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

在研究文学批评史时，我们会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以及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等说法作为文学批评史的一条理论线索。

[20] 这其实只是古人说法的一个方面。

在古代文论的原始语境中，每种理论往往是和它的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存在的。

宋代以后，“诗能达人”之说正是针对唐代以来“诗人薄命”与“诗能穷人”而提出来的。

客观地看，“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是中国文学史史实与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古人既有认为诗能穷人的,也有认为诗能达人的。

这原本是两个自有道理、各有例证的话题。

把“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两个话题放到一起考察，相互印证，对中国诗学的理解才比较全面、真实和圆融，也比较深刻。

在“诗人例愁苦”说流行之时，就有人对此表示怀疑。

宋人许棐直截了当地表示，“不信诗人一例穷”。

[21] 在宋代，一方面诗人薄命之说更为普遍，另一方面也出现完全相反的说法，那就是“诗能达人”。

可是，这种说法并不流行，甚至差不多被后人遗忘。

这种遗忘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如果完全漠视这种说法，可能会显得片面和肤浅。

《孟子•尽心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达”有显贵﹑显达之意，“穷”特指不得志。

作为诗学命题的“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在对举时，其“穷”、“达”之义大致与此相仿。

但在具体语境中，意义却比较复杂。

“穷”有生活困顿、穷愁潦倒这种物质层面的“穷”，也有理想与现实强烈矛盾的精神层面的“穷”。

“达”可指社会地位的显达，也可指诗名远扬的显达。

我们要注意到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差异。

在文学批评史上，最早提出“诗能达人”的是宋人陈师道。

他在《王平甫文集后序》云：“欧阳永叔谓梅圣俞曰，世谓诗能穷人，非诗之穷，穷则工也……方平甫之时，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积而不发，其号位势力不足动人，而人闻其声，家有其书，旁行于一时，而下达于千世，虽其怨敌不敢议也，则诗能达人矣，未见其穷也。

夫士之行世，穷达不足论，论其所传而已。”[22]陈师道以王平甫为例，说明“诗能达人，未见其穷”。

不过，他所理解的“达”，不是现世的“显达”，而是诗歌在当下与后世的影响与流传。

元代李继本也说：“余意诗能达人，则有之，未见其穷也。

不有达于今，当有达于后。

从古以来，富贵磨灭，与草木同朽腐者，不可胜纪，而诗人若孟郊、贾岛之流，往往有传于后，岂非所谓达人者耶?”[23] 他所谓的“达”，与陈师道同意。

这种“诗能达人”之说在理论上与“穷而后工”并没有本质差别。

宋代的陈与义就是当时人们认为“诗能达人”的典型。

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世言诗能穷人……予谓诗不惟不能穷人，且能达人。”[24] 为何以陈与义为“诗能达人”的典型呢? 宋人胡仔说：“简斋《墨梅》皋字韵一绝，徽庙召对称赏，自此知名，仕宦亦浸显。

陈无己所以谓之‘诗能达人矣，未见其穷也’。

葛鲁卿序《简斋集》，亦用此语，盖为是也。”[25] 这里的“达人”,与陈师道所言内涵不同，是指现世的显贵。

这种“诗能达人”的含义更为普遍和流行。

在下文中，我们谈到“诗能达人”时，便是特指这种含义。

类书是中国古人体系化的“常识”。

在宋代的类书中，就有“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两种完全相反的词条，反映出当时的文学观念。

南宋祝穆《事文类聚》别集卷9 “文章部”有“因诗致穷”类，又有“诗能达人”类。

除了类书之外，古代大量的诗话对此也有所记载。

如《诗话总龟》中的“知遇”、“称赏”、“投献”等门类，也记载了大量诗能达人的故事。

历来对“诗能达人”之说论述最为全面的是南宋的胡次焱，他在《赠从弟东宇东行序》一文中说：

诗能穷人，亦能达人。

世率谓诗人多穷，一偏之论也。

陈后山序《王平甫集》，虽言穷中有达，止就平甫一身言之。

予请推广而论。

世第见郊寒岛瘦，卒困厄以死，指为诗人多穷之证。

夫以诗穷者固多矣，以诗达者亦不少也。

[26]

胡次焱还举出许多例子，说明有“以诗擢科第者”、“以诗转官职者”、“以诗蒙宠赉者”，而且“诗可完眷属”、“诗可以蠲忿”、“诗可以行患难”。

胡次焱以实证的方式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其中不乏小说家言） 来证明“世谓‘诗能穷人’，岂公论哉?”从胡次焱所举例证来看，诗不仅能使人在现实社会中尊贵与显达，而且还具有消灾解困之功用，所以胡次焱“诗能达人”之说带有世俗社会强烈的功用色彩。

