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怀有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突出体现了他的儒家思想，然而，苏轼一生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空有满腹才学却报国无门。

使他陷入苦闷、迷惘、感慨和悲伤。

于是，当苏轼遭遇接连的挫败和打击，建功立业的壮志难酬，一心所渴求的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只好“向内”寻求精神的满足。

象历史上所有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轼来说，佛老庄禅思想就是最好的慰籍。

苏轼就是在佛老庄禅思想中找回了他的“自我”，找到了“最后的家”，佛老庄禅思想成了他自乐自适的乐园。

但是，苏轼也并非是简单地抛弃和抉择，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他对儒、释、道三家，均有吸收，有批判。

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同的表现；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形成达观自适的独特思想。

这种思想在苏轼谪居黄州期间所作的几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集中体现。

三篇赤壁文代表了苏轼一生文学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窥悉苏轼思想的一条管道。

关键词：儒家 道家 释家 儒道互补 达观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是我国北宋中期的文学巨匠，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

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

其作品风格豪迈豁达，为文奔放不羁，为诗挥洒自如，为词豪放清旷、慷慨激越，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词风格，形成了“苏辛”豪放词派。

苏轼一生所创作的无数篇章为人们世代传唱；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为人们所倾倒；他传奇、曲折的人生经历更是吸引了无数文人为之嗟叹、为之津津乐道。

综观苏轼一生文学创作，无不与他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状况息息相关。

代表苏轼一生文学最高成就的几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在他谪居黄州期间所作。

提起赤壁，不能不想到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李白《赤壁歌送别》有“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

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之句，描写了当时赤壁之战的景况，然而，三国时赤壁之战的所在地，却众说歧异，有黄州、嘉鱼、江夏、汉阳、汉川五说，有人认为苏轼所写黄州赤壁并非三国时周瑜败曹之地，并由此引出“文赤壁”“武赤壁”之说；也有人认为苏轼黄州凭吊抒怀是不错的，周瑜放的冲天大火正在此处。

本篇文章，暂且不去管它，但苏轼对赤壁的情有独衷是可以肯定的。

苏轼思想丰富博大，他不主一家，兼收并蓄，历来研究其思想者可谓多矣。

本人在此欲以苏轼的这几篇赤壁诗文来谈谈苏轼思想，以求窥一斑而知全豹，请老师批评指正。

一、儒 —— 一生无法割舍的追求

苏轼走过的地方很多，为何赤壁能给他如此巨大的震动呢？究其根由，仍然是与苏轼一生的遭遇、对建功立业的热望、积极入世、致君尧舜的儒家思想有关。

当苏轼兀立于滚滚奔流的长江之畔时， “想公瑾之神”，“壮公瑾之业”，感慨万千。

他在《念怒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中艺术性地再现了当年赤壁之战的壮观景象，一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响遏行云。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俱写周郎之事，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英雄周瑜的敬佩之情。

当初周瑜少年得志，言谈卓绝，在从容谈笑之间就消灭了强大的敌军。

而自己身处逆境，空有满腹才学却报国无门。

此诗饱含了苏轼对英雄的怀念和对自己的用世之志无法施展的愤慨与失落。

《前赤壁赋》中，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我所思慕的人在哪里呢？在天一方！很明显，这里美人意下指的就是苏轼所一心想要报效的朝廷，或者说是神宗皇帝。

听起来好像是缠绵悱恻的情歌，事实上却是宛转地泄露出不受重用的郁结，就连吹洞箫而和的客所奏的也是“如怨如慕。

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好似借箫声和歌声向远在天边的“美人”传达自己的思慕之情。

《后赤壁赋》苏轼着力描写赤壁之景与自己的行动。

文中“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也表现出苏轼的勇气，与居高临下的气势，寄托着苏轼的壮志豪情。

