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士钊和章太炎是同一个人吗

不是一个人，两人只是姓相同 章士钊 章士钊 章士钊，字行严，曾用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等。

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

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

次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

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 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吹革命的书籍。

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

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术炎、邹容等七人。 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

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 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次年春，同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是会长，章为副会长。 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

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

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

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东渡日本。

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虽经友人劝说，亦未加入。1907年，赴英留学。

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1911年章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即携眷返国，次年春到南京，继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同盟会机关报——上海《民主报》，兼任江苏都督府的顾问。 1912年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

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

“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章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

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 同年，参加欧事研究会，任书记。

1915年冬，袁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

6月袁死，黎洪元就任总统。章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 1920年，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持杨怀中先生介绍信往见章士钊，筹措出国经费。

章虽政治主张不同，义之所趋亦尽力为之，立即发动社会名流募捐二万余元银元巨款赠之。 国内政局纷扰，章乃于1921年2月重游欧洲考察政体。

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 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

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

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

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5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

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 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

章。

二、如何评价章炳麟

评价

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章太炎为人戏谑，以太平天囯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先生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当年二十七岁的胡适独树一帜，在大师环伺的北京大学，教起《中国哲学史》，其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颇多沿袭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诸篇的观点。胡适实为章太炎中年以前学术衣钵的继承者。但此时章太炎本人的学术已经有所转向，故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甚满意（参见章太炎《与柳诒徵书》）。胡适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 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2）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强调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相对忽略其学术业绩，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陆评价与研究章太炎的主调。

三、怎样评价章太炎

从极端汉族主义角度，他是大汉族主义的英雄

但你要要是看了他的学生皱炎的文章后，他是个纳粹种族主义者

从革命的角度来说，他是革命家

但，并非所有的革命都是正确的

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他是个汉奸

清朝晚期是君主立宪，袁大头的称帝也是搞君主立宪

但，这些，他都反对

要知道，英国和加拿大日本等国都是君主立宪，那里不好了？

从文学的角度说，他的古文不错

但和真正的古文大家比，他有差距

四、怎样评价章太炎

这要看你的立场了

从极端汉族主义角度，他是大汉族主义的英雄

但你要要是看了他的学生皱炎的文章后，他是个纳粹种族主义者

从革命的角度来说，他是革命家

但，并非所有的革命都是正确的

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他是个汉奸

清朝晚期是君主立宪，袁大头的称帝也是搞君主立宪

但，这些，他都反对

要知道，英国和加拿大日本等国都是君主立宪，那里不好了？

从文学的角度说，他的古文不错

但和真正的古文大家比，他有差距

再看看他的弟子鲁迅，

都是见谁骂谁

个人认为他也就是个文痞

详细的评论，要弄清楚历史事实，有兴趣，看看这个吧

五、鲁迅写章太炎 原文

你要找的是《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吗，这是章先生死后鲁迅先生所作的文章，全文如下：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镳。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