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阑干是唐宋人们活动场所中必不可少的装饰场景

唐宋时，城市经济繁荣为词人提供了不同以往的都市文化背景。

他们藉以登临抒情的是城市中的亭、台、楼、阁，因此在词中改变了以登山临水为主的抒情方式而代之以登楼远眺的方式。

至此，我国古代“登高抒怀”的传统演变为“爱上层楼”后的凭栏伫立。

于是，由李清照的《点绛唇》：“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凭栏远望，抑郁愁苦，人在何处？倚遍阑干，倾诉深闺之怨思。

又有“凭阑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周邦彦《满庭芳》）表达了仕途的失意及内心的苦闷。

无论在何时何地，形形色色的人物总能以阑干为背景，上演着他们自己的悲欢离合。

“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阑干”（晏殊《清平乐》），“道人憔悴春窗底，闷损阑干愁不倚”（李清照《玉楼春》），“栏杆影卧东厢月”（范成大《忆秦娥》）。

原来阑干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这就难怪词人喜欢用此意象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了。

2、当时的社会环境使词人产生凭栏抒发抑郁的冲动与渴望

在宋代，社会日趋保守，理学思想禁锢人们的心灵自由，致使词人不能、不愿甚至不敢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反而必须时时压抑住内心的澎湃情感。

再加上一些词人壮志难酬，只有通过凭栏倚立才能找到一种精神的寄托、心灵的抚慰。

“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王禹偁《点绛唇》）。

这些苦闷压抑、孤独寂寞，代表着宋词中极为普遍的情绪。

词人表现的感伤、痛苦、无奈也已不再是个人不幸命运的表现，而是家仇国难的融合，“梦江南，每为神州未复，阑干静，慵登眺”（史达祖《龙吟曲》）。

而抒发这种情绪的方式之一，便是凭栏远眺，通过辽阔的苍穹来暂时排遣不良情绪，求得心灵的片刻宁静。

3、从词人主观心理上讲，凭栏具有独特的抒发愁思的氛围

孤独和悲苦是词人们凭栏时共同的心境。

但这种心绪如果再加上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情感体验和阑干外不同的自然景观，就能构成一种独特的意境。

另外，阑干把空间一切为二，但却不像窗、门、墙，阑干分割的一大一小，却相互融通而不封闭，且形成强烈的对比。

因此，有些作者侧重写阑干内空间的小，有些则侧重外部空间的广阔，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风格，但共同的意思都是向往大自然的广阔空间。

而在时间方面，阑干则是联系今昔的纽带，“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共倚”（李清照《孤雁儿》），世事沧桑变换，但栏杆这一与人类亲密接触的建筑，却很容易让旧地重游的人睹物思人，勾起物是人非的感伤。

“欲知日日倚栏愁，但问取庭前柳”（周邦彦《一落索》），柳树不仅见证了季节，还见证了词人的倚栏愁绪。

“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辛弃疾《摸鱼儿》），不要去登高倚危栏，没有看到那凄清的斜阳和烟柳会使人“愁断肠”吗？真的是站得高、望得远、想得深、愁得多呀！那又细又长的阑干给人们展示了一个既广阔又狭小的空间。

于是，这道阑干便成了主人公宣泄内心情感的场所，在那里，词人可以无所顾忌地拍栏、捶栏、凭栏、偎栏、倚栏……任意发泄内心的愁、怨、哀、痛、爱、恨。

这可视为一种审美主客体的双向积淀，其结果便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融合统一，成为一种能普泛化传达情感的凝结物。

[6]词人们经常会拖着疲惫的身躯在那样一个小圈子里神游八方。

4 、从历史的纵向看，阑干还是人们心态变化的忠实记录者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凭栏的感受不尽相同，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极为明显。

唐五代至北宋时，词大多是娱乐消闲之作，故所属之情以闺怨怀愁为主，倾向个体的得失，很少有兴衰之思。

如“倚栏歌罢，露萤飞下丝竹”（张炎《壶中天》），“画阑日暮起东风”（吴文英《西河》），“几曲阑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无名氏《鱼游春水》）等等。

时世变迁，靖康之变后，宋人凭栏的重心逐渐转向渴望收复中原的爱国之情。

尤其到了南宋偏安之后，文人们一身多职，既是政治家、军事家、词人、诗人，也是爱国志士、民族英雄。

他们处在一个壮志难酬的压抑时空中,“心在天山、身老沧洲”已不是陆游一个人的写照。

他们在词中体现的感伤、悲愤、痛苦、无奈，也已不再只是个人不幸命运的表现，而是家仇国恨的融和。

岳飞的《满江红》直抒山河收复之雄心；吴渊的《念奴娇》忧国之悲愤心情溢于言表。

然而，壮志难酬、报国无门使得词人们失去了往日的激昂之情，心态普遍走向低迷与消沉。

像辛弃疾那样“凭栏望，由东南佳气”时还能想到“西北神州”（《声声慢》）的已为数不多。

大部分人都“眼朦胧，凭阑干，半醒醉中”（杨缵《八六子》）或“二十四栏凭玉暖，杨柳月，海棠阴”（周密《江城子》）。

由此可见，阑干反映了词人在不同时期的心境变化，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他们以敏锐的感觉，捕捉到“阑干”这一特定词语，使之成为唐宋词中典型的意象。

5 、“阑干”意象与儒道的静态心灵和柔性品格相默契

朱光潜在《中国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曾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大海，是狂风暴雨，是峭崖，是日景；中国诗人所爱好的自然是明溪疏柳，是微风细雨，是湖光山色。” [7]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就在于它以无数文学现象为依据来说明不同民族的审美倾向总是根植于民族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的。

因而，东西方诗人关注自然的审美心态必然表现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品格。

唐宋词人对于“阑干”意象的青睐，是与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道家以“无为”为本，强调宁静无为的处事哲学；儒家强调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人格以及不偏不倚、以和为贵的行为准则与处事哲学。

老子所谓“恬淡为上”，“清静为天下正”；孔子所谓“仁者静”，“木讷者近仁”等等，都是以静为美，以柔为美。

“阑干”意象所体现出的深邃与静谧、雅致与优美的境界，与儒道文化是暗合的，“阑干”意象因此也便有了我们民族文化作底蕴。

儒道两家塑造了中国人的静态心灵和柔性品格，同时也使中国人的审美心态自然地选择了垂柳栏杆、溪桥细柳式的中国雅静文学。

凭栏伫望，望尽天涯路。

阑干，伴着词人，绝世而独立，给我们留下一幅幅经典而又不可磨灭的倚栏剪影。

路在延伸，愁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