苏轼面对月夜山河的苍茫景色，不禁忧从中来，将郁抑之情凝聚于长啸之中，感情由乐转悲。

最后，写了游后入睡的苏子在梦乡中见到了曾经化作孤鹤的道士，在"揖予"、"不答"、"顾笑"的神秘幻觉中，表露了作者本人出世入世思想矛盾所带来的内心苦闷。

政治上屡屡失意的苏轼很想从山水之乐中寻求超脱，结果非但无济于事，反而给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又添上新的哀痛。

南柯一梦后又回到了令人压抑的现实。

结尾八个字"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相当迷茫，但还有双关的含义，表面上像是梦中的道士倏然不见了，更深的内涵却是"苏子的前途、理想、追求、抱负又在哪里呢?

苏轼的这三篇作品中，儒家用世、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是基础，无论作者在最后的情绪、思想是如何转变，都是由于自己壮志难酬，而由此所引发的。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让他困惑。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从自我嘲讽中流露出对自己经历的无限感慨和悲伤。

我们不难想象，当苏轼一生遭遇接连的挫败和打击，一心所渴求的梦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他很自然的要去发泄、或者说调节，然而，这种追求和理想却是深入骨髓的，自始至终无法改变的，假如有朝一日苏轼会被朝廷重用，他致君尧舜的思想也会即刻复苏。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虽为自慰、解脱，但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隐含的无奈和伤感。

其实他心中仍怀着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

苏轼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

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苏轼考试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热烈赞颂儒家一贯标榜并引以为典范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之际”，提出坚持实行仁政的基本原则：“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入于忍人”。

这虽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但确实反映了苏轼的政治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成了他后来一生从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贯彻始终的。

在仁途顺利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

苏轼在其中年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对于王安石变法，苏轼虽因过于夸大变法的流弊而持守旧观点，但在守旧派废除新法时，他却不惜丢掉高官厚禄，与司马光当面顶撞，力言保存免役法之必要。

1074年，入仕不久的苏轼在自杭州通判调密州知州的赴任途中，第一次以豪放词风写下了自己的宏大抱负：“当时共客长客，似二陆初来俱少年。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其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抒发了自己欲辅当今皇帝为圣君的大志，充满着对自己治国平天下之才的极度自信，并表达出一种对自主选择进退的自豪感。

一个才华横溢、英气勃发的苏轼跃然纸上。

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一方面从儒家的高度责任感出发，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深切的关怀和歉疚：“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另一方面他又以古代豪杰自比，表达出强烈的报效国家民族于疆场的愿望。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风。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之时，苏轼的进取精神仍未完全磨灭。

谪居海南期间，那时他已是罪废之人，不在其位也不谋其政了却仍然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君命重，臣节在。

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千秋岁·次韵少游》），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

二、 佛道——致君尧舜不得的尉籍

随着宋代以后封建君主个人独裁的加剧，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被进一步压缩，其个人的理想往往被至高无上的皇权所粉碎。

他们不得不通过恬淡生活的追求以自娱，退隐山林，保持品节，超然于物外。

然而，对于不少有志之士来说，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表现出急切的建功立业之心，为维护封建统治失序而殚思竭虑。

这是一种“儒道互补”的人格模式。

苏轼思想即是这种“儒道互补”的典型，而且苏轼的思想中在儒道外还有佛家思想。

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道家和佛家却也与他结下不解之缘。

八岁时就曾在天庆观北极院从道士张易简读小学。

年轻时就喜欢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他对老庄思想是一拍即合，很自然地在内心引起共鸣。

不仅对老庄，就是对道教的道术，他从年轻时起也深有爱好，至晚年也没有改变。

谪居惠州时，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求刘尽发道术之秘，并希望对方惠赠给他炼成的外丹。

在信中说，他“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

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对佛家他也很早就有接触，年轻时即与蜀中的文雅大师惟度、宝月大师惟简交往。

通判杭州时，喜听海月大师惠辨说法，颇有感悟。

他回忆当时情况说：“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一闻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到贬居黄州时，他在很长时期中“杜门不出。

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不仅研习佛理，而且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

