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一、周作人的简介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
周作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扩展资料周作人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
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周作人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 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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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述周作人的文学意义,200字左右
周作人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然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周作人散文中种种艺术特色,各种意匠经营,全都可以统一在这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中庸之美的追求里面.他的一切成功,都是中庸之美得以实现的成功,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影响.。
三、周作人的简介以及他和鲁迅的关系
周树人 周作人 周建人 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 【周树人】 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 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
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
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
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
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 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周作人】 作者简介: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
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 “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
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 建人 周建人(1888—1984年)字松寿,又字乔峰。浙江绍兴人。
鲁迅之弟。1920年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
早年从事生物学的研究。1921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杂志编辑、撰稿人。
1023年任上海大学、安徽大学教授。大革命失败后,曾为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担任通信联络及掩护工作。
1932年参加。
四、周作人为什么叛变
鲁迅是很看重二弟周作人的。在他们没有反目之前,鲁迅跟周作人可以说是难亲密无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里,有三卷是鲁迅日记,里面对于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有着详细的记载。
出版的鲁迅日记,是从1912年5月鲁迅北上到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开始的,一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结束。1912年5月5日夜鲁迅到达北京,6日不顾劳累,就给二弟周作人写了信。隔了一天,又给周作人写了信。并且害怕周作人收不到,用快信寄到绍兴。鲁迅1912年5月8日的日记这样记载:致二弟信,凡三纸,恐或遗失,遂以快信去。
14日,鲁迅又用快信给二弟周作人;23日下午,鲁迅收到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的信。周建人告诉周作人的老婆信子生下了周丰一,当夜就给二弟周作人写信,表示祝贺。28日,鲁迅不但给周作人写了信,还给周作人的二老婆信子写了信。31日,鲁迅再次给周作人写了信。20多天时间,鲁迅就给周作人写了6封信,可见鲁迅和周作人没有反目之前,兄弟关系是超出常人的。
从1912年5月开始,到1923年7月兄弟反目,只要鲁迅和周作人不在同一个地方,每月平均要给二弟周作人写5封信。鲁迅还是个十分性情中人,也经常给周作人的日本老婆信子写信。信子也经常跟鲁迅写信,同时鲁迅也时不时的给三弟周建人的日本老婆芳子写信。在封建社会影像下长大的鲁迅兄弟三人,跟一般的兄弟是不相同的,他们的处事方式完全是西化的,而不是东方的。
鲁迅的日记里经常有这样的记载:寄三弟信,内附与二弟信一函,又与二弟妇笺一枚。还有:寄三弟信,内附与二弟妇及芳子信一小函。由于鲁迅在日本留学,受到了日本文化的熏陶和影像,对于日本人并不讨厌,因此对于自己两个日本弟媳,保持了较好的关系。周作人的老婆信子和周建人的老婆芳子,是姐妹俩,恐怕在中国文人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就是周作人得了病,也是到北京治疗。一直都有鲁迅陪同,在日本医生池田的医院里看病,医疗费用也有鲁迅掏腰包。鲁迅是个家庭里的老大,父亲死的又早,一直扮演着大哥如父的角色。周作人和周建人没有到北京之前,鲁迅每个月都要给绍兴家里寄100元钱,补贴家用。显得很是家长风范。
鲁迅在八道湾购买了房子,母亲和夫人朱安,周作人和夫人信子,周建人和夫人芳子,都住在一起。弟兄们可经常相见而不可共同在一个锅里搅稀稠,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各种矛盾。鲁迅的弟兄们尽管都是识文断字的文人,也是如此。在1923年7月,鲁迅跟亲密无间的二弟周作人反目成仇了。
有人说事鲁迅和信子关系暧昧,周作人不高兴。也有人说是鲁迅看信子洗澡,周作人产生了疑心。也有人说信子大手大脚花钱,榨干了鲁迅,鲁迅不高兴。反正在鲁迅日记里,没有这样的记载,一切都建立在猜疑的基础上。谁也没有办法唤醒鲁迅弟兄三个,来对于各种猜测,给予证实。
但是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和周作人的反目也是在文明的前提下进行的。鲁迅日记里出现与二弟的反目,是1923年7月。14日夜,鲁迅开始一个人在自己的屋子里吃饭,不再跟周作人们在一起用餐。鲁迅是这样记载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很大的矛盾,在鲁迅的日记里,好像十分平淡和平常。
