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4月18日，许渊冲生于江西南昌。

他的母亲受过教育，擅长绘画，赋予了他爱好文学和追求美的天性。

表叔熊式一是翻译家，他将剧目《王宝钏》译成英文，在英国上演时引起轰动，并受到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的接见，使得年幼的许渊冲对英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立下了学好英语的志向。

他在当地最好的省立南昌二中上学时，英语就已出类拔萃，并在1938年以第7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

西南联大虽然在1937年9月刚刚成立，在八年抗战期间环境极为艰苦，但是由于名师荟萃，学风民主，因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杨振宁甚至认为它可以算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在联大毕业的学生中，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在文、史、哲等社会科学领域也名家辈出，许渊冲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1939年，他在读一年级的时候，就把林徽因的诗《别丢掉》译成英文，发表在《文学翻译报》上，这是他最早的译作。

两年后，陈纳德上校率领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来到昆明援助中国抗日。

许先生和许多男同学一起报名服役，为美国空军担任翻译。

在欢迎陈纳德将军的招待会上，翻译不知道该如何翻译三民主义一词，许渊冲当即站起来翻译到：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陈纳德将军听懂了。

许渊冲在中学时喜欢集邮，他有一张美国邮票，左边印着林肯，右边印着孙中山，上面写的就是林肯的这句话。

这是许渊冲第一次在外语口译中崭露头角。

1948年，他到巴黎大学留学，得以精通法语，深入研究法国文学。

期间留法学生组团去罗马，受到教皇接见，学生中只有他懂得意大利语，于是由他代表留学生讲话，可见他在语言方面的造诣之深。

在巴黎，许渊冲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的星期五学会，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认识到报效祖国才是真正的出路。

1951年，他与数学家吴文俊、画家吴冠中等一起回国后，被分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任教。

许渊冲性格豪放，心直口快而胸无城府。

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磨难。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三反运动中，许渊冲被说成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名利思想严重，前后做了7次检讨才勉强过关。

接踵而来的肃反运动更是厉害，由于在陈纳德麾下当过翻译，差点被打成国民党特务。

他据理力争，被停职反省，批判检讨，被软禁达半年之久。

幸好组织上在审查了一年之后，得出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膨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他才得以幸免于难。

1956年，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短暂日子里，许渊冲早年翻译的德莱顿的《一切为了爱情》得以出版。

接着他又与鲍文蔚合作，把秦兆阳的《农村散记》译成法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可惜好景不长，鲍文蔚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许渊冲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也被批判为思想右倾，罪名是他主张学习外语要少而精，被认为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也许是个老运动员的缘故吧，才华横溢的许渊冲直到38岁，才遇到了理解他的照君姑娘，两人于1959年一见钟情，缔结良缘，从此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至今已共度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

可想而知，许渊冲在十年动乱中必定是在劫难逃。

他经受了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凌辱，还被补戴上漏网右派的帽子。

所受的批判可谓荒诞之极：给美国空军当过翻译，造反派硬说他是帮美帝扔原子弹屠杀日本人民；见过罗马教皇，他就被当成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最危险的特务。

他不同意当时把毛泽东诗词译成分行散文的做法，烈日下被批斗的时候，嘴里嘀咕着用韵文翻译毛泽东诗词。

不料造反派竟因此污蔑他歪曲毛泽东思想，狠狠地抽了他一百鞭子，疼得他无法坐下，照君夫人只得把救生圈吹足了气给他当座垫。

1971年，他被调到洛阳外国语学院任教，完成了毛泽东诗词的翻译。

但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他独自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的英法格律体译本才得以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进修，常到书店浏览，发现中国的经典著作，除了被汉学家译成法文的四大名著之外，其余只有一些薄薄的小册子，几乎无人注意。

当年梁宗岱把陶潜的诗词译成法文，著名诗人瓦雷里深表赞赏，并亲自为法译本作序。

我想如果有人能把唐诗宋词等中国文化的精粹译成外文，将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我自己才疏学浅，只能感叹一番而已。

不料时势造英雄，果然出了一位精通中国古典诗词和英法两种外语的大才：许渊冲先生。

凡是译者都知道译事之难，相比之下，诗歌讲究格律音韵，自然是难上加难。

唐诗宋词博大精深，理解已属不易，况且要译成外文，其难度可想而知，非大家焉敢问津？译诗不同于云山雾罩的空头理论，可以用些似是而非的时髦术语蒙混过去，译诗是要一字一句明明白白地与原文对照的。

许渊冲从1956年开始出版译作，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他在解放后的30年里只出了4本书。

十年动乱结束时，他以几近花甲之年，步入了一生中最美好的金秋季节。

1983年他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英语系教授，从此笔耕不辍。

他对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早有心理准备，而且有了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实践，因此翻译起古典诗词来自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