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形图看，中原王朝明明已经控制了云南山区，把最难走的山口都拿到了自己手里，为什么到了平原地形反而停下，不再前进到沿海地区

缅甸地形图

明朝云南地图

因为地形图是要结合地貌和植被来理解的，仅仅看地形图，的确国界那边是沃野千里，一马平川，军队只要随便勒索一下沿途村落，就有吃不尽的粮食。

何况还有河流助力，顺流而下，想不胜利也难。

然而，如果地形图就能说明一切的话，巴西人口才不会挤在南面山区呢。

棕色代表文明，和温带相反

和上面地形图对比

巴西的人口密度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热带地区有大河的平原未必适合农业人口生存，甚至未必方便通行：

道路都分布于高原

热带有机物多，微生物繁衍快。

有大河说明水量充沛，微生物生存条件好，蚊子产卵地丰富。

平原地面坡度小，大多数地方有积水，旱季也能保持微生物种群和蚊虫卵。

不靠海，周围有山脉导致排水不畅，湿地面积大，以上要素均得到加强。

这四个要素加到一起，结果必然是疟疾泛滥，地面松软，既不利于农业发展，也不利于修建道路，在现代水利工程和制药技术出现前，这些平原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都很低，远不如周围的山地高原——起码还有一些高海拔坡地可以居住耕作。

史书上「南方瘴气」是什么？现在还有吗

那么，什么样的水会滋生病菌呢？显然是不流动的积水，这需要存在许多比周围低的洼地，存住雨水，而这样的洼地在大多数地方常见。

就算地表是斜面，倒下的树木，塌落的石头也经常会造成小型洼地，8月份我去大兴安岭，还在林间见到许多类似的洼地水坑，或者说小型沼泽。

只是北方降雨少，晴天洼地会干涸，冬天会冻结，而南方常见降雨多，气温高，洼地因此变成了富含有机质的“细菌汤”和蚊虫“育婴室”，成为人类这种已经没有体表毛的哺乳动物的严重威胁。

对于那些不适应南方菌群的北方人尤其可怕，带来远超出“水土不服”的伤害。

平时这些洼地蒸腾出水蒸气，在树林顶上重新凝结为细小的水滴，形成雾团。

这些雾团因此成为蚊虫病菌滋生的标志，被认为是“瘴”。

再加上许多大群蚊虫远看就像云雾，古人因此认为南方的空气有问题。

最新的缅甸人口统计充分证明了上面的观点——山区环绕的非沿海平原，降水充沛绝对不是好事。

缅甸省/邦地区

缅甸总人口5338万，北部克钦邦9万平方公里，面积接近浙江省，只有183万人。

而云南省39万平方公里有4771万人。

折算下来，云南人口密度是克钦邦的六倍。

下面一点的实皆省（邦）基本都是平原，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549万人，还是不到云南人口密度的一半。

可见北部的平原虽然地图上看是一片绿，却并不是什么好地方，和中国东部平原不可相提并论。

但是到了沿海地区，排水便利，虽然降水量也大，但不会有太多的陈年积水，开发度反而高得多。

勃固省面积不到4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已经超过了500万；伊洛瓦底省3.5万平方公里600多万人，人口密度反超了中国边疆省份，交通也方便，在沿海形成了一个农业文明次级中心。

这意味着中原王朝不太可能在穿越云南横断山区后，再穿越缅北湿热丛林，击败缅甸沿海的农业文明。

清缅战争就是好例子，战略上清军是攻势，一度也有战术优势，但是实在解决不了疾病和后勤问题，连皇帝的小舅子都病倒不起（回北京死掉）不可能靠国力硬压倒对方。

所以只能讲和。

到了二战，中国远征军败退回国，穿越缅北虽然没有战斗，但是在野人山（蓝色箭头）等地损失了三四万最精锐的士兵，比被日本人打死的还多好几倍，最后只有1万人走出来。

荷枪实弹的士兵只求逃命，对抢劫当地人毫无心理压力，尚且有这么高的死亡率，这里的气候、疾病和人口密度可想而知。

后来日本企图从这里攻击印度，英帕尔战役也损失的一塌糊涂。

即便是21世纪，这里也是全球最严重的疟疾重灾区：

对于缅甸的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以及其它传染性疾病的反应

2004 年缅甸报告了 70 万例疟疾，其中将近 80%都是最危险的类型:恶性疟原虫疟疾,而且缅甸持续记录了比该地区的任何国家都要高的疟疾死亡率(将近2500例)，其中包括印度这个人口数字要大得多的国家。

70万例疟疾，要记住缅北只有一千多万人……

要在这种地方搞大规模军事行动，只有依靠强大的现代科技。

冷战期间，中苏最初的全球战略分工是苏联对付欧洲，中国渗透东南亚。

哪一边顶不住了，就由另一边发动攻势牵制一下。

中国昆明军区的真实身份是东南亚方面军司令部，随时准备在成都军区（真军区）的支持下推向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

为了避免重演二战期间的惨剧，中国不惜代价开发了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科研项目（屠呦呦表示这不是吹牛）：

揭秘发现青蒿素的神秘“523任务”

据说,当时的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亲自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请中国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

在革命战争时期曾感染过疟疾、深知其害的毛泽东回答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随后,亲自布置了抗疟疾新药的研发。

这段故事未见文字记载,但在此后参与抗疟疾药物研发的医药工作者中口口相传。

曾参与过中越疟疾疫情调查的军事医学专家方辉(化名。

尊重当事人意愿,隐去实名。

)告诉记者,毛泽东的这句话是有现实依据的。

疟疾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一种恶性传染病,1969年到1971年是高发年,其中1971年就有4000多万人感染疟疾。

不过,1967年开始的集全国医药科研力量进行抗疟疾研究,确实是发端于“援越抗美”。

这项研究由此成了一项带有军事色彩的紧迫任务。

1967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了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全国协作会议,组织60多家科研单位协力攻关,并制定了三年科研规划。

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被定性为一项援外战备的紧急军工项目,以5月23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一直沿用下来。

古代亚洲人没有青蒿素，没有奎宁（金鸡纳霜是美洲新大陆土产），平民也买不起蚊帐，所以缅北积水地区的蚊虫疟疾无法克服。

中原王朝如果强盛，控制高海拔的云南山地不难（起码驻扎下来不回病死），要是企图穿越缅北再击败沿海的文明国家，就算成功也必然出现统治“断裂带”，进而导致分裂。

所以紧靠中国的缅甸平原区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