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别贬到湖北黄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吧!最后死在琼州海峡回去的途中。

第一次1080年，被贬黄州。

因乌台诗案入狱，经多方营救未获死罪，贬至黄州。

原因就是苏轼多来年一直反对“新法”，特别是以他豪放的情格，无论在言行、诗词文、行动上，处处都对新法持否定态度。

第二次1094年，被贬惠州。

原因是一直主政启用“旧党”的太皇太后高氏于1093年去逝，宋哲宗赵煦虽然1085年仅十岁就登基做了皇帝，但一直没机会主政，想要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结果“新党”抓住时机东山再起，借小皇帝之手全面打击以苏轼，苏轼被诬以前起草的文件中有讥斥神宗之语，其实就是一个党争的牺牲品。

第三次被贬1097年，被贬儋州。

原因更简单，新党为了将旧党赶尽杀绝，所有被贬外地的元祐党人，根据贬所再向更远之地贬一次。

目的就是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

因为苏轼当时就已经被贬广东了，再远就被贬到了海南。

如果说第一次被贬是因为对新法持异议，正面地投入到党争之中的话，那么后两次被贬完完全全是无奈的、被动的、身不由己的，他没有持任何的政治见解。

没有做任何的斗争，就被放逐到天涯海角去了。

最最可悲的是，将苏轼一贬再贬的小皇帝宋哲宗，童年的老师正是苏轼，这可以说是最最失败的教育了。

扩展资料：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

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

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

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是体现宋代的文化精神的典型。

从文学史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

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

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

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

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

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

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错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

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

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

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

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

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

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

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

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

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

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

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

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