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税收的诗句

古诗里的税收

诗能证史。

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就是一个范例。

由于诗歌的创作过程不光凝聚了诗人的才华，同时也灌注了诗人的情绪（其中不乏伤感甚至牢骚），所以好多诗词都不乏鲜明的爱憎。

在古诗中寻觅税收的影子，就不得不受到这两重牵扯。

搜集翻阅一首首与税收有关的古诗，但见满纸怨恨言，尽写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一把辛酸泪，倾诉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触目惊心中有一种切肤之痛划过脑际：在诗人眼里和笔下，古代税收的形象竟是这样的尴尬。

事实上也没有办法不尴尬。

以大历史的视野1审视中国历史上的税收，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造成或助长多年动乱、百姓饥苦、封建社会绵延漫长、社会经济在不断的破坏和崩溃中缓慢发展的原因之一。

以税收的眼光看历史典籍，在少数的因轻徭薄赋而营造出的清明盛世之外，满眼都是横征暴敛、官残吏暴、税收流民、“纳税人暴动”……

古人们的税收诗，就是这样印证着让后人读起来时而新鲜时而尴尬的中国赋税史：一面是历朝历代的税制变迁，一面是诗人们对倾诉于税收之上的百千怨结。

一、古诗里的税制兴革

1、公田之助

中国的历史，是农业社会的历史，是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历史。

这种条件下的税收，也多与土地相连，与税粮、税役相连。

而最早的税收形式，就是在大片的私田（井田）中划出一小片（约为十分之一）“公田”：私田的出产归私人，各家在公田上共同投入力役收获归公家。

这种赋税形态，古书上称为“助”（一名藉），同养公田的这种形式，就是最早的土地税2。

《诗经》中有多篇涉及到了这种在“同养公田”的场景。

较为集中的有《诗经·.周颂·载芟》3、《诗经·.周颂·噫嘻》4和《诗经·豳风·七月》5。

在公田上劳动时，“其耕泽泽，千耦其耘”、“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据说多达两万人在那里耕田，何等壮观！一年之中，公田上的劳役不断。

“三之日于耜（正月里修农具），四之日举趾（二月里开始耕地）。

同我妇子（还要带上妇人和孩子），馌彼南亩（把饭带到田间里去吃）”6。

公田劳作之余，农夫们还要服其他各种徭役，男人女人分工也各有不同。

“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进城修理官家的房子）。

昼尔于茅（白天割茅草），宵尔索绹（晚上搓麻绳）。

亟其乘屋（赶快登屋修缮），其始播百谷。

”“八月载绩（八月开始绩麻织布），载玄载黄（染成黑红色或黄色）。

我朱孔阳（其中染成朱红色的最鲜亮），为公子裳（是给贵族公子做的衣裳）。

…… 一之日于貉（十一月还要去捕狸貉），取彼狐狸（把皮剥下来），为公子裘（给贵族子弟做皮衣）。

” 古代的诗歌，就是这样记载着税收早期萌芽状态。

2、租调之课

如果说是贡助彻是中国赋税史上的第一大主体税种，则租调及以后发展更为成熟的租庸调则为第二大主体税种。

其法律精神是“有田必有租（田赋）、有身则有庸（劳役）、有家则有调（特产）”7。

农业社会下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货币的作用并不十分突出，人们的日常需要可能较多的体现为衣食等事。

于是田赋多采用征粮的方式，调则多表现为织物等类。

因而古代诗词中对税收形象的描述大多折射在农民或“织妇”的身上，以下诗词可见一斑。

唐代文学家元稹(779～831)有《织妇词》一诗，可以反映当时国家对“调“的需要：织夫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

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

早征非是官人恶，去岁官家事戎索。

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勋高换罗幕。

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

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

檐前袅袅游丝上，上有蜘蛛巧来往。

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

——从中看出，因为征战的需要，官家对丝税的征收不仅提前，而且似乎加重，织妇必须“努力”才行，以致于东家的女儿都“为解挑纹嫁不得”……

3、常贡之征

对药材和珍玩之物的需求，也是国家府库的一个常项。

不同地区的特产，在税目上可以称为“常贡”。

根据大唐的法令，这些赏贡可以折以绢价并换算为相应的税收义务。

即：“诸郡贡献皆尽当土手所出，准绢为价”、“亦折租赋，不征别科”。

比如华阴郡的任务是“鹞子十联、乌鹘五联、伏苓三十八斤、细辛四斤、伏神三十八斤”，安东都护府则需要“贡献人参五斤，……”，各地的常贡各有罗列。

8 晚唐诗人陆龟蒙七绝《新沙》就反映了这种常贡的征收情况：“渤湃声中涨小堤，官家知后海鸥知。

蓬莱有路教人到，应补年年税紫芝。

”其中便说了蓬莱那个地方每年要以交纳灵芝仙草作为赋税。

4、“两税”之变唐朝中晚期，社会的动荡与土地的兼并使“租庸调法”的税基（户口户籍）受到严重破坏，“据丁征税”的原则越来越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德宗寻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提出了著名的“两税法”。

“两税法”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改变了租税徭役据丁口征收，租税徭役多出自贫苦的劳动群众头上的作法，它以财产的多少为计税依据，不仅拓宽了征税的广度，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且由于依照财产多少即按照纳税人负税能力大小征税，相对地使税收负担比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税收负担，这对于解放生产力，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好景不长，正税之外的加征使百姓苦不堪言。

翰林学士刘允章曾言农民有“八苦”，其中就包括赋税繁多、官吏苛征和敲榨、替逃户承担税捐等。

于是，“两税法”实施不久即告失败。

两税法由兴转衰的过程，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无名税》（一名《重赋》）诗中，有所反映和分析，当得上一篇生动的税史实录。

诗文如下：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妨其淫，明敕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