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是华夏文化姹紫嫣红园地一朵绚丽的奇葩，它渊远流长，缤彩纷繁。

“惟楚有材”，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宛如璀璨群星点缀在三湘历史的长空。

他们既受到湖湘文化的哺育和陶铸，湖湘文化又因他们而得到传播和弘扬。

晚清重臣左宗棠就是这个星群中耀眼的一颗，他的事功得益于承继湖湘文化传统，而他的经世思想又为湖湘文化添写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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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湖湘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家以内圣外王为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主张道德培养与事功追求的统一。

与中国其他区域的文化相比，经世思想传统在湖湘文化中表现特别突出。

开创湖湘学派的宋儒胡安国，潜心研治《春秋》，奏称：“〈春秋〉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他著《〈春秋〉传》，便是出于“思济艰难”、感慨时事的现实需要〔1〕。

胡安国子胡宏同样关注现实，志在经世，“口诵古人之书，目睹今日之事，心维天下之理，深考拨乱致治之术”〔2〕。

张栻曾在碧泉书院师事胡宏，他他主持岳麓书院，反对以应付科举、猎取利禄为教育目的（“为决科利禄计”），以浸淫词章为教学内容（“习为言语文辞之工”），明确提出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在于“传道以济斯民”〔3〕。

岳麓书院传习理学，而以经世致用的学风著称于世，集中体现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

及至近代，封建王朝步入末世，中国面临千年未有的变局，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陶澍、魏源等一批湘籍士大夫倡导经世致用，成为了19世纪中叶勃兴的今文学派一支中坚力量。

陶澍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4〕。

贺长龄委托魏源编纂煌篇巨制《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倡导经世，呼唤改革，“三湘学人诵习成凤，士皆有用世之志”〔5〕，这部著作为湖湘文化吹拂起一派新风。

魏源是晚清经世派的杰出代表，针对当时社会文恬武嬉，日趋腐朽，他深叹：“愤而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6〕他和龚自珍在那“万马齐喑”的“可哀”时代，热切呼吁“自改革”〔7〕，振聋发聩，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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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深受湖南乡邦先贤经世学风的熏陶。

他早年就学张?创办的长沙城南书院，师从书院山长贺熙龄，并且参加岳麓书院所设湘水校经堂的学习和课试。

贺熙龄“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对左宗棠尤加器重〔8〕，赋诗赞许他“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在诗题注云：“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9〕左宗棠也深受贺长龄和陶澍的感染，有机会饱读两家丰富的藏书，经世学识大为增进。

他因贺长龄之托，在陶家作塾师八年，胡林翼说他“在文毅（陶澍）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议论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尤为近日楚材第一”〔10〕。

贺长龄勉励他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11〕陶澍见他言论志向，也期许他“将来勋业当在我上”〔12〕。

左宗棠对魏源更是服膺备至。

他不但推崇《圣武记》“诚著作才也”〔13〕，而且认为“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魏源）与定庵（龚自珍），实则龚博而不精，不如魏之切实而有条理。

……而《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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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早岁便怀经邦济世的志向，三次会试不第，写诗述怀：“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綮元非令仆才。”〔15〕他写下一副“志趣固不妨高”的名联激励自己和子弟：“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16〕科场偃蹇坎坷并没有令他灰心失意，避世隐居，相反地，他“益屏弃词章之业，刻厉于学”〔17〕。

他曾自述：“山居无事，正好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

《皇朝经世文篇》、《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18〕他钻研地理，绘制舆图；精读农书，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涉足军事学，探讨历代兵事；他还关注荒政、盐政、河政、漕运和时局形势。

他痛感宋学空疏，汉学繁琐，嘲讽当时许多士子“博极

群书，不知五谷；宁奔走于风尘，而怠荒于稼穑；名为学者，实等游民”〔19〕。

左宗棠继承湖湘文化经世的传统；“穷经将以致用”〔20〕，是他治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奠定日后功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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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重在身体力行，不在空谈玄理。

