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乃儒、释、道三家。

早期的儒家思想比较富有生活气息，发展至宋明理学，则将重点落实于心性。

关于心性的内容，是早期中国哲学的薄弱之处。

虽然孟子及《易经》有所涉及，但总体较为单薄。

而佛教的大、小乘经论，对心性都有着丰富且深入的阐述。

需要说明的是，佛教对于心性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更落实于具体修证中。

尤其是禅宗，特别重视心性的参悟。

纵观中国哲学史，佛教始终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胡适先生早年曾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及半便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他不了解佛教。

其后，他也开始研究佛教，并收集了很多禅宗方面的资料，尽管他的考证未必为教界接受，但也从中反映了他对佛教的重视以及佛教于中国哲学的深远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也十分广泛。

佛经浩如烟海，仅《大正藏》便收录了一万多卷经文。

佛教中的许多经典，如教界广为流传的《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即使单是从文学角度来看，也足以是传世力作。

佛教典籍的体裁也非常丰富，既有诗歌式、散文式的，也有小说式、戏剧式的。

即使不从信仰层面来接受，也可作为文化传承来学习，因而在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中非常普及。

早在东晋时期，即有十八高贤会集庐山，于高僧慧远法师门下同结莲社，共修净业。

及至唐宋，文人好佛之风更盛。

著名的王勃、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文学作品代表着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心得及生活积累，同时也是作者思想境界的反映，精神信仰的折射。

因此，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都蕴涵着佛理，流动着禅意。

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教，就很难透彻这些作品的底蕴。

此外，还有部分作品直接取材于佛教或相关内容，如《西游记》便是以唐僧（玄奘三藏）西去印度取经的经历为题材。

学过历史的同学应该知道，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之一，对汉传佛教贡献卓著。

《西游记》取材于这段历史，创作中自然渗透了许多佛教思想。

遗憾的是，经过部分影视作品的演绎，唐僧反而成了孙悟空、猪八戒的拙劣陪衬，未能再现历史真实。

而《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笔记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至于名著《红楼梦》中，则为读者展现了许多极富禅意的诗作。

如果对佛教一无所知的话，势必无法正确解读这些作品。

佛教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

佛教的传入和佛教造像的盛行，极大促进了中国雕塑、建筑、绘画艺术的发展。

中国的绘画、书法作品，同样离不开佛教题材。

山水画中，有古寺梵刹、阿兰若处；人物画中，则有诸佛菩萨、金刚罗汉、高僧大德。

而各个朝代抄写的经书，则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作品。

其中，书法大家的抄经名作便不胜枚举，如王羲之书《遗教经》、张旭书《心经》、柳公权书《金刚经》、苏轼书《圆觉经》、赵孟頫书《妙法莲华经》、林则徐书《阿弥陀经》、欧阳渐书《心经》、弘一大师书《华严经》等等。

此外，敦煌还保存有大量唐人写经，既是珍贵的佛教典籍，也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宝库。

除了对艺术领域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极盛之时，普及至“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

于是乎，佛菩萨圣诞等宗教节日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民俗节日。

道教发端、生长于中国社会之中，必然要吸收由这个社会产生的精神养分，其中当然包括文学艺术。

同时，道教作为一种特殊的信仰形态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并享有较高地位时，反过来也会影响文学艺术。

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大致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首先，道教保留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本身也创造了许多神仙故事，这些都为中国文学中的神话部分增添了色彩。

道教中关于玉皇大帝、东龙公、西王母、盘古真人等等传说都是承袭古代神话而来的，并将这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较为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另外，道教本身所创造的神仙故事，如关于八仙的传说，以及有关泰山、华山、龙虎山、武当山等的神话故事，也盛传于民间，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所以，有的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神话时，就将“道家神话”作为中国古代神话的四大组成部分之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台湾的一些学者也说：“道教传说流播于世，其丰富的想象，幻异的情节，均能在不同时代说话者口中制造出不同趣味。

人类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诸如婚姻、痛苦以及死亡，都可在娓娓叙述中获得暂时的解脱。

