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于成龙（1617年9月26日-1684年5月31日） 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人。

谥“清端”、赠太子太保。

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

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教育。

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

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

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

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

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

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

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

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

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

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

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

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

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

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

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

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 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

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

离罗城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

四川遭战乱最久，人口锐减为全国之首。

于成龙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属县，只有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

目睹地方荒残，于成龙确定以招抚百姓为急务，他首先革除宿弊，严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规定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

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

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

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

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

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

这里着重叙述他的两件事。

　　一是治盗省讼。

“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

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

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

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

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

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

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

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

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

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

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

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

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

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

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

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

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

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

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

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

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枪手（猎户）。

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

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

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

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

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

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

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

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

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

在灾荒岁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

因之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依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

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

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

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

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

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

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

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

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

“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

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

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

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

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

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

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

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

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

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

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

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

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

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

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

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

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

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

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

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

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

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

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

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于成龙擅长书法，诗词亦工。

他的著述、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于准辑成《于山奏牍》7卷附录1卷和《于清端公政书》8 卷行世。

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曾组织编写了他《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资料做出了贡献。

于成龙是个大器晚成的人。

他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

直到45岁才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

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

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

其二：

于成龙（1638-1700）字振甲，号如山，汉军镶黄旗人，后人又称他为“小于成龙”。

他也是一位好官，在老于成龙手下做过知州，还曾得到过老于成龙的保举，后因政绩升任江宁知府。

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宁，要他好好向老于成龙学习。

这也可以算是清史上的一段佳话。

康熙七年，任直隶乐亭知县，八年任滦州知州，十八年任通州知州，二十五年任直隶巡抚，二十九年任左都御史兼镶红旗汉军都统，三十年复任河督，三十九年谢世。

三十七年，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今永定河）汇流，势不能容，时有泛滥之灾。

圣祖临视，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自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至西沽入海。

共疏浚河道72.5公里，建筑南北堤90多公里，康熙皇帝赐名永定河。

从此，浑水改注东北，无迁徙，一直延续了40年。

于成龙，康熙七年，自荫生授直隶乐亭知县。

八年，署滦州知州。

以逸囚当降调，乐亭民列善政，两叩阍籥留，下巡抚金世德勘实，得复任。

十三年，以缉盗逾限未获，又当降调，世德疏请留，上特许之。

十八年，迁通州知州。

二十年，直隶巡抚于成龙迁两江总督，疏荐可大用；会江宁府缺员，疏请敕廷臣推清操久着与相类者，上即以命成龙。

二十三年，上南巡至江宁，嘉成龙廉洁，亲书手卷赐之。

超擢安徽按察使。

上还京师，赐其父参领得水貂裘，并谕八旗诸大臣有子弟为外吏者，各贻书训勉，视得水之教成龙。

上以江南下河诸州县久被水，敕议疏浚，命成龙分理，仍听河道总督靳辅节制。

辅请于上流筑堤束水；成龙拟疏海口，浚下河水道，持异议。

上遣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往谘于民，萨穆哈等还奏，言众谓浚海无益，乃命缓兴工。

二十五年二月，授成龙直隶巡抚。

入对，上问：“治畿辅利弊应兴革者宜何先？”成龙对：“弭盗为先。

奸宄倚旗下为渊薮，有司莫敢谁何，臣当执法治之。”濒行，赐白金千、表里二十端。

上官，疏言：“弭盗当力行保甲，旗下庄屯不属于州县，本旗统领远在京师，仅有拨什库在屯，未能约束。

应令旗人与民户同编保甲，拨什库、乡长互相稽察，盗发，无问所劫为旗为民，协力救护。

得盗，赏；藏盗、纵盗，罚。”又疏言：“燕山六卫，所辖辽阔，与州县不相统属，盗发止责汛弁捕治，而卫官置不问。

请以卫地属所近州县同编保甲，并于通州、卢沟桥、黄村、沙河各设捕盗同知，守备以下分汛、墩、台及旗下庄屯，悉归稽察。”并下部议行。

先后捕治旗丁沈颠、太监张进升及大盗司九、张破楼子等，置于法。

二十六年，上奖成龙廉能，加太子少保。

幸霸州，成龙朝行在，赐白金千、马具黄鞍辔。

湖广巡抚张汧以贪被劾，命与副都御史开音布、山西巡抚马齐往按，得实，论如律。

初，成龙分理下河，未兴工而罢。

上又以汤斌言，复命浚治，以侍郎孙在丰董其役。

辅仍主重堤束水，并议开中河，疏拦马河减水坝所泄水。

上命学士禅布以疏示成龙，成龙力主浚下河，罢筑重堤，并谓中河虽开无益。

辅诣京师，疏言在丰及总漕慕天颜附和成龙，朋谋陷害。

成龙自湖广还，上命诸臣廷辨之。

辅言浚海口虑倒灌，成龙言高家堰筑堤，纵上流水不来，而秋雨时至，天长、六合诸水泄归何处，故海口仍当浚。

上罢辅，代以王新命。

及中河工竟，遣学士开音布、侍卫马武阅视，还奏天颜令漕船退出中河。

上逮问天颜，天颜发成龙私书，嘱毋附辅。

下廷臣议，削太子少保，降调，命留任。

二十九年，迁左都御史，兼镶黄旗汉军都统。

三十一年，新命罢，辅复为河督，旋卒，上以命成龙。

辅领帑购柳束，工部驳减，成龙覈无虚冒。

辅筑高家堰重堤，募夫远方，预给银安家，工中止，未扣抵。

新命题销，格部议，成龙复以请，上并与豁免。

三十三年，召诣京师，疏言运河自通州至峄县，黄河自荥泽至砀山，堤卑薄者皆宜加筑高厚，并高家堰诸处改石工，毛城铺诸处疏引河，及清江浦迤下并江都、高邮诸堤工，策大举修治。

别疏请设道员以下各官，又计工费，请开捐例，减成核收；并推广休革各员，上至布政使，皆得捐复。

上召成龙入，问：“开捐例得无累民？”成龙言：“无累。”请益力，上廷折之，成龙乃请罪。

上因问：“尔尝短靳辅，谓减水坝不宜开，今果何如？”成龙曰：“臣彼时妄言，今亦视辅而行。”廷臣议成龙怀私妄奏，当夺官，上命留任。

仍兴举简要各工，乃请先将高家堰土堤改筑石工。

三十四年，命复官。

旋丁父忧，还京师，以董安国代。

上亲征噶尔丹，再出塞，命成龙以左都御史衔督饷，噶尔丹窜死，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三十七年，命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请修永清、固安浑河堤，并加以浚治，上为改河名曰永定。

旋疏请设南北岸分司。

董安国罢，复授河道总督。

三十八年，上南巡，临阅高家堰、归仁堤诸处，谕以增筑疏浚诸事。

寻以病乞假，命在任调治，遣医往视。

三十九年，卒，赐祭葬，谥襄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