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学诚的简历

章学诚（1738年—1801年），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有“浙东史学殿军”之誉。因学问不合时好，屡试不第，迟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方中进士，时年41岁。

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乾隆五十九年（1794），漂泊异乡四十多年的章学诚返回故里。嘉庆五年（1800），贫病交迫，双目失明。次年（1801）十一月卒，葬山阴芳坞。

二、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译文

研究天与人、性与命的学问，不可用抽象的言辞来讲啊.所以司马迁本着董仲舒的天人性命之说，写出了有益于治国安邦的著作（《史记》）.儒者想尊崇人的天赋禀性，却又抽象地谈论义理来作为（治学的）功绩，这就是宋明理学被才德高尚的人所讥讽的原因啊.孔子说：“我要把我的思想托付于空洞的理论，倒不如在叙述具体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深切彰显啊.”这就是《春秋》为什么可以有助于治国的缘故啊.圣明像孔子，言语代天行教化，尚且不以空洞的话取胜，何况别人呢？所以善于说天与人、性与命，没有不切合于社会现实的.夏商周三代的学术，只知道有史学而不知道有经学，是因为它切合社会现实啊；后人看重经术，（也）因为它就是三代的历史啊；近代儒者谈论经学，好像在社会生活之外，另有所谓的义理啊.浙东学术，谈论性与命的必考究于历史，这是它卓然自立的原因啊.朱熹和陆九渊持议不同，为门户之见大加攻伐，（他们的争论）是多年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所在，也是多年以来（阻碍）学术的荆棘林啊.推究他们争论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只是空话沸腾而不切合世事罢了.明了史学本于《春秋》，明了《春秋》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应该知道性与命的学问不能空说，而谈论学问的人一定要有实事可做，不但是没有门户之见可持，而且没有渠道持门户之见啊.浙东学术，虽然源流是一样的，但因为他们的境遇不同，所以在现实中的表现（也不同），王阳明发挥它而立了功绩，刘宗周发挥它而成就了气节，黄宗羲发挥它而隐居不仕，万氏兄弟发挥它而治经著史.虽然同出于一个源头，而表现出来的形态却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事可做的缘故啊.那些不做应该做的事，而只是空论天赋禀性，空谈学问，（他们的学说）就像黄茅白苇，面目非常相像，不得不创立不同的门户，来表示自家的见解而已，所以只有浅陋的儒者才争门户之见啊.可能有人说：功绩气节，真的可以和著述相提并论吗？回答说：史学之所以可以资治，（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空洞的著述啊.例如六经，同出自孔子之手，儒家先辈认为成就没有大过《春秋》的，正是因为它切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啊.后来的人说到著述的，舍弃今世而迷恋古代，舍弃社会现实而谈论性命天人，则是我不得而知的了.治学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足以言史学啊.。

三、文史通义之大意为何

章学诚《文史通义》一书，独具特识，为史学界开一新天 地。

其自述云：“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 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 又曰：“吾于史学，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

而人乃拟吾 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 著述。”又曰：“《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 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 及，上穷王道，下锬人伦……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 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 宜矣。”观此，可知其书之意义也。

四、章学诚《文史通义》最好是原文（竖排版的）

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

然多论古人，鲜及近世。兹见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颇有不安于心，因取最浅近者，条为十通，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

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览者可互见焉。此不足以尽文之隐，然一隅三反，亦庶几其近之矣。

一曰，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体，则胸中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理。

而事理本无病者，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 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请大兴朱先生作志。

叙其母之节孝，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溲便无时，家无次丁，乃母不避秽亵，躬亲薰濯。其事既已美矣。

又述乃祖于时蹙然不安，乃母肃然对曰：“妇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呜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无芥蒂，何有嫌疑？节母既明大义，定知无是言也。

此公无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谓得体，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剜成疮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不解文辞，如遇此等，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

妄加雕饰，谓之剜肉为疮，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书内不讳小恶。

岁寒知松柏之后雕，然则欲表松柏之贞，必明霜雪之厉，理势之必然也。 自世多嫌忌，将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怀惭，则触手皆荆棘矣。

但大恶讳，小恶不讳，《春秋》之书内事，自有其权衡也。江南旧家，辑有宗谱。

有群从先世为子聘某氏女，后以道远家贫，力不能婚，恐失婚时，伪报子殇，俾女别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

是于守贞殉烈，两无所处。 而女之行事，实不愧于贞烈，不忍泯也。

据事直书，于翁诚不能无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殇，是女本无死法也。

《曾子问》，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谓恐失人嘉会之时。

是古有辞昏之礼也。今制，婿远游，三年无闻，听妇告官别嫁。

是律有远绝离昏之条也。 是则某翁诡？子殇，比例原情，尚不足为大恶而必须讳也。

而其族人动色相戒，必不容于直书，则匿其辞曰：“书报幼子之殇，而女家误闻以为婿也。”夫千万里外，无故报幼子殇，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无是理也。

