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少轻狂差点被杀，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相遇于洛阳，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大事。

他们一起在山东一带漫游，一起拜访当时著名的道士。

杜甫这样形容他们的日子：痛饮狂歌，飞扬跋扈。

即便多少有点夸张，那也是狂放不羁了——这就是青年时期的杜甫。

在盛唐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胸襟开阔宏大，思想生气勃勃，狂放被认为是自信健康的一种美，所以李白的洒脱那样受人景仰，杜甫也自然流露着时代的骄傲。

他们一起登临高台，慷慨怀古、纵论天下，令周围的人艳羡，又令人们觉得高深莫测。

这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杜甫。

和李白一样，他也是满腔治国平天下的狂想。

不同的是，当时的李白已经从长安铩羽而归，而杜甫却正怀着一肚子好梦准备去碰碰运气。

等待杜甫的仍旧是失败。

即使这样，他依旧带着几分年轻的狂傲。

在给唐明皇的上书中，毫不含糊地自称才华绝不在汉代的文学大家杨雄、枚皋之下。

在今天看来，杨雄、枚皋的成就声名远不及杜甫，但在当时，杜甫的这种说法，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年少轻狂”。

中年之后，杜甫仍然不时露出狂态。

他在四川的生活是后半生为数不多的安定日子，这全靠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应。

但是，杜甫对严武也经常漫不经心。

和严武见面的时候，杜甫经常连帽子都不戴，这在当时是极其失礼的举动。

传说中最严重的一次，喝醉的杜甫坐上严武的座位。

瞪着严武说：“严挺之还有这样的儿子!”直呼别人父亲的名讳，同样也是当时的大忌。

杜甫这完全是借酒撒疯了。

严武对杜甫虽然一贯友善，但身为一方军阀，他的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为小事杀人那是常事。

严武尽管没有马上发作，心里却动了杀机。

一天，严武召集部下准备去杀了杜甫，要不是严武的母亲及时救杜甫，我们今天就看不到“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句了。

在杜甫的吟诵中，人们总是看到一个关心民间疾苦、善良又热心肠的老人，很难把他和那种轻狂对照起来。

或许，人性的复杂多样正是这样吧。

2.杜甫小时候很贪玩，连板凳都坐不住，长到五六岁连一首诗都记不住。

让爷爷很生气。

在爷爷的严厉管教下，杜甫改掉了贪玩的习惯。

发奋苦读，为了练好诗，他练习的习作装了整整一麻袋。

杜甫成名以后曾在诗中表达了他对于诗歌创作的心得。

那就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3.晚年的杜甫开了一家药铺子，因为杜甫他做人很正直，做生意当然也是一样，他卖得药材都不贵，老百姓也都负担的起。

所以药铺开了没多久镇上的人都知道了杜甫开的药铺，就都去他那里拿药材。

所以镇上其他的药材老板就很眼红，打算联合起来欺负杜甫。

就在当地的衙门书吏那里去撒谎说杜甫看不起那个书吏。

书吏就带着人去杜甫的店里找麻烦。

那个书吏拿了一个让人看不懂的药方去故意为难杜甫，说如果杜甫抓不出这几种药就把杜甫一家人赶出这个镇子。

可是杜甫的才学一看就知道药方上写的是什么，很快把药给了衙门书吏。

书吏顿时对杜甫服气了。

并警告镇上的人以后不能再找杜甫的麻烦。

4.相传杜甫小时候，因父母早逝和姑姑一同居住，后来一种传染病盛行，他和姑姑家的孩子得了一样的病，因为大夫说要躺在东边的床上才能好，可是在东边只有一张床。

所以他姑姑就让杜甫躺在那里，之后自己的儿子死了。

这让杜甫深深感到自责，也是为他日后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5.一半撑死一半饿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

天宝五年(746年)，杜甫35岁，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来长安求仕，以实现扶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昏庸迷信，生活极端腐化。

不过，他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迷途天子还是可以返回正路的，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

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在艰难困苦中咬紧牙关，坚持既定观念，困居长安达10年之久。

他来长安不久，父亲便去世了，这使他的生活失去了经济来源。

渐渐地，他需要依赖亲友的周济了。

有时去长安城南的终南山采些草药，拿到市场出售以糊口。

有时去买政府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甚至有时竟过上乞讨的生活。

“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都是他卑屈生活的真实写照。

衣衫褴褛，经常挨饿，动不动就是十来天没米下锅。

他的族孙杜济住在长安城南郊，为了叨扰一顿饭吃，杜甫每每前去走动。

这位族孙生活也不宽绰，见长辈来了，心里老大的不乐，嘴上不好说什么，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打井水淘米，使劲摆动水桶，把水搅得挺浑;到园中砍菜，放手乱砍一气。

杜甫对此感慨万分，使他深受感激的是有一位叫王倚的青年朋友对他的款待。

有一次杜甫闹疟疾，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步，来到王倚家门。

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问清原委之后，十分同情，虽说家境也不富裕，还是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

杜甫于艰难困苦中受此厚遇，激动得手脚轻旋，病体顿时松快了许多，写诗对王倚说：“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 (《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 》)饥饿之苦，可以预见。

杜甫曾一度把家属接到长安城南的下杜城。

不久便因生计问题而被迫迁移到长安东北240里的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寄居在县署公舍里。

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持续了10年。

等杜甫混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

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

一代“诗圣”沦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

生活的艰难并未使杜甫后退归隐(当然，他也时时在诗中表露隐逸的念头，但终未实践)，客观上，它使杜甫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从而有可能对社会和人生加深认识。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

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与饥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

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