尤其通过舞台，一些度脱成仙，仙道解困，以及神仙游戏人间，随心所欲的能力，更为长期生活在困顿中的百姓，在哄堂嬉笑声中涤荡心灵。

这种文学艺术的满足，绝不限于文士的寄托幽隐而已，更是广大民众的生活乐趣，而为中国文学中突出的成就之一。”

其次，道教中关于神仙的描写，导游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点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尤甚。

道教从道家那里继承了极为丰富的浪漫精神，并加以发展，所描绘的无论是人物还是景物，虚实相交，色彩斑斓，引人入胜。

这种诡异神奇的浪漫情调，深深地浸润到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中国古文学的一大特色。

再次，道教独具特色的诗词，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学。

道教描述神仙轻举飞升或与仙同游的“游仙诗”，描写神仙生活的“神仙诗”，以及一些阐发修道理论的诗文，都给中国诗词宝库增添了新的特殊的内容。

我国古代著名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等人都深受道教影响，在他们的诗作中散发出浓厚的道味，且有不少佳作。

另外，好些词牌就得名于道教神仙故事，诸如《瑶池宴》、《霓裳羽衣曲》、《渔歌子》等等。

道教对中国诗词的发展的确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小说创作方面也是很大的。

其他不说，单就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描写神魔相斗的长篇章回小说来讲，就可见道教的影响。

鲁迅先生把这一类小说称为“神魔小说”，如《封神演义》、《三遂平妖传》、《韩湘子全传》、《吕仙飞剑记》、《七真传》等，都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的。

另外，以历史演义为题的作品，也都带有浓重的道教色彩，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

道教与中国传统民俗 中国有句俗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这是说民俗极为繁杂而广泛。

其内容涉及到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娱乐节庆等各个方面。

一般地说，道教主要与民间信仰习俗关系密切，通过与信仰习俗的联系，进而影响到岁时习俗、娱乐习俗等。

首先，道教所尊崇的神灵是虚幻的产物，然而却与中国民间文化传统紧密相连。

好些赫赫有名的道教俗神，如雷公、风伯、关帝、文昌、门神、灶神、城隍、土地、妈祖、瘟神、蚕神、药王、财神等等，原本是流传于民间的，后被道教逐渐吸收成为道教神祗，并贯以各种名号。

这既是道教不断扩大影响的一种方式，也是它吸引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就是说，道教把民间俗神集中到自己的信仰中来，成为道教神仙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道教又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这些经过道教化的神灵有返回到民间，更深更广地影响着民间的神灵祭祀活动。

像城隍、土地、灶神，一般的民众对他们都是无比敬畏的，对这些神灵的崇拜祈祷，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民俗。

道教特有的一些神灵如八仙，财神，福，禄，寿三星，也得到民间的普遍祭祀。

其次，道教的法术也深入到了民间，常常与民间的巫术结合而对民众生活发挥着重大作用。

道教法术有相当部分渊源于民间巫术，经过道教的改造发展，使之更加系统化。

道教法术内容也是很多的，如祈雨、疗病、延生、送死、超度、祈梦、求签等道术都与民间巫术结合在一起，使得道教借助民俗而普及，这一点是民间习俗与道教相连系的重要环节。

此外，民间的各种按固定时间进行的民俗活动，道教也深入到了其间。

如春节这个中国民间最盛大的节日，道教的影子就随处可见，有的风俗沿袭至今。

如“敬灶神”，“打夜胡”，“贴门神”，“桃符”及“钟馗画像”等，都是涉及道教的。

道教神仙诞辰的庆典活动，在民间也极有影响。

如吕洞宾、太上老君等诞辰日，民众多要到道观烧香礼拜。

而且道教的这些庆典和节日，也掺杂了许多民间娱乐方式，变得非常世俗化。

这时，有关的宫观就成了民间娱乐中心，大家所熟知的“庙会”就是此种情形的表现。

这也是道教与民俗相关联的重要方面。

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 道教的信仰是“长生成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道教徒们不懈地探索、寻求达此目的的各种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客观上亦促进了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的发展和进步。