宋代以后，理论家们开始追溯历史，以事实证明诗人不必皆穷，亦有达者。

姚鼐云：“夫诗之源必溯于风雅，方周盛时，诗人皆朝廷卿相大臣也，岂愁苦而穷者哉?”[27] 徐世昌《读梅宛陵诗集书后》：“人谓诗以穷而工，我谓工诗而后穷。

自古诗人多富贵,《雅》《颂》作者何雍容。”[28]他们都指出早期中国诗史,《雅》《颂》的作者多为达者。

此外，也有人指出，唐代以来的诗人，也多有命运不薄、福寿双全者。

清程晋芳《申拂珊副宪七十寿序》：“人咸言诗人少达而多穷,又或谓呕心肝，擢胃肾，非益算延年术也，是特就一二人言之耳，乌足概其全哉? 由唐以来，诗大家香山、放翁，官未尝不达，而年近耇耆，庐陵、临川，皆至宰辅。

近人朱竹垞、查他山辈，官虽不高，寿皆至七、八十岁。

盖天欲厚其传，非使之长年则撰著不富。”[29] 他们指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诗人穷苦，只是极个别现象而已。

他们所说的“达”，又是指福、禄、寿齐全式的世俗社会幸福生活。

清代严首升针对“穷而后工”之说，引诸史实，特别指出“达”更有利于创作：

自古诗人，若陈拾遗、孟襄阳等辈，皆相望于穷，或遂以为诗能穷人，或以为穷而后工，皆不然之论也。

王文穆、杨徽之皆以一字、数联立致要路，诗何尝不能达人? 摩诘佳处什九在开元以后，苏明允既游京师，落笔敏于山中时，又安在不达而后工哉? 夫抱心者身也，身实有苦乐，而心安得不有艰易? 先民有言，惟福生慧，穷尚工矣，何况达乎? 予因以是细数古今词赋之事，自人主为之，鲜不加于民问数等，其次则诸王宗室与幕府宾客,倡和园林，亦必有群中鹤立之美，往往然也。

陈隋之主无道已，文皇、明皇独步三唐。

若乃淮南、陈思、昭明、谪仙、长吉诸君子，一时作者，咸逊为弗如，此曷故哉? 大约本支百世，氤氲已久，且其色声香味，既与人殊，宜其心之所思，亦莫得同也。

[30]

严首升说的“达”则不仅指有高贵的社会地位，还指具有能为艺术审美活动提供充分条件的物质生活基础。

他既认为“诗何尝不能达人”，又进一步明确提出诗人“达而后工”之说，似乎有故作翻案，谲诡怪诞之嫌。

古人认为，“居移气，养移体” （《孟子•尽心上》） 。

社会地位高者,可以广泛交流，转益多师，视野开阔，居高临下，故“达”者亦可“工”也，正如“穷”而未必皆“工”。

社会地位高贵的“达”者也是可以有忧患的，也可能产生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苦闷,“达”者亦有“穷”时。

事实上，有些好诗确是“达”者才能写出来的，像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31] 像曹操《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32] 退一步讲，这种诗就算“穷”者能写出来，也是矫情而不实的。

“穷而后工”之“穷”应该是特指那些具有突出的艺术才华，有理想，有抱负而遭遇挫折者。

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者却可能是平庸的，或“穷”不思变的。

就诗人而言，古代有大量三家村之诗人，困于生计，限于交际，独学无友，孤陋寡闻，虽穷之甚，而诗多不工。

严首升所论，或有偏颇。

然而，他认为诗人由于“穷”，受到物质条件与主观条件的限制，其交际和阅历、眼界和胸襟都可能受到影响。

此说从创作心理的角度，强调诗人的社会地位、物质基础与创作的关系，强调诗人良好的环境与心境对于创作的正面影响，力破传统“诗穷而后工”之说的某种思维定势，不为无见。

明清时期，出现与“诗能穷人”、“诗能达人”密切相关又有所引申的另一对命题，即“文章九命”与“更定文章九命”。

“文章九命”是明代王世贞提出来的。

“薄命”的内涵颇为含混,古人泛指穷愁不达之类的生活际遇。

王世贞则把“薄命”的内涵明确细化，并以“文章九命”进行分门别类。

古人云：“诗能穷人。”究其质情，诚有合者。

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不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佳。

