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由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劫夫作词作曲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几乎唱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首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让人在当时那个时期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鼓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前进力量的歌曲，流传至今，业已成为跨世纪的经典音乐作品。

那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究竟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周恩来总理生前为何那么欣赏和喜爱这首与他当年的沈阳之行有关的歌曲呢？

对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过程，多年来，劫夫的夫人张洛和其女儿李青等都有比较清楚的记忆，沈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霍长和撰写的《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如今，已经完全可以确定，《我们走在大路上》酝酿和创作于1962年春天和夏天，发表于1963年春天。

本名李云龙，1913年11月17日（农历癸丑年十月二十日）出生在吉林省农安县城的劫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与歌曲创作结下不解之缘的。

1937年5月，他带着一把小提琴到达延安，进入中国工农红军延安人民剧社，继而转到新成立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专门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同时试笔抗日歌曲创作。

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劫夫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晋察冀边区，在敌后战场逐渐进入抗日歌曲创作的高产期，先后谱写出《我们的铁骑兵》、《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狼牙山五壮士》、《忘不了》等传世之作。

抗日战争后期，他转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出任冲锋剧社副社长。

1945年11月，他随部队挺进东北，担任由冲锋剧社改建的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转年开春，加盟原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转任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在其祖籍之地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和音乐创作活动。

1948年秋天，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长的劫夫，转到前身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任音工团副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部的基础上负责一手创办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并将其发展成全国有名的沈阳音乐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劫夫在全力以赴地从事音乐院校领导工作的同时，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通俗歌曲，成为国内少有的高产作曲家，并在1964年4月就在沈阳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

“文革”风暴来临，他遭受冲击，幸而得到来自中央上层的“保护”，未被“打倒”。

后来，因种种原因，他在林彪事件中受到牵扯，长期受到“隔离审查”。

1976年12月17日，刚刚年满63周岁的劫夫，被猝然突发的心脏病夺去生命，留下了一曲异常凄婉的长长悲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

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创作构思酝酿于1962年的春天，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共和国刚刚告别艰辛、苦痛的三年困难时期，即将进入“知天命”年轮的劫夫在那时酝酿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正是那个时代最强音的能动反映，是中国人民矢志战胜天灾人祸，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曲与战歌，

毋庸讳言，在共和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作为作曲家和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心情也是相当压抑的。

1957年春天，他在“整风”、“鸣放”时对全省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后来险些被划为“右派”。

1959年冬天，在“大跃进”时表现并不怎么后进的劫夫，在“反右倾”斗争中却受到了严重冲击，被定为“犯有右倾主义错误”。

当时，他被迫作出“检查”，产生了不如去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念头。

而心情的压抑和情绪的低落，也影响了歌曲创作，他在那两年创作的音乐作品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一个人民的作曲家，劫夫的心情开始好转，情绪重新高涨，是在1962年春天。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被称作“七千人大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针。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后，全国各地对在那几年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59年冬天搞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不恰当甚至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一批干部普遍进行了甄别平反，劫夫的“犯有右倾主义错误”问题也在1962年春天得到了及时甄别。

看到共和国历经几年的艰险与磨难，在那个新春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复苏，劫夫的心情是异常激动的。

他觉得，战争年代的良好作风和革命斗志又回来了。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被党培养多年的文艺战士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音乐家，理应把党和人民的这种起死回生、回天再造的精神写出来，唱出去。

在春日载阳、东风解冻，一扫肃杀郁塞之象的百卉昭苏的那个春天，正在为毛泽东诗词继续倾心谱曲的劫夫，觉得心中袭满了慷慨悲壮的美感。

在那些日子里，他突然萌生了一种像战争年代那样，为祖国和人民谱出一曲斗志昂扬的进行曲，写出一首鼓舞人们继续奋勇前进的战歌的强烈欲望。

自此，表达这一战歌主题的词语开始在他的脑迹盘旋，唱出这一进行曲的基本旋律油然在他胸中涌动。

把异常复杂的情感用比较明快的歌曲表达出来，并不容易。

劫夫这首讴歌新的时代气韵的歌曲创作，并没有像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一些歌曲那样顺口而出，一气呵成。

