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在诸葛亮的出师表有多少版本

传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因为他第一次北伐时有一篇《出师表》，因此这一次的被称为《后出师表》.إ这篇《后出师表》是否为诸葛亮所写？历来看法不一. 东晋的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当然认为它是可靠的.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 》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怀疑《后表》是后人伪撰的，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近年有人提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很熟悉，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至于陈寿，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不敢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本文. 但较多的人恐怕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比较而言，这一种意见理由充分一些. 《后出师表》所说的很多事情与史实不合.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表》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 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赵云是建兴七年（229）死的，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上于建兴六年（228）十一月的《后表》却说赵云和另外七十多名战将都已经死了.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别的解释. 更主要的是，《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这时尽管揽蜀汉大权于一身，他也清楚地知道后主窝囊无能，但后主毕竟是他的君主，而且他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不像这篇《后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这不是臣下对君主的口气，更不像诸葛亮说的话. 诸葛亮一向有胆略，有抱负，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毅力.未出茅庐，他就自比管仲、乐毅，刘备请他出山，正是势单力孤，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在这时为刘备画出了据荆州、取益州，以成帝业的宏伟蓝图.就在上《后出师表》的同一年，他上《前出师表》，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但他仍相信，只要后主亲贤臣，远小人，“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而他率军北伐，也有决心“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不到一年，在《后出师表》中，这一切全不见了，消沉、沮丧，列举的六条不解，都是对北伐缺乏信心.“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北伐全然是无可奈何的.“凡事如是，难可逆料”，只有尽力而为，“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对前途悲观渺茫.这不是《前出师表》中那个诸葛亮的精神状态. 不像是诸葛亮写的，张俨为什么又收进《默记》呢？其实，张俨并不是一个严肃严谨的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周于礼仪、搞搞外交的人物，他的身份，他“博闻多识”的特点，使他能接触到很多别人不易见到的材料，但又不可能严格加以甄别.《后出师表》可能就是未加甄别就收入进去的一种.。

二、诸葛亮《出师表》的内容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c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pí）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 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sè ）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zhì ）罚臧（zāng）否（pǐ），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yōu）之、费祎（yī）、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wèi）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bì）补阙漏，有所广益. 《出师表》原文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háng ）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zhǎng）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wěi）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yòu ）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sù）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shù）竭驽（nú）钝，攘（rǎng）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jiù）.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zōu）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译文 臣诸葛亮上表进言：先帝开创大业未完成一半，竟中途去世.如今天下分成三国，我益州地区人力疲惫、民生凋敝，这真是处在万分危急、存亡难料的时刻.但是，宫廷里侍奉守卫的臣子，不敢稍有懈怠；疆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舍身忘死的作战，这都是追念先帝的特殊恩遇，想报答给陛下的缘故.陛下确实应该广开言路听取群臣意见，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鼓舞志士们的勇气，绝不应随便看轻自己，说出不恰当的话，以至于堵塞了忠诚进谏的道路. 宫里身边的近臣和丞相府统领的官吏，本都是一个整体，升赏惩罚，扬善除恶，不应标准不同.如有作坏事违犯法纪的，或尽忠心做善事的，应该一律交给主管部门加以惩办或奖赏，以显示陛下在治理方面公允明察，切不应私心偏袒，使宫廷内外施法不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这都是些品德良善诚实、情志意念忠贞纯正的人，因而先帝才选留下来辅佐陛下.我认为宫内的事情，事无论大小，应当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去施行.这样一定能够补正疏失，增益实效. 将军向宠，性情德行平和公正，了解通晓军事，当年试用，先帝曾加以称赞，说他能干，因而经众人评议荐举任命为中部督.我认为军营里的事情，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的意见，就一定能够使军伍团结和睦，德才高低的人各有合适的安排. 亲近贤臣，远避小人，这是汉朝前期所以能够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避贤臣，这是汉朝后期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谈论起这些事，对于桓帝、灵帝的做法，没有不哀叹和憾恨的.侍中郭攸之、费，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坦直，能以死报国的节义臣子，诚愿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则汉王室的兴盛，就时间不远了. 我本是个平民，在南阳郡务农亲耕，在乱世间只求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达官显贵.先帝因为我身份低微，见识短浅，降低身份，委屈自己，接连三次到草庐来访看我，征询我对时局大事的意见，因此我深为感激，从而答应为先帝驱遣效力.后来正遇危亡关头，在战事失败的时候我接受了任命，在危机患难期间我受到委任，至今已有二十一年了. 先帝深知我做事谨慎，所以临去世时把国家大事嘱托给我了.接受遗命以来，日夜担忧兴叹，只恐怕托付给我的大任不能完成，从而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我五月率兵南渡泸水，深入荒芜之境.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库兵器充足，应当鼓励和统率全军，北伐平定中原地区，我希望竭尽自己低下的才能，消灭奸邪凶恶的敌人，复兴汉朝王室，迁归旧日国都.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尽忠心于陛下的职责本分.至于掂量利弊得失，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那就是郭攸之、费、董允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责成我去讨伐奸贼并取得成效，如果不取得成效，那就惩治我失职的罪过，用来上告先帝的神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的言论，那就责备郭攸之、费、董允等人的怠慢，公布他们的罪责.陛下也应该自己思虑谋划，征询从善的道理，明察和接受正直的进言，远念先帝遗诏中的旨意，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 如今正当离朝远征，流着泪。

