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不是

苏轼一生才行高世，却宦海沉浮，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从自求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被贬黄州、常州、颖州、扬州、定州，最后竟至岭南惠州、海南儋州等荒蛮之地，他始终以浩然正气积极入世，坦然面对挫折与压力，乐观豁达，关心民生疾苦、国家命运，求真务实，政绩斐然；在此前提下，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文，且诗词文画书皆自成一家，可谓难得的旷世奇才。

南宋孝宗皇帝曾高度评价苏轼其文其人：“..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

”“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

盖存之于身谓之气，见之于事谓之节，节也，气也，..”这个“气”指的就是苏轼的主体人格。

苏轼一生的经历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他高于天下的巨大的人格魅力卓然超群、历尽磨难而衷心不改。

历来研究苏轼的学者在谈到他的文化人格时往往过多,强调了佛道思想对他的影响，而只将苏轼贬黄州前的生活归结为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期生活归结为佛道思想的影响。

但本人认为：在苏轼的个人经历和人格中，儒家思想真正起着主导作用，是其“本”，佛道思想不过是苏轼缓释个人抑郁和个人心理压力的手段。

儒家入世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最大的是其政治人格。

他时刻把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作为自己立世的标准，“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成为他一生行为的信条；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而未消极出世、陷入个人的痛苦，因而苏轼超然卓绝的人格魅力历来为人们称道。

1,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苏轼对儒家思想的自觉继承与坚守 苏轼自幼就聪颖过人，七岁知诗书，十岁即有当世志。

其弟苏辙回忆“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考“制科”时，他曾对北宋王朝的腐败现状，写了《策略》、《策别》、《策断》等篇文章，提出“立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弊政的主张。

而在他考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更是提出了“天下归仁”的理想：“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这种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成了苏轼后来一生从政贯彻始终的基本指导思想。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

”苏轼自幼开始接受爱物仁人、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从而成就了他“奋厉而有当世志”、“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的浩然之气。

这种济世救民的思想进朝为官后就更加明显了。

他殚精竭虑，积极上书，希望能够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在《思治论》奏章中，他指出北宋国力衰弱的三大因素是：“无财”、“无兵”、“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

” 这种德治仁政理想体现在处事行为上就是忠君爱民。

苏轼的忠君不是愚忠，而是直言敢谏，公心为国。

他与王安石激进变革、司马光的保守不同，提出渐变。

以致既不取悦于变法新党，也不见容于力废新法的旧党，最后，自求改派外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辗转周折。

然而即使被贬他也恋恋不忘君主朝事，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

《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那种“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渴望报效国家的雄心，让多少士大夫追慕不已；其中“亲射虎，看孙郎”的年轻英武的孙郎就是苏轼想要效法的对象，把自我形象融入“太守”、“孙郎”、“魏尚”的形象中，希望朝廷能重用自己，使自己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民的梦想。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虽然形同囚犯，但他依然作诗，“愿为穿云鹘，莫作将雏鸭。

” （《给友人陈慥》）。

在到黄州的谢表中他写道：“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与滕达道书》）其肝胆忠烈，不惧不悔，死而后已的壮烈情怀，足以感天动地！ 如果说忠君是苏轼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爱民惠民则是苏轼坎坷一生的终极目标。

无论是杭州任上疏浚西湖、修筑湖堤，密州灭蝗除害、赈灾救荒，还是徐州任上抗洪抢险、保一方平安，他都能以国事百姓事为先，免除赋税，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整饬军纪，甚至是在最荒远的儋州，也能为黎民传播先进文化，开凿井泉，介绍先进农耕方法，发展当地生产，甚至甘愿“化为黎母民”（《和陶拟古九首》）。

这种以天下事为己任，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他强大的人格感召力，受到百姓的爱戴和文人士大夫的追随。

反过来，这种拥戴又给他精神的慰藉，使得他心胸开阔，更以天下为己任。

他到杭州的感觉也是“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到密州，“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

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超然台记》）到黄州，即喜“黄州山水清秀，土风厚善，”说自己“亦黄州人也”（《书韩魏公黄州诗后》）。

在惠州，“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即使在海南，他也说“海南万里真吾乡”。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 苏轼有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把黄州、惠州、儋州作为自己一生功业的代表，绝非是对自己被贬逐岭南、海南之地的自嘲，而是把贬逐之地作为磨练自己意志的场所，在这里，他的人格才得到了真正意义的升华。

处厄无怨，积极处世，这是一种难得的儒家士君子风度。

“士以气为主”“士君子以道事君，以道义为支撑，必然培养为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士存高气，则包含宏大，胸节迈伦，有独立不倚之人格。

” 2,以儒为本，借助佛老，超越佛老——苏轼对儒释道思想的吸收与融合 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实现太平治世，确实是苏轼一生的追求，历尽磨难而痴心不改。

但在这一过程中，佛老思想又不时冲击着他的信念，涤荡着他的灵魂。

不可否认，苏轼词中确有为数不少的篇目流露出讴歌醉酒、感慨成败、向往归隐生活的思想。

“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

那于俯仰间，用此委曲情。

”（《次丹元姚先生韵》）“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

”（《浰阳早发》）“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

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

”（《用前韵再和孙志举》）“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满庭芳》）等等，皆透漏出似乎无法排遣的看惯荣华变故、虚无遁世的思想。

其实，成长在儒释道多重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文人，对儒释道的接受都不可能是单一的。

如李白的傲岸狂放中却间杂着无法实现功名抱负的苦闷，王维在“致君尧舜”的理想受屈压之后对佛教的皈依，..这样的例证举不胜举。

在波澜层生的仕途，宗教是古代仕人精神的慰安之所和灵魂的憩栖之地。

因此，苏轼对于佛老思想的兼容并取恰恰是其文化人格完美的体现。

曾枣庄先生说：“苏轼虽然深受佛老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失意后，但是他的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儒家思想。

他吸收的释老思想，主要是吸收的他认为与儒家思想相通的部分。

”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向往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也曾批判过释、道思想。

如在《议学校贡举状》中他说：“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鬻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

..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

”特别指出了佛老思想之虚空以及对“人主之名器爵禄”的极大危害。

但在他处于逆境，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于实现而又遭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佛老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其中寻找精神的寄托。

如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