他在反省往日的“举意动作”，求“自新之方”时，便“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到城南精舍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

私窃乐之。”而愈到晚年，愈是遭遇不幸，在生活上便愈多地吸收佛、老思想，作为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手段。

他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善处穷，随缘自适，超然物外，更加努力追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

如他在给子由书中所说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所谓“但尽凡心”，就是他所追求的“以时自娱”，而“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可作乐事也。”而这种人生态度的基础，便是道家和佛家的思想。

苏轼在黄州时，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使他陷入苦闷与迷惘。

怎么办？进即不成，那就退吧。

正是这种苦痛，使苏轼的思想“向内转”，建功立业的壮志难酬，只好“向内”寻求精神的满足。

象历史上所有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轼来说，佛老庄禅思想就是最好的慰籍。

苏轼就是在佛老庄禅思想中找回了他的“自我”，找到了“最后的家”，佛老庄禅思想成了他自乐自适的乐园。

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但是并没有走上“伤感”的道路，关键是有佛老庄禅思想的支撑。

在自然、自由的诱惑下，苏轼的一生，寻山、寻僧，在自然山水中徜徉，目的就是在现实生活的缺憾之外，寻找一种精神的弥补。

这时，佛道思想就成了他退的精神依靠。

人是需要调节的，此时，佛道就是苏轼的调节。

感怀周郎雄姿英发，自己潦倒失意，于是想到“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于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赤壁泛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月出东山，白露横江”，给他郁闷、郁积的心灵带来了舒畅和洒脱，感觉自己“冯虚御风，羽化登仙”。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道家的寻仙访道的思想又涌上了诗人的心。

《前赤壁赋》中的“水月”意象也是很典型的道家思想，苏轼以水月之喻，借助庄子的相对主义的观点，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关系。

“逝者如斯，（写水的变）而未尝往也；（写水的不变）盈虚者如彼。

（写月的变）而卒莫消长也。

（写月的不变）所以，从变化的角度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而从不变的角度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这一段实际上反映了苏轼的思想，文章中 既有人生短暂若蜉蝣的消极思想，又有万物无尽，遗世独立的达观思想，这一段也可看出苏轼所受老庄佛禅的影响，常常透过无限的宇宙空间来体验人生，观照自然。

本赋写于作者被贬黄州之时，水月之喻，正是作者以旷达（与客共享清风明月）掩蔽无奈的特定心情写照。

现实中的“水月”是实在的，静谧柔和，历史中的“水月”苍凉凄婉，借此凭吊古人，而最后作者上升到哲理上，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苏轼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安慰的较为现实的途径。

无论人生的感叹或政治的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山水的爱恋中得到了休憩。

自然山水融入苏轼的生活、兴趣、情感中。

秋风秋月、平畴旷野，极其普通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意，道化自然，物我两忘。

借水月之景，巧妙地表达了作者由乐而悲、由悲而喜的解脱过程，情感的起伏变化既表达了作者的苦闷和不平，又表现了作者在失意后善于自我解脱的旷达胸怀，其情深沉蕴藉。

在佛家的思想里，人的命运是早就安排好的，在失意之时，苏轼的心里也浮出了这样的念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而这时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才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

佛家思想天地本是一体，物我本是一源，于见山见水中去大彻大悟，山水之中充满了禅意，充满了佛的智慧。

走在黄州城外的苏轼这时就将所有的情感都寄于山水之中，去体会生命中的顿悟。

三个月后，“是岁十月之望”，苏轼重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以抒前赋未尽之意。

此次登临赤壁，苏轼超尘脱俗、虚无缥缈的思想则在文中更加鲜明、突出。

前面一词一赋，始终兼有怀古伤今，感奋激发之情，而在后赋里，作者对当年赤壁之战的宏图奇景只字未提，既没了感奋色彩，也不为周郎的年轻有为而激动，煞似看破红尘。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赋中句句冬景，字字悠闲，写到最后，竟然有“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之“孤鹤”掠舟而飞；又有道士化鹤，梦中显形之幻觉。