尚践履、重躬行，是湖湘文化基本精神所在。

胡宏说：“学即行也。”“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21〕张栻说：“学贵力行。”“学者若能务实，便有所得。”〔22〕王夫之同样强调“君子之道，力行而已”〔23〕；“知而不行，犹无知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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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学者这种重践履、躬力行的务实精神，表现在内圣、外王两个方面。

它既包括个人的人格修养，也包括应用世事的政治实践。

修德和立政的统一，以儒家道德规范作为修身的圭臬，以经邦济国作为应世的目标，既讲求义理，又注重经济，是湖湘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陶澍认为为学“唯以实而不以华为能”，“有实学斯有实行，有实用”〔25〕，他主政两江，革除弊政，整饬吏治，推行漕务、盐政、河工等方面的改革不遗余力。

魏源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26〕他指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27〕。

联系实际，务实力行，是湖湘文化可贵风格的具体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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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告诫子侄：“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

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

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28〕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在他一生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中。

前已述及，左宗棠早岁僻处山乡，即已致力于经世学问的探讨，出山以后，晚清的政治社会条件更为他提供了施展经世抱负的平台。

张栻云：“儒者之政，一一务实。”〔29左宗棠正是认真务实的儒者：他总督闽浙，察吏惩贪，兴利除弊；经营西北，修渠、治道、筑堡、栽树；主政两江，治理淮河以灌田济运，增复盐引以裕课便民，增制船炮以加强防务。

凡此种种，都表明他为政一方，关心民瘼，致力于办实事，求实效，绝去浮靡，不务粉饰。

他促成新疆建省、台湾改制，也莫不是从他对西域边疆和东南海防的实际情况出发。

他在建议试造轮船奏中称：“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30〕他以“求是堂艺局”命名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表明他对实事求是精神的追求。

在《〈海国图志〉序》中，他进一步阐述“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乃是西方科学技术“日新而月有异”的根本原因〔31〕，表现出对西方务实学风的高度赞赏。

直到临终遗疏，他还在呼吁“上下一心，实事求是”〔32〕。

左宗棠的整个政治生涯凸现了湖湘文化这种浓烈的务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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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思想既然要求面对现实，而现实却非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它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通经致用必然要求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摈斥抱残守缺，故步自封。

求新求变的变革精神始终贯穿于湖湘文化传统。

王夫之将变革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道莫盛于趋时。”〔33〕“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是以可以日新而不困。”〔34〕魏源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为学。”〔35〕他鼓吹：“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36〕这与胡宏“大变革之者，其功大；小变革之者，其功小；不变革

者，必沦胥以亡”〔37〕，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魏源根据西力东侵、国门开启的新形势，向国人介绍世界知识，提出筹海制夷的纲领，将经世与变法、变法与学习西方结合起来，将晚清经世思潮提高到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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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同样强调中国要变法图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

他十分形象化地阐明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必要性：“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

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的结论是：“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此事理之较著者也。”〔38〕他截铁断钉地指出：“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39〕??

突破传统的巢穴，冲决固有的桎梏，变革要求勇于进取、敢为人先，这种勇敢开拓的精神是湖湘文化又一熠熠生辉的亮点。

向西方学习，除了需要敏锐的思想认识，更需要力排众议、摆脱阻力的勇气和魄力。

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他们的时代，顽固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师事夷人”之类论调，依然充斥朝野上下的舆论〔40〕。

向西方学习，——虽然还只能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器物层次，但它反映了时代的迫切要求，是当时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魏源在举世以谈洋务为耻的氛围中，突破“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力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左宗棠自诩是魏源主张的继承者，将自己试造轮船看作是魏源主张的实践——“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41〕。

他说，“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

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他乐观地预见，学习西方的风气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馀。

行之数年，……尚何外侮之足虑乎。”〔42〕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与曾国藩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同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嚆矢；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制造和驾驶轮船的学校；他设立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和甘肃织呢局，在落后的西北，揭开了工业化的序幕；他第一个用机器凿井、治理泾河，则为中国水利近代化的先声。