则文章病矣。人非圣人，安能无失？古人叙一人之行事，尚不嫌于得失互见也。

今叙一人之事，而欲顾其上下左右前后之人，皆无小疵，难矣。是之谓八面求圆，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闻事欲如其人者也。尝见名士为人撰志，其人盖有朋友气谊，志文乃仿韩昌黎之志柳州也，一步一趋，惟恐其或失也。

中间感叹世情反复，已觉无病费呻吟矣。 末叙丧费出于贵人，及内亲竭劳其事。

询之其家，则贵人赠赙稍厚，非能任丧费也。而内亲则仅一临穴而已，亦并未任其事也。

且其子俱长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为经理者也。诘其何为失实至此？则曰：仿韩志柳墓终篇有云：“归葬费出观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卢遵，既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

”附纪二人，文清深厚。今志欲似之耳。

余尝举以语人，人多笑之。不知临文摹古，迁就重轻，又往往似之矣。

是之谓削趾适屦，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为圣，夫子不敢自居。

瑚琏名器，子贡安能自定。称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实；自作品题，岂宜夸耀成风耶？尝见名士为人作传，自云吾乡学者，鲜知根本，惟余与某甲，为功于经术耳。

所谓某甲，固有时名，亦未见必长经术也。作者乃欲援附为名，高自标榜，恧矣！又有江湖游士，以诗著名，实亦未足副也。

然有名实远出其人下者，为人作诗集序，述人请序之言曰：“君与某甲齐名，某甲既已弁言，君乌得无题品？”夫齐名本无其说，则请者必无是言，而自诩齐名，藉人炫己，颜颊不复知忸怩矣！且经援服、郑，诗攀李、杜，犹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经，某甲之诗，本非可恃，而犹藉为名。 是之谓私署头衔，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为贵，人亦宜然也。天下皆圣贤，孔、孟亦弗尊尚矣。

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则滔滔皆是也。前人讥《晋书》，列传同于小说，正以采掇清言，多而少择也。

立朝风节，强项敢言，前史侈为美谈。明中叶后，门户朋党，声气相激，谁非敢言之士？观人于此，君子必有辨矣。

不得因其强项申威，便标风烈，理固然也。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

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

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岂可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贵薪木，涉水而宝鱼虾，人知无是理也，而称人者乃独不然。

是之谓不达时势，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见，有如《管晏例传》，而勋详于《齐世家》；张耳分题，而事总于《陈余传》；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详略之体所宜然也。

若夫文集之中，单行传记，凡遇牵联所及，更无互著之篇，势必加详，亦其理也。但必权其事理，足。

五、章学诚是如何论述史德的

仔细研读《文史通义·史德》全文后，可大致梳理出章学诚先生的行文脉络和论述史德的逻辑。

首先，《史德》中观点的提出，是章学诚以为他异于刘知几的地方，所以在文章开始，章学诚就先论证了“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他认为刘知几所谓史识只是“文士之识，非史识也”。

那真正的史识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章学诚在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接下来就是要说明什么是史德了。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为史德下的定义是史家的心术。

心术二字是《史德》全文的中心。然后，章学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为何要辨心术以议史德，为什么说“心术不可不虑”“心术不可不慎”。

二、如何养心术。在阐明第一个问题前，章学诚先生先提出了一个良史的标准：“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以此为标准，史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心术”呢？章先生继续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可见，心术与“天”“人”密切相关。

那么“心术不可不虑”的原因就在于“天与人参，其端甚微”。章先生解释道：“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

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

史传作家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是由历史事实所体现的，而史学的外在形式史书，却还要依赖于史家的劳动。在活生生的历史事实面前，史传作家往往“因事生感”，使情与气默运潜移，“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积而情深本是文章之上品，但史文之中，既有客观史实，也有史传作家的主观思想，所以“有天有人，不可不辨”。

那么如何辩天人之际呢？既然史家是由于气情牵动心的变化而导致天人之别，那么就应该由气情来辩天人“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

史之文总要借助人力以成，人因为气情的变化却有“阴阳之患”。“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

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

而“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所以历史书写中“益于人”通常连史家自己都没有察觉到，欲作良史，真是“心术不可不慎”啊！ 接着，很自然地就过渡到了第二个问题。

气情的变化使人具阴阳之患而不能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与人”，那么养心术就要养气情了。章学诚先生提出要“气平情正”。

那怎么样的人才能“气平情正”呢？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

所以养心术就要通六艺比兴之旨，也就是“心术贵于养”，应明纲常名教之理。接着章先生以司马迁为例，说明此理。

“《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 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可见“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 这样，章先生就围绕“心术”这个中心，以“气情”为基础，以“用名教养气情”为修炼之法，达到“尽其天不益与人”的良史标准，从而完成“史德”的论述。

六、章学诚.的生平介绍有哪些

章学诚（1738年一1801年），清代的史学家、思想家、方志学家，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曾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

后来进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了《续资治通鉴》等书。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

所著的《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的《史通》并称为史学理论名著。曾编纂《史籍考》，拟尽并收录了古今史部书叙目凡例，总目达到三百二十五卷，但书没有完成，文稿也散失了。

所修的方志，传世的有和州、亳州、永清三志。曾主修过《湖北通志》，现存遗稿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