写得神乎其神，迷离恍惚，真如羽化登仙之境了。

文章之末，有“道士顾笑，予亦惊寤。

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缥渺禅意。

《古文观止》比较两赋曰：前赋“写实情实景，从‘乐’字领出歌来”；后赋“作幻境幻想，从‘乐’字领出叹来”。

三、达观——儒道佛融合互补的结果

正如许多论者所言，苏轼在赤壁三咏中的确流露了浓重的佛老思想，流露了出世、退隐的意愿。

晁补之在《续离骚叙》云：“公谪黄冈，数游赤壁下，盖无意于世矣，观江涛汹涌，慨然怀古，尤壮瑜而赋之。”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认为读《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两赋，“胜读南华一部”。

李泽厚先生将此提到美学、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认为表现了“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表现了“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

但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他清楚地知道，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而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因此“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思想的独特之处就在与他将儒道佛三者融合互补，形成了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达观。

苏轼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态度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我所用。

他对儒家有吸收，也有批判；对释、道二家，也是有吸收，有批判。

但在积极从政和遭贬失意的不同时期，因处于顺境和逆境的不同，又有不完全相同的表现；同时，他对三家又有意地加以调和。

1、对三家的吸收中也有批判

首先， 他对儒学是有所批判，有所强调的。

他批判儒者强调性而忽视情。

在《韩愈论》中他说：“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

夫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

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

老子曰：‘能婴儿乎？’喜怒哀乐，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则是相率而为老子之‘婴儿’也。”但他反对空谈性，反对把情和性对立起来，“离性以为情”。

他认为儒学是近于人情的。

在《中庸论》中他说：“夫六经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又在《诗论》中说：“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

苏轼并未完全“无意于世”，他还是有所希冀、有所寄托的，佛老思想只是他应付严酷的政治环境和困顿生活的武器，解决内心矛盾冲突的方法。

苏轼学习和吸收佛老思想，并不是为了避世，更不是出于一种人生幻灭，而是体现为一种人生追求。

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超世俗、超功利的。

他是吸收佛老思想中他认为有用的部分，并加以改造利用，以构建他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

这种境界是超脱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它的积极的意义在于，体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的升华。

他在《答毕仲举》中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

静似懒，达似放。

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这里讲的“静”和“达”，就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生境界。

这种境界，第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世俗人生的超脱。

名利、穷达、荣辱、贵贱、得失、忧喜、苦乐等等，都是人生现实欲念所生出的一种羁绊和枷锁，到了“静”和“达”的境界，就从这种羁绊和枷锁中解脱出来了。

第二个层面，可以理解为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而变得无比的开阔和广大，可以不受尘世的污染，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包括极痛、极苦、极悲的境况之中）都能处之泰然，甚至得到一种愉悦和欢乐，得到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

但这种境界，在实际上充满倾轧、争斗、残害、悲苦、烦恼等等的尘世中，是很难找到，也是很难实现的。

因此，这种人生追求，常常只能是一种精神的寄托或理想，或者说只是一种想象，而作为一个诗人，这种追求和想象熔铸在他创作中，就变为一种艺术创造。

《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所创造的，就是这种不受外物羁绊的、超旷的、自由人生的境界。

这是一种人生追求的艺术化，他所创造的，既是艺术境界，也是精神境界。

不过，从表面的超脱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隐含其中的人生的忧苦。

在“静”与“达”中，身处现实世界中的诗人，也不免时时露出挣扎的痕迹。

苏轼学习佛、老思想，虽然是想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境地，而实际上却是达不到的。

对于一般学佛、学道者的玄虚莫测，他是扬弃的；他所重视和吸取的，是比较切近人生的实用的一面。

所以他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在本为玄虚缥缈的佛老思想中去追求一种简易、粗浅、实用，这是苏轼学佛学老的独特态度，也是他能将三家思想融通的又一方面。

