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敬 伍次友 熊赐履 南怀仁

陈廷敬（1639年——1712年），字子端，号说岩，清代泽州（今山西晋城）人。

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改为庶吉士。

初名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者，故由朝廷给他加上“廷”字，改为廷敬。

陈廷敬生平好学，诗、文、乐极备。

他与清初散文家汪琬以文体相切磋，与著名诗人王士祯以诗唱和，“皆能得其深处，而面目各不相假”。

他写的《晋国》一诗：“晋国强天下，秦兵限域中。

兵车千乘合，血气万方同。

紫塞连天险，黄河划地雄。

虎狼休纵逸，父老愿从戎。”以回顾晋国昔时的强盛和山川的险要，歌颂了晋地人民同仇敌忾、保卫家园的爱国精神。

由于陈廷敬很有才华，在任翰林院学士时，曾和掌院学士喇沙里、侍讲学士张英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表扬他们“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康熙曾特赐予他和喇沙里、张英三人貂皮各五十张，表里绸缎各二匹。

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元月，陈廷敬被调任为吏部右侍郎，管理户部钱法。

针对存在的问题，陈廷敬于八月上疏：“自古所铸钱币，时轻时重，过不上多长时间就又要重新改铸。

现在，百姓最为不便的主要是钱价。

过去，一两白银可兑铜钱一千，今则仅兑九百。

造成师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私商熔化铜钱为铜，从中渔利。

按说，销毁钱币，其罪至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然而，长久不能禁止，就因为私商能从中获取厚利。

因为一两银子可买铜七斤，如果将一两银子兑成铜钱，则得一千，将这一千铜钱熔化，就得铜八斤十二两，从中获一斤十二两铜价。

这些不法商人以此为盈利的捷径，使得市场上铜钱日趋减少。

顺治十年时，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原本是为阻止私铸，但结果呢？私铸依旧时常发生。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增加钱币的重量，而应改重为轻。

如果这样，那私铸之风就会不禁自绝。”同时他还指出：“由于近年来产铜之地收税过重，致使铜矿开采寥寥无几。

应当减少师税收，让百姓也来开采。

开采的人多了，铜的产量自然就会增加。

随着铜的增加，铜钱价值也自然会日趋稳定。” 陈廷敬这一上疏，送至朝廷后，康熙很重视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并付诸实行。

同年九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

当时清廷内不少官员贪污受贿，腐化之风十分严重。

陈廷敬深切痛恨。

他于二十四年正月向朝廷上疏：“贪廉这两方面，是做一个合格官员的关键。

然而奢俭这两者，又是造成贪廉的根由。

要使官员清廉，就先要使他们养成节俭的品质。

古时候，从衣冠、车马到服饰器用，办理婚丧大事，都要‘贱不得俞贵，小不得加大’。

现在由于奢侈之风未除，以至贫穷的人办事节俭反受讥笑，富有的人铺张而无人反对，使得大家竞相奢侈，成为一种风气。

于是，贪污求利，触犯法律的事就跟着多起来，而且日趋严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失堤防而莫知所止。”

康熙帝接到陈廷敬的上疏，表示赞同，指出，今后“务须返朴还淳，格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书俭至意”。

当时，由于农民赋役苛重，加之水旱灾荒不断，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陈廷敬及时向朝廷反映了一些地区遭灾后的真实情况，并提出豁免钱粮税收的一些办法。

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

为维护清廷的统治，陈廷敬又上疏说：“总督巡抚的职责在于考察和指导吏员，这样做才能使百姓长期安定下来，并不是让吏员只明察于理事，尽自己的职责就够了。

孔子说过：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

要使百姓不触犯条令，不如先行上之教。

行上之教，就要首先师检查总督巡抚。

这样巡抚可能会说：‘问题师是在于那些吏员。

如果吏员清廉能干，不加派火耗税收，理事时就不会贪赃受贿，也不会搜括百姓，百姓也就不致于因触犯刑法而痛苦。

’倘若官吏没有这样的能力，这就可以说是对上有罪。

当然，也并不完全是官吏的罪过。

上司清廉，则吏员自然不敢贪赃犯法，上司如贪赃不法，吏员虽然也想廉洁，然而却是不大容易办到的。

凡是官吏加派火耗，贪赃受贿，搜刮百姓，他每天就忙碌于察言观色，逢迎上司，又哪里有工夫去行上之教呢？百姓看到吏员的所做所为，就会说：‘这样的人还能教导我吗？’管教不听，就用刑法。