古代医学——早期的道教（五斗米教和太平教）即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

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亦从阴阳五行说和经络学的角度，描述了人的生理状况，认为人的疾病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寒热有关，提出用针灸调安人体360脉，以草木和禽兽等动植物为人治病。

有的经典则以固精、炼气、养神作为强健人体的方法。

最值得注意的是晋代葛洪、南北朝齐梁间道士陶景弘以及唐代道士孙思邈，他们对促进祖国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东晋葛洪著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

在《金匮药方》中有关于结核病、天花等多种传染病的记载，并指出肺结核（“尸瘵”）是会传染人的，可导致全家覆亡。

《肘后备急方》辑有简便药方百余种，可谓我国第一部急救手册。

齐梁间人陶弘景，精通医药学，撰有《本草集注》、《药总诀》、《效验方》、《肘后百一方》。

其中《本草集注》是将当时所用730种药“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主诏时用土地所出”而成的，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性状、鉴别、功用、炮制等均有说明，是唐《本草》的蓝本，为古代药物学的重要著作。

另外，陶弘景还首创按药物性质进行分类的药物学分类方法。

被人尊称为“药王”的唐代著名道士孙思邈，著有三十余种医学著作，现存有《备急千金要方》、《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枕中方》等。

孙思邈在医学上重视饮食方法，强调医德，对妇婴疾病极为重视，《千金要方》中列有《妇人方》三卷和《少小婴孺方》。

除上面提到的三位道教师徒医师的医学成就外，道教的一些养生方术，如行气、导引、调息、按摩等，都被纳入了中医领域；道教的外丹术则被纳入了制药领域，成为制药方法；道教的内丹术也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医疗手段。

冶金术——中国炼丹术发端最早，源远流长，西传印度、阿拉伯、拜占庭，再传欧洲，在文艺复兴后转化为科学化学。

炼丹术是道教所专擅的方术之一，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至今仍为科学界所瞩目。

道教有关炼丹的经书，主要保存于《道藏》，其代表作有：东汉张陵撰《九鼎丹法》、魏伯阳作《周易参同契》，皆论述炼丹（外丹）之事。

书中描述了汞有发挥性并能与硫化合，第一次记载了用两种元素合成化合物，并记述有炼铅丹中物质起化学变化时分配比例的概念。

晋代葛洪（252—334年）著《抱朴子•内篇》，其中《金丹》、《至理》、《仙药》、《黄白》言炼丹事，记述了一般无机物的化学变化及制作黄金和白银的各种方法。

化学史研究者认为，8世纪阿拉伯炼丹家盖伯就从葛洪著作中深受启发。

道教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

南朝梁陶弘景（456—536年）著《古今刀剑录》，记述灌钢冶炼的方法，是早期炼钢术的突出成就。

他还发现根据火焰颜色不同可辨别物质的不同，开后代分析化学之先河。

天文历算——道教有“道法自然”、“修丹与天地造化通途”、“天人感应”等教义。

修炼者要知天文、晓地理、达阴阳、穷卦象。

故道教与天文、气象、四时岁差的变化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客观上对我国古天文学、气象学及历算学曾发生重大影响。

道教与历法学亦有密切关系，北魏寇谦之精于术算，梁陶弘景撰《帝王年历》5卷，颇有创见；唐代傅仁均善历算之术，撰《戊寅元历》，创定朔法，是我国官历用定朔的开始。

道教文化对我国社会的哲学思想、传统道德、环境保护、建筑绘画的的发展，也都有着一定的影响，有着在客观上呈现的成就。

总之，道教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中的组成部分。

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广播于哲学、宗教、政治、艺术等方方面面。

正因为其影响巨大，鲁迅才会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许地山也认为：“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之思想、道家文化……”道教对古代中国上至朝廷王府，下至市井家庭的影响，可说是水银泻地。

无孔不入，这种影响在当今社会也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