他同陈述古谈禅理，曾有极风趣的“龙肉”和“猪肉”之比，是很说明问题的。

陈批评他所理解的禅理过于粗浅，而禅理照陈看来是比较玄妙精深的；苏轼就将粗浅的比作“猪肉”，将精妙的比作“龙肉”，说：“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当然，苏轼并不是一点没有受到佛家和道家的虚空、命定论等思想和人生观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也是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

如下面这样的诗句在他的诗集中就为数并不算很少：“浮生知几何，仅熟一釜羹。

那于信仰间，用此委曲情。”（《次丹元姚先生韵》）“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浰阳早发》）“宠辱能几何，悲欢浩无垠。

回视人世间，了无一事真。”（《用前韵再和孙志举》）等等。

由此可见，他对佛老思想和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基本上一样的，即为我所用，从自我需要出发，加以利用和改造。

2、儒、道、释的融合

从对社会人生的基本态度看，儒家思想的基本倾向是积极入世的，而释、道思想的主要倾向则是消极出世的，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

苏轼看到这种矛盾，在他政治上奋发有为、想望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时，他曾经批判过释、道思想。

但在他处于逆境时，即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难于实现而个人又遭受到排斥打击时，则又更多地接受清静无为，超然物外的思想，在释、道思想中找到精神的寄托。

在《醉白堂记》一文中，他借称颂韩琦来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这完全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思想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庄子·齐物论》主张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齐寿夭，认为“道未始有封”，即认为道是没有界限差别的，认为任何事物的差别和人们认识的是非，都是相对的。

苏轼所表现的，实际上就是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

而在《超然台记》一文中，他更阐发和推崇那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

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

是谓求祸而辞福。

……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他认为美恶齐一，因而无所谓“去取之择”，这样就可以“游于物之外”了。

而他之能“无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可见他的乐天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确实跟庄子齐生死、齐得丧、等富贵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但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上，而且主要在身处逆境需要排解内心苦恼的时候；而在牵涉到政治，牵涉到国家的治乱兴亡时，他又是排斥和批判佛、老的。

苏轼对于儒道释三家都有着相当深度的研究，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他的思想中，而他自己则始终在三者之间徘徊。

佛家要求人以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道家提倡人以入世之身行出世之事，而儒家则事以入世之身行入世之事。

苏轼在当时那个处境，应该还是很想入世，济世为怀的。

但是现实不允许他太过积极地入世——太多的人在等着抓他的痛脚呢。

而他也不会将有用之躯投入空门中，更不会傻傻的慢慢的将入世之心变成出世之心。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聪明而折中的态度：以半出世之身怀入世之心行入世之事。

他所行之事已经是需要相当强硬的行为的了，如果连当时的人生态度都是相当强硬的话，那就非常偏激和危险了。

正是有些消极的思想中和了他的行为，使他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理性；也正是随遇而安的思想，才能让他安于被贬，不会不断地强烈地期望复官、复俸；才会开始反躬自省，开始思考；才会出现像前后《赤壁赋》这样光芒四射的作品，才会将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内涵完全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他调和儒学和佛、老思想之间的差别和矛盾。

他认为佛、老思想同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有其相通之处。

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他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

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

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他批评《史记》中所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是并不真正了解庄子，实际上“庄子盖助孔子者”。

“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意即实际上赞同而文辞上不赞同），阳挤而阴助之。”在《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中，他甚至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并且肯定南华长老认为佛家虽是出世的，但与入世的儒家实际相通不悖的思想：“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本来是很不相同的，他却极力调和，可见他在自己的思想中是要努力使儒、释、道三家熔于一炉。

对韩愈他是十分尊崇的，却批评他固守孔孟而不能吸收杨、墨、佛、老之学。

他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

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

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

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

词人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步履艰难。

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

热爱现实人生、而又基本能做到在顺境中淡泊、在逆境中从容、面对境遇变化时通达。

苏轼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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