群吏这样做，是总督巡抚导致他们这样做的。

所以，当今首要的是总督巡抚要人选合格。

他们要不为利欲所动。

自己身正，才能管好吏员，吏员也不必整日想着如何曲意逢迎、巴结上司，都留心为民办事。

百姓就能够休养生息。”他还建议，应给督抚下一通令，凡保荐州府县官，必须考察他们有没有不法行为。

对违犯者严加惩处，这就会起到以一儆百的作用。

对于巡持总督的考察，则要看他是不是廉洁奉公，为群吏做出了榜样。

陈廷敬的上疏，被朝廷采纳了，并根据他所提内容，规定了若干条文，下谕实行。

过了一段时间，云南巡抚王继文以军饷为名，动支库银并私自贪污。

陈廷敬以其溺职不忠，前后银数赢缩相悬，上疏弹劾。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任工部尚书。

同学士徐乾学奏进《鉴古辑览》，康熙认为这本辑览有参阅价值，决定留下来通读。

他在工部尚书任内，还纂辑三朝《圣训》、《政治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等，陈廷敬并充总裁官。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调户部，又调吏部。

第二年，他的亲戚因贪赃被劾罢，使他身受连累，对他打击较大。

之后，他借口父年八十一岁，盼望相守为由，要求解任回乡。

清廷答允陈廷敬的请求，免却了他在朝中的职务，但继续担任修书总裁官。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廷又起用陈廷敬为左都御史，直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皇帝下诏，命令张玉书、陈廷敬领导编纂一部大型字典。

第二年，张玉书病逝，陈廷敬独任总裁官。

这部大字典组织了三十多人的编辑班子，陈廷敬的儿子陈壮履也在其中。

父子留名于一书，一时传为美谈。

这部字典是在前人《字汇》和《正字通》的基础上增补充实而成的，共收四万七千多字，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收字最丰富的字典。

后来定名为《康熙字典》。

虽然字典问世时，陈廷敬已经去世，但他为编纂这部字典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贡献，为后人所敬仰。

陈廷敬一生著述很多，有《午亭文编》、《尊文阁集》、《河上集》、《杜律诗》、《老姥掌游记》、《三礼指要》、《说岩诗集》等。

他的诗风格“清雅醇厚”，很得康熙皇帝的赞赏。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陈廷敬病危，康熙皇帝遣太医前往诊视。

四月病卒，终年七十三岁，康熙率大臣侍卫奠洒，并令各部院满、汉大臣前往吊祭。

康熙皇帝亲笔写了挽诗，赐祭葬典礼，十分隆重。

谥曰文贞。

熊赐履，字青岳，又字敬修，号素九，别号愚斋，现孝感市闵集乡人，世籍南昌。

明洪武中，有熊邦显者，以熊为楚姓，江汉郧鄂间乃祖宗故壤，遂占籍孝感，是为熊氏迁楚之始祖。

孝感，本名孝昌，故学者亦有称赐履为“孝昌先生”者。

孝感熊氏，乃地方大户。

赐履之父祚延，字祈公，明朝生员，后主连奇书院讲席。

及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组织团练以资守御。

崇祯十六年，农民军势力大炙，祚延死之。

其事载于《湖广通志》和《大清一统志》。

熊赐履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初五日，其父遇难，赐履刚满8岁，其母李如柏博通经史，坚贞不屈，使熊氏遗孤得以保全。

《湖广通志》载：“熊祚延妻李氏，孝感人。

少娴书史，即知以礼律身。

及筓归熊，以孝敬闻。

值流寇起，土豪藉雠生乱，熊阖门遇害。

氏抱幼子，匿荆棘中，母族拥以去。

豪亦素闻其贤，不复追。

长子适诣蒙师，均免于难，即大学士赐履也。

氏痛不欲生，念夫亡子幼，忍死存孤，木棉长藿，手自经营，尝并日以食。

而课子最严，日就外傅，夜共一灯，懈即挞而数之。

母织子读，声常达旦。

熊赐履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进士，授庶吉士。

顺治十六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

康熙四年，补弘文院侍读。

六年，熊赐履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闲道录》。

是年，熊赐履进呈在清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万言疏》。

该疏对清朝时政、特别是四大辅臣推行的种种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明确提出：治乱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要求少年皇帝加强儒学修养，以程朱理学为清廷“敷政出治之本”。