此外，是否应当写出这样的歌曲拿出去发表，他依然有些拿不太准。

春去夏来，劫夫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向曾经担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的老战友、时任中共辽宁省委文化部部长的安波谈了自己的创作念头与想法，以及初步形成的“坯子”。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创作出风靡一时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著名音乐家安波，听到劫夫的话很受感染，心情也很振奋，当即鼓励劫夫，说他这个创作路子是对的，歌曲还是得反映时代本质的东西。

这在思想和精神上，坚定了劫夫把这首尚在胚胎中的歌曲创作出来的信心和勇气。

事有凑巧。

就在劫夫向安波“亮底”之际，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决定为正在沈阳主持召开工业调整会议的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织两场文艺演出，电召安波火速返回沈阳准备。

劫夫随同安波赶回沈阳几天后，在演出现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被周恩来请到住处，进行了夤夜长谈。

应当说，是与周恩来的那次夤夜长谈，使得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曲创作得到脱胎而出。

据有关人员回忆，1962年春末夏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与国务院一些部、委主要领导人一同来到沈阳，从5月29日起主持召开有东北局和东北三省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工业调整会议，先后在沈阳停留有18天。

会后，周恩来等人又去吉林、黑龙江等地视察了工业生产情况。

两场文艺演出是在工业调整会议即将结束时举行的。

同年6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观看了辽宁省文艺工作者以音乐会为主要形式的歌舞晚会之后，余兴未尽，把陪同他观看演出的安波，还有安波在晚会现场介绍与他见面的劫夫邀请到了北陵休养所。

在简单地吃点夜宵之际，周恩来与他俩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倾心交谈。

在交谈时，肩负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重任的周恩来的感情分外激动。

他向两位音乐家讲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等问题。

当时，他异常激动地说，你们要相信，党和国家有能力、有力量率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对此大家要充满信心。

这次谈话，持续到下半夜两三点钟。

由于已到凌晨，安波和劫夫听完周恩来的谈话后，就便住在了北陵休养所。

劫夫当时听了共和国总理的谈话，心情相当激动，到了临时安排的房间，依然睡意全无，一再向同样激动难眠的安波表示，周总理的谈话，对他教育和启发很大，他一定要以周总理的谈话精神为宗旨，唱出中国人民高抬起头，挺着胸膛，鼓足勇气，振奋民族精神，战胜一切自然灾害和艰难困苦的勇气和精神，并决定把周总理说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等原话用到歌词里，直接把周总理倡导的不屈精神和钢铁意志传达出去，表现出来。

据说，就在两人彻夜未眠之际，劫夫定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基本歌题和主调。

种种情况表明，意外得获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夤夜长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并没有因此而一蹴而就，水到渠成。

《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反而成了劫夫分外心重、精雕细琢的音乐作品。

那一年，劫夫一面反复琢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词曲，一面从正在谱曲的毛泽东诗词中汲取营养，并在那年冬天顺利地谱出木青作词的《哈瓦那的孩子》等配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歌曲。

据林成敦在1983年第2期《音乐生活》发表的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诞生与特色的《唱而不衰 析而见长》一文回忆，《我们走在大路上》初稿的歌名和第一句歌词都是《我们走在宽广的大路上》，句子长些，作为歌名也不简练、醒目，谱成的曲子也有点拗口，不利于音乐表现。

当时，劫夫在家里试唱时，有人提出，能否把句子再简练些。

后来，劫夫经过多次修改，去掉了“宽广的”这一形容词，才把歌题和第一句词都精练成“我们走在大路上”，使歌名显得异常明了、响亮，起句的旋律也可颇有气势和勃勃生机地喷口而出了。

时至1963年春天，劫夫在赶写一些歌颂雷锋的歌曲前后，《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终于瓜熟蒂落，脱颖而出。

经过反复修改和凝练，他加上了强调主题和气势的副歌，自己反复吟唱，并多方征求修改意见，在感到可以比较圆满地交卷以后，才将其拿给省内有关报刊，并把成稿带到北京，交给了《歌曲》杂志。

著名音乐家吕骥等对之略加斟酌、改动，主要是把“毛泽东走在我们的前头”改为“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使之在《歌曲》杂志迅速发表出来。

上口易记的二段体结构的分节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问世以后，迅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由衷喜爱，很快就唱遍了祖国大地。

《我们走在大路上》，理所当然地成了那几年人们久唱不衰、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