈寅恪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可见，学位和学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可以不要学位，像赵元任先生一生拿过五个博士，而且又是文理兼修，胡适更是有几十个博士学位（当然有些是荣誉的），我说这些只不过是想说对于学位或者说学历的追求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所有搞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一种品质。

三

当然，读了《陈寅恪评传》，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陈先生的治学精神。

记得昔年陈寅恪先生在撰王观堂碑铭结语时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虽是陈寅恪先生为他人而作，但更是先生一生作人与治学之写照。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可作为治学之宗旨，更可以拿来作为大学精神之典范。

今天，我有幸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当以此为自己学习之宗旨。

虽然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社会人文科学尚有不同，但是其根本并无二异。

从学习本身来看，一是知识本身，学技以用。

二是通过知识体系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体系，把科学中的自由严谨用于立身、立人、立世。

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这可能是学习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我想！当然，很多问题并不是我们意识到了就可以解决的了的，但是，人的自我实现就是在这样艰辛复杂的思辨中开始并结束的。

前路漫漫，历程已启，愿陈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伴我前行。

谨以此文纪念陈寅恪先生并自勉！

雁回祝融二零零六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于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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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小感

午后，快递送达台湾版余英时所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翻阅与陈寅老相关之12篇论文，心极喜。

于是将CD中周董专辑《魔杰座》音量放大至充盈整个房间，而后躺卧于床上，在熙暖的阳光下品读此书，不亦快哉！

书前余英时特写就一篇《书成自述》，“乃叙成书因缘，作为我个人生命史的一种纪念”。

虽其自述短短16页，昔时也曾于网络读过，然于油墨书香中，依然感慨良多，且略撮三段，聊为絮语:

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极大的震荡。

…那时我在美国的法律身份是所谓「无国籍之人」…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国籍」并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个「中国人」。

但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

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

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对于当时大陆上摧残文化、侮辱知识分子的种种报导早已耳熟能详。

…《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

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

《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

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

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

“亡天下”的惶恐也牵动了“亡国”的实感。

一个“无国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种幻觉。

《论再生缘》一文收录于三联版陈寅恪集之《寒柳堂集》，寅恪先生于开篇即言：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

其间微言大义，我等无知后生自不可妄度之。

然余英时一句“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不禁深为赞同。

60年前已然随风，60年后可否吹而又生？吾等后学，倘留得薪火，总有一刻得以燎原。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敢于正视，哀叹之余，虽道远而不可得见坦途，也唯有赤膊而迎！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写了一封信给我，兹摘抄其中最有关系的部分于下：

“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至为投契。

小彭夫妇于一九五四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

今则居港七八年矣。

于细读教授有关陈老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二）教授《释证》页七〇（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

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读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评语，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

我觉得无论我化多少工夫为他「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无论我因此遭到多少诬毁和攻讦，有此一语，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

余读此一段，心内激荡，眼角沾湿。

盖为学之人，以知己为平生最快事。

士为知己者死，发自内心至性，绝非矫情。

而能得陈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评语，以小生管见，实为今世学人之荣耀。

能感受余英时昔日之心情，艳羡之余，又能如何？

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满足已足够补偿我所化费的时间与精力而有余。

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

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

读书之乐趣，于此可窥一斑。

每读史书，总会被先人言行所百感交集，得睹中国文化之血脉。

素来以为，如《春秋》、《资治通鉴》等，实为中华之士人所必读。

虽然治学远不止于此，然此种古今交融之精神，于人格之塑成，推及社会精神道德之崇高，影响深远。

-------国学数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