三、诸葛亮的出师表全文是什么

—————————————————————————————————— 【】内为原文。

—————————————————————————————————— 前《出师表》： 臣诸葛亮上言：先帝创立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已分成魏、蜀、吴三国，我们蜀国人力疲惫，物力又很缺乏，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

然而，侍卫大臣们在宫廷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疆场上舍身作战，这都是因为追念先帝在世时对他们的特殊待遇，想报效给陛下啊。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地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留下的美德，弘扬志士们的气概；不应该随随便便地看轻自己，言谈中称引譬喻不合大义（说话不恰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劝告的道路。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皇宫的侍臣和丞相府的宫吏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提升、处分、表扬、批评，不应该因人而有什么差别。

如果有营私舞弊、违犯法律和尽忠行害的人，陛下应交给主管的官吏，由他们评定应得的处罚或奖赏，用来表明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方针。不应偏袒徇私，使得宫内和宫外有不同的法则。

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他们都是忠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心思忠诚无二，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陛下都应征询他们，然后再去实施，这样一定能补求欠缺疏漏的地方，获得更好的效果。

将军向宠，性格和善，品德公正，精通军事，从前经过试用，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务，都应与他商量，这样一定能使军队团结协作，将士才干高的差的、队伍强的，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安排。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隆昌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所以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与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对桓、灵二帝感到叹息、惋惜痛心的。

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贞贤良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隆就指日可待了。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依、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 我本来是一介平民，在南阳亲自种田，只求能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奢求在诸侯面前有什么名气。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短浅，反而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草庐里来访问我，向我征询对当今天下大事的意见，我因此十分感激，于是答应先帝愿为他奔走效劳。

后来遇到失败，我在战败的时候接到委任，在危难的时候奉命出使东吴，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刘备）知道我谨慎，因此在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诸葛亮）。

自从接受任命以来，我日夜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将先帝的托付的事情办好，有损先帝的圣明。所以我在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的地方。

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兵器已经准备充足，应当鼓舞并率领三军，向北方平定中原。希望全部贡献出自己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曹魏，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都城洛阳。

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并忠于陛下的职责的本分。至于对政事的斟酌兴废，进献忠诚的建议，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依、允等之任也。】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如果没有完成，就请治我重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

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宣扬圣德的忠言，就责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来揭露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认真考虑国家大事，征询治理国国的好办法，听取正确的意见，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训。如果能。

四、出师表是在诸葛亮临死前写的吗

《出师表》分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两篇，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两次北伐（227年与禅的奏章.《前出师表》作于建兴五年（227年），收录于《三国志》卷三十五.北伐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阐述了北伐的必要性以及对后主刘禅治国寄予的期望，言辞恳切，写出了诸葛亮的一片忠诚之心.《出师表》不是在诸葛亮临死前写的.有学者认为《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之手.陈寿修《三国志》时未收录《后表》.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引用《汉晋春秋》的说法《后出师表》并没有收录《诸葛亮文集》之中，而是出于东吴张俨的《默记》，这显然不合常理.而且，《后出师表》内容与正史亦有出入，如“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即与《三国志》记载的赵云卒年（建兴七年，229年）不合.另外里面的语气非常沮丧：“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与《前出师表》积极的文辞截然不同.另外，诸葛亮此时独揽大权，当时没有人质疑北伐的前景，而文中却谈到“议者所谓非计”，不符合蜀汉当时的情况.因此有学者怀疑这是蜀汉诸葛亮为了执行自己北伐政策而一手炮制的伪作.至今尚无定论.。

五、结合出师表分析诸葛亮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诫子书》中，他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三、严于律己.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自贬三等.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四、知人善任.他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无结党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名士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六、治蜀有方.孔明治蜀刑法颇严，他与法正等人制定法典《蜀科》，还拟出，《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科条.孔明促进了蜀地农业的发展.他很重视都江堰水利工程，创设“堰官”专职管理，采用以农养战、耕战结合的政策，解决军粮问题.诸葛亮对手工业也非常关注，恢复盐铁专营，并亲到现场视察利用天然气煮盐的情况.并于城内设置“锦官”，专门管理.后世称成都为“锦官城”，即源此.诸葛亮说：“今民困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由于诸葛亮不仅是从征战的角度推动生产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稳定人民生活着眼制定政策发展生产的，其结果蜀地是“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一片繁荣安定景象.七、勤政为民.诸葛亮是位知其不可为之的英雄.他相信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在《隆中对》中即提出“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种信念贯穿于诸葛亮的一生，他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受命以后，夙夜忧虑，振兴蜀汉，统一中国.八、高风亮节.诸葛亮不居功自傲，不追求过分的名位与特权.李严为曾怂恿诸葛亮加九锡，加爵称王.诸葛亮不为所动，严词拒绝：“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庭，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国家兴衰高于个人荣辱，不为权欲所惑，不为名利所累.其忠心不二，效死知己，堪称中国历代忠臣良吏之典范.。

六、【诸葛亮写《出师表》的目的

我个人觉得，目的有三，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自己出战的意义和原因，第二个目的是告诉刘禅一些为政的道理以及为政的方法，第三是表明自己的忠心.我个人猜测，诸葛亮写《出师表》这篇文章时心情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有可能为自己一旦出师而不能回来都做好了准备，所以，在文章中，交待了一些后事，比如，朝庭中可用谁，谁不能用，其实，诸葛亮在时，一直掌握着蜀国这军政要务，用谁不用谁他都可以实际控制，虽然将要出去远征，但他完全可以实际控制政局，那为什么要交待这些呢，就是为自己如果不幸在出师中战死而做好后事准备，这种心情也是只有十分忠诚的人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