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孔子把学稼学圃当作小人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与孔子同时的依杖荷条的“丈人”则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被孟子批判的农家学派许行则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后世形成两种传统，一种标榜“书香门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农业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为荣，敢于冲破儒家的传统。

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书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

《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

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中国的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

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

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

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

崔寔出自清门望族，少年熟读经吏，青年时经营自己的田庄。

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了《四民月令》这一部月令体农书。

陈旉隐居扬州，过耕读生活，他自己说“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

他示人的著作就是反映江南农业的《农书》。

张履祥在家既教书又务农，他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知其端”，“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48岁时写成了《补农书》。

中国历史上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

因为在动乱时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

其中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

明清时代，地方性专业性农书开始大量出现，因为这时读书人比较多了，一部分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成了经营地主，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地域和经营内容，写出了地方性专业性农书。

中国的农耕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统一的知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的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

贾思勰“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农业文化》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

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事实上这是农活的反映。

古代哲人宣扬‘参天地、赞化育’，‘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原则，事实上根源于农业生产的实践，也只是在农业生产的活动中有所表现”。

耕读文化也影响了文学艺术。

知识分子通过耕读，接近生产实际，接近农民，写出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村生活、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品。

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

晋代的陶渊明是典型的田园诗人。

他“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①。

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

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

宋代的辛弃疾在被迫退休的20年内居住在江西农村。

他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轩”，自号稼轩居士，“意他日释位后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

田边立亭日植杖。

若将真秉耒之为者”②。

辛弃疾很重视农业，他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他有耕读的体验，写出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诗词。

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没参加多少农业劳动，但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农民中，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富有乡土气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苦乐。

中国的耕读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它影响了中国农学、中国科学、中国哲学，使知识分子思想接近人民，养成务实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