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诗歌大国。

诗经、楚辞、汉魏古诗、唐诗、宋词、元曲……虽然它们都植根于诗歌的艺术特质，但又因其不同的体式而各以其特有的姿色在诗坛闪耀着光辉。

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曾指出：“任何一种文艺种类都遵循一种特殊的目的，因为如此，它才通过特殊的形式，和其他文艺种类有所区分，因为形式是文艺种类用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古人根据不同的内容表达需要，创造了诗、词、曲这三类诗歌体式，并在各自体式中拥有不同的样式种类，可谓源同流分，各臻其妙。

诗歌是任何一个民族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我国也是如此。

从《诗经》算起，诗歌发展历史已有几千年，诗歌的形式也难以言计。

大而言之，诗可分为不大讲格律的古体诗和讲究格律的近体诗。

古体诗中又有诗经体、楚辞体、乐府体（古乐府、新乐府）、民歌体、七言古诗、五言古诗等。

这种区分，除了时间上的不同外，在表达形式方面也各有不同。

它们总的特色是古朴、凝重，反映现实比较直接，表达形式自由。

近体诗包括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绝句，它们总的特色是精练、优美、含蓄，反映现实间接，格律严整，诗句间跳跃性大，绝句更强调蕴藉空灵的韵味。

唐宋后，词这一新的诗歌样式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与诗并驾齐驱。

词由于要和乐歌唱，而且一般是由女子在宴会上歌唱，因而比诗更讲究含蓄蕴藉、形式精巧、音调和谐。

词又分为小令、中调、长调。

小令精巧轻盈，空灵蕴藉，韵味悠长；中调与七言近体诗规模相近，分为上下两阙，但讲究变化，晓畅中见蕴藉，分隔中见整体；长调因其歌唱时一般节拍舒缓、篇幅较长，故又称慢词。

由于长调篇幅长，容量大（最长的《莺啼序》，２５６字），因此词人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叙事、抒情、写景、议理从容展开，结构上讲究转折变化，浑成统一。

元代兴起的曲（元曲分为剧曲、散曲，前者指杂剧中的唱词，这里指后者），虽有配乐歌唱，承词而发展，但又别有风味。

诗词曲的不同体式，就如人们不同的服饰，以适应不同季节和审美的需要。

认识到这一点，再来阅读，不能不让后人佩服古人创造不同诗体的聪明才智。

对于三者的不同，古人早已认识到，作过不少论述。

但有的太抽象，如王国维认为“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有的过于直观，如王士祯以晏殊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与汤显祖《牡丹亭》唱词“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为例说明词、曲的不同；有的过于简单，如李渔认为词“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

其实，三者之间不同的特色体现在题材、意境、风格、手法、形式等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