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妇女对于自己的婚姻大事也无任何自主权可言。

男女结合，完全由父母做主，既嫁之后，妇女便没有离婚的自主权。

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能听天由命。

即便家庭生活再苦恼，对丈夫一百个不如意，也不能由女方提出离异。

这一点在唐朝之后尤为严格。

即便丈夫已死，女子非常年轻，而且无儿无女，道德、法律上也不允许女子再嫁，而是要女子为丈夫守节一辈子，在孤寂与无奈中度完一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也只有妇女改嫁之事，但那十分少见。

《白虎通·嫁娶篇》云：“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因为“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

作为妇女道德教育典范的《女诫》这样教训妇女：“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

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在作者班昭看来，妻子事夫犹如孝子事父、忠臣事君一样，只能委曲求全，一意顺从，从一而终。

几千年来，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谚语。

如果说一开始这仅仅具有道德训诫的意义，那么后来则为法律所采纳。

隋开皇十六年诏令：官员九品以上夫亡妻不许改嫁，五品以上夫亡妾不许改嫁。

明、清律规定：七品以上官员之妻夫亡再嫁者，杖一百，并追夺诰封。

若妻妾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即听凭丈夫愿将妻妾卖出去或嫁出去自便。

如妻妾背夫出逃又改嫁者绞。

可是，丈夫却可以随便以任何一个理由提出休妻。

古代中国的七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实为男女在离婚问题上一方自由主动、另一方被动接受的实例。

仅仅是多言、妒忌这样微不足道的缺失，就足以构成妇女被离弃的理由，而丈夫嫖娼纳妾，虐待妻子，都不能成为妇女要求离异的理由。

如此的不公道、如此的不平等，在华夏文明史上竟成了天经地义。

西周时期有七出三不去，所谓七出，是指女子若有“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盗窃”中七项情形之一者，丈夫和公婆即可休弃之，让妇女处于战战兢兢状态，始终把讨好丈夫和公婆作为最重要的事情，从此开始妇女就没有社会地位，处于从属地位。

成婚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男方在婚姻中一直占据主动位置，女方处于弱势被选择的地位。

问名，只要男方感觉可以，女方父母见币多就会同意，无视女子的意见。

由纳币看出“以币易妻”，女子同货等同。

女人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来源，就是在社会再分配中也处于弱势。

女子无继承权，有时为了贵族的体面和联络感情，大多给予女子可观的嫁妆，但这同样只是出于父兄的赐予，而不是女子的法定权利。

秦汉妇女的社会地位总体较高，但呈递降趋势，是动态的变化过程。

主要表现在：妇女能直接主动地参与政治活动；男女较为平等；“三从四德”的礼法规范和“从一而终”的贞节观还未成为女性的束缚。

同时因为秦汉时期自由开放的政策，使女性能够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秦汉女性的经济活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维护了小农经济的生存，并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

汉朝受儒家三纲思想的影响，婚姻成立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行六礼，更重聘礼，盛行早婚。

婚姻解除，实行七出三不去原则，片面强调丈夫的特权，规定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在家庭制度上，实行一妻多妾制、家庭等级制，维护夫权和家长权，维护妻妾不平等权。

这种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体现出封建社会的阶级性和等级性。

汉班昭所作的《女诫》是中国女性的第一本教科书，也是中国传统女训的鼻祖，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束缚女性的枷锁。

唐代确认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嫁许诸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

或者“虽无许婚之书，但女家已接受男家的聘财，亦不得悔婚，否则同样处杖刑六十”。

又规定“男家自悔者，不坐”。

对婚姻解除同样规定“七出”“三不去”和“义绝”，唐代还有“和离”的规定，即“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从唐律的规定来看，唐代妇女的地位还是低于男性。

财产继承实行诸子平分制，女子仍无继承权。

宋代比唐代又有了进步和灵活性。

允许在室女享受男子继承财产权的一半，继子与绝户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财产继承权，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

宋代仍实行“七出”与“义绝”之制，又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六年不通问，允许妻子离婚改嫁。

但是，如果“妻擅走者徒三年”，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减一等处刑。

又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若改造（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

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地旧传统。

元朝以前，法律允许改嫁寡妇带走原有嫁妆，不准寡妇带走的，限于亡夫的遗产。

但元朝法律正式规定，离婚妇女或寡妇如果再婚，就要丧失原先从父母处得来的嫁妆和其他继承得来的财产，至于夫家的财产，更是不得带走。

明清两朝受元朝影响，都有“（寡妇）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嫁妆，并听前夫之家为主”的规定。

这些规定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妇女地位进一步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