19日上午,鲁迅收到周作人的信,两个人的关系彻底破裂,亲兄弟二人从此公开反目。周作人的信是这样写的: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是最后的告别,也是彻底的反目,但是我们能够看出,两个人都在忍耐,做的都十分文明。鲁迅接到信,就开始整理书籍和行李,重新看房子,搬出了八道湾。鲁迅日记里最后一次出现二弟两个字,是1923年7月3日,只有简单一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以后鲁迅日记一直记到1936年10月18日为止,里边二弟没有出现一次,周作人也没有出现一次。血脉的联系,生活的决裂,两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痛苦。
鲁迅跟周作人的文明反目,或许是弟兄两个的分界线。鲁迅在自己的路上走的坚实起来,而周作人订正了自己的思想,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走出了自己蔷薇的梦,在另一条路上也走的更远,最后走上了当汉奸这条不归路。
历史总是这样的大浪淘沙,每个人淘出了各自的命运。而我们只能对着历史说:嗨,那就是他们。
五、求周作人的简介,
周作人生平 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
浙江绍兴人。原名遐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
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1年秋入南京水师学堂,始用周作人名。
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
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
周作人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代表作《小河》)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和同时代不少寻求道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
但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五四”时期,他正是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 “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与封建隐逸思想有了发展,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12卷),但更对人民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
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很有权威的流派”(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在稍后的李广田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也隐现他的影响。30、40年代,随着思想的演变,周作人的散文以自我为中心,追求闲适和性灵,沉湎于“。
六、简析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然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而他又多次声明自己的中庸主义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主义.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而在真正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又何尝不是追求这种中庸之美.他胸中自有强烈的愤慨,却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之.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又显得退缩了,回归到田园生活中.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实录,而是一个梦”.周作人正是带着这种佛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的人生哲学去完成他的隐逸之梦.同时,在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中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为更多没有名士气而又闪避现实的新进作者所亲近.上文所列出的周作人散文中种种艺术特色,各种意匠经营,全都可以统一在这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中庸之美的追求里面.他的一切成功,都是中庸之美得以实现的成功,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影响.。
七、周作人是不是大汉奸
周作人堕落成为汉奸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从家庭这个角度来看,信子和芳子起了很坏的作用。家里的事情,都由信子当家作主,信子能左右周作人。
从周作人自身来看,首先周作人是目光短浅缺少远见的人,他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一直认为日本的武器、士气远远超过中国,因此中日战争是打不起来的,即或打起来了,中国也不是日本的对手,必定以失败而告终。其次,他贪图享受,害怕艰苦,舍不得离开八道湾这所舒适住宅,也舍不得放弃北平的优越生活条件。他深怕离开北平,流离失所,生活艰苦。
周作人没有离开北平,日本特务就指使大小汉奸,特别是文化界的汉奸,拉拢和劝诱,加上信子等人的怂恿,多方面、多渠道的做周作人的工作。他们根据周作人的特点,投其所好,诱之以利,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尽量使他享受舒适、奢侈的生活。……
终于,周作人的灵魂被俘虏了,他变节了,严重的个人主义,使周作人堕落成为可耻可恨的汉奸,中华民族的罪人。后来改正了,还在抗战中帮助过共产党员。
八、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文学主张及理论价值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论述的“人”,并不是西方文学传统中个人主义价值系统中的“人”,而是以阶级消失、国家消亡为前提条件的“共产社会”中的“人”.这样的“人”除了具有个体意识以外,更要有合作、友好以及为“人类”的整体利益牺牲自我的激情.在以往的研究中,《人的文学》中所包含的“个体自由意识”已探讨得很充分了,而对于其另一核心,———“人类(世界)意识”,即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语境中的人道主义,给中国新文学的创建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变异,迄今为止,似乎还没引起太多研究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