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一文中说：

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也其是值得千刀万剐。

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把“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

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

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

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

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知道悔恨，并思念孙悟空……假如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以敌为友，以友为敌，不是像唐僧那样受了敌人的欺骗，而是投降了敌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完全不同了。

像这样有意地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务的变相妖怪。

我们就不应该把对于这种人的看法，和戏里的唐僧形象等同起来。

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

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

总之，在对待戏里的唐僧问题上，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认为唐僧 “真是值得千刀万剐”；在读了毛泽东的和诗之后，他才深受教育，改变了对唐僧的偏激看法，懂得“僧是愚氓犹可训”。

三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毛泽东诗词注释，于此和诗下都是按照郭氏此说来解释的，以突出郭沫若的偏激而勇于改过，毛泽东的英明而善于诱导。

但是，认真地分析郭沫若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原诗，人们就会发现上文所引郭沫若对自己诗作的解释是有问题的，毛泽东的和诗实质是误解了郭沫若的诗句，而郭氏对自己诗作加以曲解实在是有其苦心。

以下就此试为论证。

毛泽东对郭诗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而来。

“当”，人们都理解为应当，认为唐僧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所以“真是值得千刀万剐”。

下句“一拔何亏大圣毛”，人们都解“何亏”为“何损”，认为是说拔一根毫毛对孙大圣来说也没有甚么损失。

这样理解，就每一句来看，是可以成立的。

但将这一联的两句按此义联系起来看，就很费解。

上句说唐僧应当千刀万剐，下句就应该赞扬孙大圣，为什么却说“一拔何亏大圣毛”？倘若“一拔何亏大圣毛”是说孙大圣打败了妖精，救出了唐僧等人，并没有遭受多大的损失，只不过是拔一毛之劳，则这与上句“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意思实在距离太远，与剧情也不类。

所以，以上对这两句的解释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另求别解。

“一拔何亏大圣毛”的“何亏”，人们皆解作“何损”，这也是错误的。

“何”可表感叹，可解为“多么”。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六·白头吟》“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离蓰！”李白《古风》之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里的“何”皆当解为“多么”。

韩愈《孟生诗》：“顾我多慷慨。”即顾我何慷慨。

杜甫《光禄坂行》：“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多”一本作“何”，“何”、“多”义近，故可代用。

“亏”，侥幸之辞，表示藉以免除困难。

《西游记》第十四回：”当年大反天宫，甚是亏他。”《儒林外史》第三十回：“如今亏我留神打听，打听得这位姑娘，在花牌楼住，家里开着机房，姓王。”李渔《奈何天·敕诓》：

“亏得你度量宽宏能受；我设身处地，委实难留。”“何亏” 即“多亏” 、“幸亏”，表示由于别人的帮助或某种有利因素，避免了不幸或得到了好处。

由此，我们可知，郭诗所谓“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就是说唐僧正要遭受妖怪们千刀剐肉之厄时，多亏孙大圣不计前嫌，施展神威拯救了他。

只要我们将这一解释放到诗中，结合上下文来理解，便可验证其是否正确。

诗的第一联“人妖颠倒是非淆，封敌慈悲对友刁”是说唐僧的糊涂态度。

第二联“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是税唐僧的糊涂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孙大圣，致使白骨精三次脱逃。

唐僧伤害了朋友放跑了敌人，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三联告诉我们，尽管他“对敌慈悲”、 “精逃白骨累三遭”，但妖精并没有放过他，反而使他面临千刀剐肉之厄；而孙大圣并没有因为唐僧“对友刁”，及“咒念金箍闻万遍”而弃其危而不顾，反而在唐僧将被“千刀”剐肉之时，大展神威拯救了他。

道一联上句写出了唐僧 “人妖颠倒是非淆，封敌慈悲封友刁”的恶果，下句突出了孙大圣救唐僧于灭顶之时的深明大义，并进一步反衬出唐憎的糊涂。

第四联两句直接对上三联的叙述进行评论，所谓“教育”是对今天的观众而言，也是对唐僧本人而言。

如果第三联上句真的是认为唐僧“值得千刀寓剐”，那么这里还谈什么对“愚曹”“教育及时”呢？所以，从诗的上下文来看，我们的解释更符合诗的原意，传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1961年11月17日的和诗云 “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唐僧虽是愚蠢之人但还可以批评教育，这显然是针对郭沫若诗“千刀当剐唐僧肉”一句而来。

毛泽东将唐僧正要被妖精千刀剐肉当成唐僧真值得千刀万剐，因而批评郭氏的态度过于偏激，把“犹可训”的“愚氓”当成“必成灾”的妖精、鬼域。

然而，根据上文对郭诗的分析，毛泽东的这一和诗实际是误解了郭诗之意而引出的。

如果毛泽东只是一般的人，当郭沫若读到其和诗后，大可做些解释以说明自己的本意。

但毛泽东实非一般人，60年代初期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关系也实非一般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而毛泽东的和诗也并非用正常方式直接寄给郭沫若，却是在广州由康生抄示的。

在这种情况下读到毛泽东的和诗，郭沫若又怎能为自己辩解，说主席理解错了呢？因此，他只有将错就错，顺着“僧是愚氓犹可训”说“僧受折磨知悔恨”，借唐僧这一角色向毛泽东作检讨。

毛泽东看到康生送来郭氏的和诗后，自是非常满意，回答说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

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云云，直接点出了“僧是愚氓犹可训”的本意。

以政治智慧高屋建瓴地折服学术权威，是毛泽东一贯引以为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