正是这道奏疏，使康熙皇帝对熊赐履刮目相看。

七年，授秘书院侍读学士。

八年，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此后，熊赐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

九年，擢国史院学士。

旋复内阁，另设翰林院，熊赐履为掌院学士。

康熙十二年，清廷决定撤藩，熊赐履对此不以为然，告诫康熙帝：“国家方太平，以无事为福，道在休养绥定而已。

今无故徙数十万安居乐业之众，移置穷荒不毛之墟，仓促逼迫，势逐刑驱，未有不生怼怨，众怒不可激。

一夫称乱，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与”。

事实证明，熊赐履关于撤藩必反的估计是正确的。

“三藩之乱”爆发后，熊赐履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曾代拟《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

十四年，康熙帝以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武英殿大学士。

然而，次年熊赐履即以嚼签案罢归。

熊赐履之罢官，正值三藩之乱，时“楚氛未靖”。

熊赐履乃迁居江宁城北之莲花桥，后又移居溪西之清凉台。

此后十余年，熊赐履“疴卧荒江，罕与世接”，“十年来未尝离清凉一步”。

寓居江宁期间，以其昔日为官清廉，家无积蓄，故熊赐履生活十分艰难，“和蕨羹，啖虾菜”，“寒素自持，与儒生等”。

尝对徐乾学说：“仆近状无可为知己道者。

昨年薄田无收，老弱数十口并枵腹僵卧，无以异于沟中瘠。

目前青黄不接，数米而炊，杂以野菜，亦聊以免死。”然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熊赐履仍潜心于理学研究。

自称：“仆在江宁八年矣。

六代烟云，了无所得，惟收拾遗书数万卷，日夕翻阅不暇。

又此间士习浮靡，春花秋月，常在歌船舞榭间，仆不能与之征逐，惟独坐江楼而已”《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均在江宁完成，可以说，熊赐履的基本学术体系形成于江宁隐居时期。

康熙二十七年，清廷以礼部尚书起熊赐履于家，旋因母丧，南归。

二十九年复授礼部尚书，三十年入都，三十一年调吏部尚书，三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充《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总裁官。

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刚满68岁不久的熊赐履以“年迫古稀”乞休，康熙帝令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京师以备顾问。

四十五年回到江宁。

四十八年八月卒，谥“文端”。

南怀仁原名菲迪南特·阜泌斯脱，比利时人。

1657年，受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教，1688年死于北京。

生前是清朝政府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

死后埋葬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附近的外国传教士基地。

康熙皇帝曾亲自为他撰写祭文和碑文，赐他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南怀仁精通天文地理，到中国传教后的第二年，就被推荐到宫中，协助当时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工作。

他们使用西方先进的方法勘测天文，计算准确，说服力强，深得顺治皇帝的赏识。

但是，科学和迷信、先进和落后毕竟是不能相容的。

西方传教士在勘测天文时所采取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朝廷中有很多人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

1664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弹劾汤若望和南怀仁，说他们“历法荒谬”、“邪说惑众”、“僭谋造反”。

当时正值顺治、康熙两朝交替之际，执政的是鳌拜一伙野蛮、愚昧的议政王。

他们对天文、算学一窍不通，无从判断科学上的是与非，但他们抓住所谓“惑众”、“造反”等字句，汤若望、南怀仁就不能不交上厄运了：结果前者被判死刑，后者被驱逐出宫。

此后，北京忽然发生了百年末遇的大地震。

愚蠢的鳖拜以为这是由于他惩处了汤若望、南怀仁而触怒上天，便匆忙下令将他们赦免。

汤若望获释不久就与世长辞，南怀仁尽管重获自由，但却不能重返钦天监工作，只好回到教堂去传教。

南怀仁虽然被逐出宫，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当他得知康熙帝已经亲政，而杨光先预测的康熙八年将出现两个春分和两个秋分的明显错误时，便上疏康熙帝，以求一辩。

这一年康熙16岁，亲政已两年，但实权仍被鳖拜掌握，这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来说是无法容忍的，他迫切想把权力夺回到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