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仲舒的主要作品

董仲舒代表作品：《天人三策》、《士不遇赋》、《春秋繁露》。

《士不遇赋》 《士不遇赋》是西汉董仲舒创作的一篇抒情赋。此赋先写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再写“士”的两难处境，最后写作者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应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

全赋说理的成分较多，而殊少夸张铺叙之辞，即使抒情的部分，也写得比较含蓄深沉，表现出十分浓厚的儒家色彩，表达了作者的人格与志趣，同时也有作者对世事的关怀和政治理想的陈述。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中国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所作的政治哲学著作。

《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学，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扩展资料创作背景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

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 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

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董仲舒 （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春秋繁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士不遇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天人三策。

二、董仲舒思想的主要内容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体系。

董仲舒《天人三策》《春秋繁露》

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黄老”等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建立起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宇宙论图式。

利用和改造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极力建构一个可以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根据的系统而完整的宇宙论图式。并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并强有力地组合在一起，把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又彼此影响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为他的理论核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改造。

“天有四时，王有四政”

董仲舒建构儒家式的宇宙模式，最终在于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至高无上进行论证。又对“天”进行了神秘主义论述。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1)君权神授（2）皇权又要受到“天”的制约

提出了“三纲”（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改造。 阳尊阴卑

历史循环论 “三统”“三正”

董仲舒的新儒学，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理论前提，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三、【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是什么

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1、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作《春秋繁露》一书，其“大一统”理论来源于《春秋》.（董仲舒属于公羊学派，重视春秋一书中的微言大义.）2、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君权神授”.在汉代以前，所有的君王都从祖先那里继承君位，而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君临天下后就需要新的理论支撑，不受命于祖，董仲舒提出君王受命于天.据此，他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学说.3、针对土地兼并问题，他发挥儒家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4、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提倡孝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标准.这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

四、董仲舒对我国儒学发展有何影响

其“大一统”和“天人感应”思想，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的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授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五、【董仲舒和汉武帝有什么关系】

天人三策称圣意 董生一举天下知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驾崩.景帝是继文帝之后，又一个奉行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治，从而实现“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称景帝时期，仓禀丰实，府库饶财，移风易俗，黎民淳厚，西汉社会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临，匈奴寇边……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书·公孙弘传赞》）在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汉社会实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急需有为之君起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制祸患于未发，防斯民于土崩；更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可是，景帝只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他实现文景之治的最大奥秘只是“无为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时让其自创财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来与其说是文景君臣统治得好，不如说是放松统治的好.怎样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实现大治，文景君臣就无能为力了.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到了汉武帝的身上，汉武帝的继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也给儒学带来了复兴的希望.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汉武帝刘彻，是景帝的中子，爱好文学，崇尚儒术，雄才大略，朝气蓬勃.他讲文治，修武功，北击匈奴，南抚百越，西通西域，东郡朝鲜.西汉帝国声威大振，号称极盛.他在位时期也是西汉人才最盛的对期.《汉书》称赞说：“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真是人才济济，群星灿烂，“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同前）！西汉此时之所以如此群贤毕集，广得异材，固然与汉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直接效验.而其选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经常性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贤才、荐奇士和下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德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秦、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对策，《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元光元年（前134），《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汉书》所记可信.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高祖元年（前206）至建元四年（前137）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说“七十余年”. 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对，很可能与当时政局有关，那就是窦太后仍然健在.窦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亲，武帝祖母，她好尚黄老，憎恨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被尊为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请她首肯.此时自然还不是推行儒学的时候.事实上，儒学刚一抬头便遭到窦太后的严励摧折.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田倾向儒学，推荐儒生赵络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用“束帛加壁，安车蒲轮”的特殊礼遇将申培从山东接来，商议明堂礼制.似乎坠给将振，”儒运当兴.赵绾一时得意，竟要汉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结果窦太后大怒，私下调查出赵绾、王臧贪污事实，责问汉武帝，武帝将二人下狱，迫令自杀谢罪.窦婴田蚡亦免职反省.申公以老疾为由，旋归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压抑，在艰难中挣扎.直到窦太后亡故之后，儒学才真正迎来了复苏的春天.董仲舒也才应时而出，适时地喊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长期郁积的心声.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死，黄老之学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蚡复出为丞相，坚冰已经打破，阻碍已经消除.‘司马迁说： “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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