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谈起北岛，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个人的、政治的和文学的评价混杂在一起。

在当代诗歌史上，北岛以冷峻、简练的艺术风格著称。

清醒的思辨和隐喻、意象的直觉喷涌，构成了北岛诗歌最明显的特征,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悖论式警句，也已经成为他的一个标识。

然而，对于整整一代诗歌读者来说，北岛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不仅在于他的诗歌之美，更源自当年他那种真实的、与历史紧密相关的激情，以及由这种在时间中太容易衰减的激情生成的庄严语调——虽然他音调中的痛苦和哀伤，不仅有着时代的痕迹，也有着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深切的个人体验。

以一个英雄的声音开始，北岛的诗歌、姿态和价值因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而不同凡响，别有意义。

客观上他所承担的，并非为当代诗歌书写传统的使命，而是身不由己地挽起历史交予的纤索，去为所有被钳制的舌头代言，去抚慰从“文革”走过来的一代人备受创伤的心灵。

回述这段历史，北岛无疑超额完成了任务。

正如柏桦曾经惊叹的，“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

它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就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

而另一方面，北岛也因勇敢的个人抗议赢得了褒奖，成为符合大众读者想象的特定历史处境中的楷模，一个生活在无休止的精神革命和反抗逻辑中的英雄人物——虽然“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北岛“只想成为一个人”；但在一个人性复苏的年代里，北岛却必然成为一个他根本无意成为的英雄。

这一悖论式的定语或许将无可奈何地贯穿北岛的个人写作史。

尽管从开始就试图避却诗歌在时代激流面前的政治演绎，但作为诗人的北岛被定格在激情高亢的“广场”上，被无情地安在某个大理石基座上——他其后的写作似乎已经变成可有可无的余音和回响——实际上，他晚近的诗歌创作在某些批评者眼里，也已经有争议地沦为一些无关痛痒的格言警句。

也许，人们不能宽容一个拖着行李箱、周转四方维持生计的北岛，也不能接受那曾经专注于反抗、为苦难及社会理想而颤栗的时代精神的喉舌，转向个体的、漫游式的苦吟，转向疏离现实的“词的流亡”。

作为诗人的北岛和他诗歌的这种落差，既说明了时间的演进和90年代之后当代诗歌重心的转移，也说明了北岛诗歌中难以摆脱的历史回声，正如北岛自己所说的：“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

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

这种命定的、持续的影响也是围绕北岛的诸多争议的焦点。

一方面，人们不公正地指责北岛诗歌中的意识形态化，却似乎忽视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因为无论从诗歌的现实意义还是介入现实的方式来看，北岛备受诟病的政治情结、对抗性思维无疑是他们那代人生命和个人精神历程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这种外在于诗歌的影响也遮蔽了北岛的诗艺探索和形式努力，如有论者指出，北岛晚近的诗歌在用语、意向上的超现实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其实在1986年他写作《白日梦》时就已显露征兆——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在他写于1974年的小说《波动》。

我始终认为，就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而言，北岛的诗歌足以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参照坐标；正如在分析当代诗歌所吸纳的各种影响时，北岛的诗歌也将成为一个富有价值的样本。

如今，时代背景已经变化，激情洋溢的愤怒一代已经回到自身，他们充满力量的疼痛也被时间裹挟而去，而当代汉语诗歌才刚刚起步——面对目前诗歌繁复多元的格局，且不说“世界性写作”的空泛无味，至少有关北岛诗中缺少“本土化”和“民族性”的诘问是无端和不恰切的。

北岛的诗歌是“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是从不放弃的怀疑和彻底的绝望，是“权力破碎的神话”以及对这一神话的不断超越。

正是由北岛和“今天”诗歌开始，现当代诗歌的传统才有了言说的意义和承继的可能。

作为“今天”之后第三代诗歌的代表诗人，韩东在《长兄为父》一文中甚至认为：“当代汉语文学是以‘今天’和北岛为起始的，它的时间标志是1976年。”这一偏重个人感受的说法或许过于极端——然而在我看来，忽略北岛的诗歌就是无视新诗的历史；否认作为诗人的北岛，就是漠视我们自己的记忆和心跳。

（文/刘立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