富贵荣显，人所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不佳。

是一合也。

泄造化之秘，则真宰默雠； 擅人群之誉，则众心未厌。

故呻占椎琢，几于伐性之斧，豪吟纵挥，自傅爰书之竹。

矛刃起于兔锋，罗网布于雁池。

是二合也。

循览往匠，良少完终，为之怆然以慨，肃然以恐。

曩与同人戏为文章九命，一曰贫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窜，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无终，九曰无后……吾于丙寅岁，以疮疡在床褥者逾半岁，几殆。

殷都秀才过而戏曰：“当加十命矣。”盖谓恶疾也。

[33]

王世贞“九命”一词，或为一时兴到之言，或为换骨脱胎之语。

周代的官爵分为九个等级，称“九命”。

王世贞可能仿古代官制而“戏为”调侃之词，亦谐亦庄。

所谓文章“九命”，是指文章给人带来的各种厄运。

这里的“文章”，所指甚广，但也包括了诗歌。

王世贞分析“诗能穷人”的两大原因：一是从审美来看，诗中表现穷苦之言比表现富贵之言更有价值； 二是从诗的社会效应来看，诗歌揭露了造化的秘密，引发上天的暗恨； 诗人的声誉又挑起众人的妒忌。

王世贞力图从文学与社会学的角度，从内部与外部揭示“诗能穷人”之秘密，虽略有夸张，然颇有道理。

王世贞“文章九命”之说一出，即成为当时文人热议的话题。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8 ：“王弇州尝为‘文章九命’之说，备载古今文人穷者，今摘唐诗人，稍加订定录后。”[34] 他又列举唐诗人为例，加以补充。

胡应麟《诗薮》云：“若陶婴、紫玉、班婕妤、曹大家、王明君、蔡文姬、苏若兰、刘令娴、上宫昭容、薛涛、李冶、花蕊夫人、易安居士，古今女子能文，无出此十数辈，率皆寥落不偶，或夭折当年，或沈沦晚岁，或伉俪参商，或名检玷阙，信造物于才,无所不忌也。

王长公作《文章九命》，每读《卮言》，辄为掩卷太息，于戏! 宁独丈夫然哉?”[35]胡应麟从历代女诗人之厄运的角度补充“文章九命”之说：不独男子如此，女子也是如此，可见此说具有普遍性。

明沈长卿云：“王元美戏为《文章九命》，伤才士数奇也……予谓‘十命’当分‘天刑’、‘人祸’两则。

绮语诬诳者，遭阴殛之报，天刑之； 愤世怨怼者，罗阳网之报，人祸之。

然平坦之肠，必无警句。

光尘之品，宁有奇文? 即欲抑其才以自韬而不能，此数奇之由也。

若曰：享名太过，销折其福，依然忌者之口也。

更有说焉，文入于妙，不必更作他业,即此已为世所深恨。

犹入宫之女，岂尝詈诸嫔嫱，而反唇侧目者趾相接也。”[36] 此则是对王世贞“文章九命”之补充，以之分为“天刑”、“人祸”两种，谓文人之“数奇”，不可避免。

自明代以来，王世贞《文章九命》影响甚大，甚至成为文人诗文创作中的独特话语。

比如诗中有云：“尘劫三生终杳渺，文章九命独蹉跎。”[37]“五字长城七子才，文章九命古今推。”[38] 文中有云：“呜呼! 自古才人，造物所忌。

文章九命，真堪流涕! 人生缺陷，万事难遂。”[39] 总之，在诗文中“文章九命”已成为文人命蹇、才士数奇的代语。

到了清代，有人力反其说，重新编制具有正面意义的“文章九命”。

清王晫《更定文章九命》：“昔王弇州先生创为《文章九命》……天下后世尽泥此言，岂不群视文章为不祥之莫大者,谁复更有力学好问者哉? 予因反其意为《更定九命》，条列如左，庶令览者有所欣羡，而读书种子或不至于绝云。”[40]《更定九命》具体的内容为：一曰通显、二曰荐引、三曰纯全、四曰宠遇、五曰安乐、六曰荣名、七曰寿考、八曰神仙、九曰昌后，各引古人往事以实之。

王晫的“九命”是有意与王世贞的“九命”一一对应而相反的。

王晫《更定文章九命》引导读书人乐观地看待文章与命运的关系，清代施闰章《王丹麓松溪诗集序》说：“王元美‘文章九命’之说，足使文人失志，悉反其说，取古文人之通显、寿考、声实荣畅者，辑为《更定文章九命》一编，读之阳气且满大宅，若春日之暖寒谷也。”[41]不过，为其写序，可视为世故的客气话，不太具有实际的批评内涵。

而事实却是：王世贞的《文章九命》非常知名，非常流行，而《更定文章九命》在文学批评史上，不但没有流行，而且很少有人注意到。

这种现象，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