左宗棠大胆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人员，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开拓创新的精神使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共同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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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这种勇于任事、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和湖南人坚强不磨的刚毅性格分不开的。

湖南人的性格，《史记》言其“剽悍”，《隋书》谓为“劲悍决烈”〔43〕，近代梁启超则称“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44〕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45〕。

这种性格在左宗棠身上有鲜明的体现。

他恃才傲岸，好胜负气，尝自称：“仆早岁志大言大，于时贤所为多所不屑。”〔46〕他自比诸葛亮，治军事与郭嵩焘以“老亮”、“新亮”相称〔47〕。

1859年初，左宗棠起用之前，咸丰帝和郭嵩焘有一段对话，鲜明刻画出左宗棠的倔强性格。

咸丰帝问：“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缘故？想系功名心淡。”郭答：“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所以不肯出。”咸丰帝说：“趁此时人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也莫自己遭蹋。

汝须劝劝他。”郭答：“臣也曾劝过他。

他只觉自己性太刚，难与时合。”〔48〕左宗棠雄杰自喜，俯视流辈，特立独行，大开大阖。

他年近古稀，犹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率兵西征，豪迈不减当年。

曾、左晚年不和，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写了一副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挽联既颂逝者、又复自谴责。

虽然两人“所争在谋事之大，而不及其私事”，左自称“晚以议论时事，两不相合”，彼此“非好相攻击也”〔49〕。

《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云：“予颇疑曾文正为一极深沉有心术之人，性毗阴柔，实师黄老。

而左文襄则为阳刚，好大言出奇计之人，但粗豪耳。

两人赋性绝不同，故不易?合。”〔50〕性格的差异毕竟也是两人不和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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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激荡着爱国精神，绵延不绝，它推动湖南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赴汤蹈火，前仆后继。

这种爱国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远溯屈原，屈原孤愤沉湘，《离骚》哀叹：“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以“皇舆”指他所忠爱的楚国。

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张?和他的岳麓弟子，也都力倡民族大义，坚决抵抗金人南侵。

“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51〕明清之际，王夫之奋举义旗，抗清救亡；其后隐居荒山，通过著作对朱明覆亡作理性反思，抒发眷念故国的沉痛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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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理学的湖湘文化熏陶下，左宗棠心目中的爱国也是等同于忠君，他的爱国思想与理学坚持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纲常联系在一起。

正是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他效力朝廷，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的一名主将。

然而在他的时代，列强步步进逼，民族危机严重，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成为时代主要的历史任务。

外国侵略和边疆衅端，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君国之忧”。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只是一名偏僻山乡的私塾教师，却密切关注战局发展。

他在写给老师贺熙龄的信中一再诉说，自己“埋头牖下，如蛰瓮中，军中议论，末由闻问”，见到“洋事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山居无聊，言念时艰，不胜愁愤”〔52〕。

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为他“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53〕。

他痛斥琦善“奸谋误国，贻祸边陲”，主张将其斩首，“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54〕；一直到40年后，他仍然愤慨于“洋务实坏于伊手，固为正论所不与”〔55〕。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在湖南巡抚幕府，他同样痛心疾首英法联军侵犯京畿：“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56〕《北京条约》签订后，他说：“銮舆返宫，根本幸尚无恙，然辱甚矣。”〔57〕痛恨之情尽显笔端。

俄国侵占伊犁，新疆危急，他已年逾六旬，衰病侵寻，依然义不容辞西出玉门，他在给刘锦堂的信中写道：“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58〕南疆底定，他表示：“吾辈数书痴一意孤行，独肩艰巨，始愿亦何曾及此！而幸能致之者，无忌嫉之心，无私利之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59〕。

这与他一向服膺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或福趋避之”崇高的爱国精神先后辉映。

中法战争时期，他奉命与彭玉麟筹划海防江防，他告诉家人：“我与彭宫保（彭玉麟）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60〕他感慨海上用兵以来，“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文如林则徐，不幸为忌者所间，武如陈化成，以身殉国，上奏表示：“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61〕拼命疆场、视死如归的气概。

他的诗句：“人生堕地必有死，死者体魄同蜕委。

所贵浩气万古存，能塞苍冥立人纪。”〔62〕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文天祥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它们同样是对浩然正气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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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去世，此时《中法和约》刚签订不久。

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令衰朽残年的左宗棠满怀悲愤，终生遗憾。

他在遗折中写道：“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他分析战后形势，指出各国虎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他再一次呼吁：“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63〕。

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表现出无限的关注和深深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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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经世思想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

为了挽救皇朝命运，追求国家富强，他务实求变，开拓进取，发扬了儒家匡时济民的经世精神。

他的毕生事功使经世致用、开拓求新的湖湘文化光大发扬；他不但在言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引进西学，将西学融入传统经世之学，更赋予湖湘文化以新的时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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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倡导者一样，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引进西学，他们学习西方，只是停留在器物层面，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封建政治体制，但是它毕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使中国终于跨出了闭关锁国的门槛。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突破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藩篱，在批判洋务运动的声中蓬勃兴起。

是湖湘文化又一次以其求新求变和爱国精神，使继洋务运动而起的维新运动在湖南大地上生气勃勃，如火如荼，走在全国的前列；湖湘文化的传统得到了又一次新的发展和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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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左宗棠传记的作者说：“时代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他所处的时代。”〔64〕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湖湘文化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培育他的湖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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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胡安国传”，《宋史》，卷435，列传19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册，第100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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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书·与吴元忠四首”，《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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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南轩文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绵邑法墨池刻本，卷10，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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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尊经书院课艺序”，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1840）两淮淮北士民刻本，卷37，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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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近代人才之培植”，黄?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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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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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龚自珍“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见“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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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左孝同《先考事略》，引自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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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舟中怀左季高”，贺熙龄《寒香馆诗钞》，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卷4，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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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上程晴峰制军（?采）”，胡林翼《胡文忠遗集》，同治三年（1864）武昌节署刻本，守黔书牍，卷2，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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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请将前任云贵总督贺长龄事绩宣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七》，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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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伯元《南亭笔记》，卷8，江苏古籍书店2000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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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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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答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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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56—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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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联语·331家塾”，《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69—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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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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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与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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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与张玉夫”（丙午），江不平校订《左宗棠家书》，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版，第9页。

辑入《左宗棠全集·附册》，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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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会试文·癸巳科第一问”，《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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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知言·中原”，《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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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胡广等纂修《性理大全》，卷49，第4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30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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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论语二十”，王夫之《四书训义》，卷24，《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9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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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论语五”，王夫之《四书训义》，卷9，《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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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钟山书院课艺序”，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1840）两淮淮北士民刻本，卷37，第38页。

卷37，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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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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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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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与癸叟侄”，“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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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与施蕲州（少路）”，张?《南轩文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绵邑法墨池刻本，卷26，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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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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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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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遗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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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思问录内篇”，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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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张子正蒙注卷七·大易篇”，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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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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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魏源《圣武记》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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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中兴业·易俗”，《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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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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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答陈俊臣”，《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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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倭仁奏，《筹办夷务始末》，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同治朝，卷47，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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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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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75—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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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湖南通志》，光绪十一年刊本，引自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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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南学会叙”，“饮冰室文集之二”，第66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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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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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答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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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名贤手札跋后”，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光绪壬辰（1892）刊本，卷7，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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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郭嵩焘日记》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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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李肖聃《湘学略·曾左学略第十五》，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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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曾左赋性各异”，黄?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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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丽泽诸儒学案序录”，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7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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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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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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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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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与陕甘总督谭文卿制军”，《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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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答胡润之”，《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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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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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与刘毅斋京卿”，《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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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答刘克庵”，《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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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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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62—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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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题王君遗像有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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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遗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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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