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忆蔡尚思先生》作者施宣圆

“贵在争鸣”：忆蔡尚思先生

施宣圆

5月20日，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蔡尚思先生走完了他漫长的一生，享年104岁。噩耗传来，我思绪滚滚，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先生的音容笑貌……

与匡亚明先生争论孔子

蔡尚思先生是我的老师。上世纪60年代初，他给我们年级上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我有时去旁听。那时老师下课后就回去，学生和他们接触不多。我和他熟悉是在80年代初以后，我常常去他家和他聊天。

1987年2月的一天，他来电要我去他家，说有事和我商量。我到了他家，他取出一张《文汇报》，指着学林版一篇匡亚明先生的文章《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说，他不同意匡老的观点，要写文章同他商榷。

匡老是老革命，是南京大学校长，是一位孔子研究专家。匡老的这篇文章提出用“三分法”来考察孔子的思想。所谓“三分法”，一是凡属于维护封建统治，维护宗法等级制专制君王统治利益的，必须批判，必须决裂；二是凡属于含有合理因素、又含有历史局限性带来的消极因素的思想，必须进行科学分析，批判其消极因素，吸取其积极因素；三是凡属至今仍有生命力而闪耀真理智慧因素的要发扬光大。

不久，蔡尚思先生送来文章：《也谈实事求是地评价孔子——与匡亚明同志商榷》，指出在孔子及孔学的研究中，根据具体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坚持“两分法”，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匡老的“三分法”不是研究孔子的根本方法。两篇文章发表后，成为当时还未形成争鸣风气的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

蔡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勇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对于一些不良的学术风气，也敢于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1997年国庆节，我去他家，他说现在学术界都说陈寅恪是“国学大师”，简直是“大家公认”的，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贵在实事求是，不能信口开河。

上世纪20年代初，陈寅恪曾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讲课，蔡先生听过他的课。蔡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而值得骄傲的就是周秦诸子，可以说周秦诸子是中国文化的老祖宗，而陈寅恪先生却反而认为“周秦诸子，实无足称”，“今人盛称周秦之国粹，实大误”。难道有这样的“国学大师”吗？蔡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确是大师，但要知道，在大师中，他是中国史学大师之一与通晓多种多国文字大师，而不是所谓的‘国学大师’。”

他对老师是很尊重和钦佩的，再三强调，仅凭陈寅恪通晓十六七种文字，他就真是古今中外第一人，比所谓“国学大师”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值得我们中国人骄傲。我问他敢不敢写文章发表？他说怎么不敢。说罢，从信封中抽出一篇稿子，我一看，标题：我知道的陈寅恪先生（发表时改为《陈寅恪不是“国学大师”》），原来，他稿子已经写好。“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尊重历史事实。”蔡先生这样说。

“学术研究贵在争鸣”

在学术界，蔡先生是以敢于讲真话、敢于争鸣著称的一位老教授。解放前，他就以批判封建礼教道统而得罪国民党当局。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地参加孔学和其他学术问题的争论。每次参加学术研讨会，不管大会还是小会，他都与人争鸣；他的文章都要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于是，有人说蔡先生思想“偏激”、“好辩”；也有人劝他做学术界的“好好先生”，年龄那么大了，何苦再去得罪人呢？然而，他总是坚信自己的选择和追求，在学术上决不朝秦暮楚。他的态度是真诚的，他的见解是他研究的心得，他的讲话发自他的内心。

蔡先生说：“学术研究贵在争鸣，没有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自成一家。没有争鸣就只好陈陈相因，人云亦云，变成奴才，止步不前，葬送学术。”他多次在报刊上著文呼吁：学术没有禁区，学术必须民主，学术必须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没有争鸣就出不了大家。他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不断实践自己的诺言。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家一一进行剖析，重新评估，完成了以《中国传统思想的总批判》为代表的20余部中国思想史大著，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5月30日

发布日期：2008-09-23

二、什么是史源学史源学是一门什么学科

白寿彝、邓广铭、柴德赓、启功、赵光贤、史念海、周祖谟、陈述、单士元、方国瑜、齐思和、刘乃和、翁独健、邵循正、蔡尚思、韩儒林、姚从吾、牟润孙、史树青、郭预衡、来新夏……这一长串名字，相信大家不会太陌生，因为他们都是活跃在20世纪中国文史学界的著名学者。

然而谁能想到，这些文史英才当初都是在其老师陈垣的指引下，才步入文史殿堂的。这可称得上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这奇迹的出现决非偶然，笔者以为这与陈垣先生注重实践的教育思想分不开，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他首创一门学科——史源学，首开一门课——史源学实习。 什么是史源学？简而言之，史源学就是一门寻考史料来源的学问。

陈垣认为，研究史著，应该认真寻考其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以考察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是否正确。他常说：“史源不清，浊流靡己。”

并强调“读史必须观其语之所出”，必须“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达到“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可以说，史源学是他在长期治史和教学中总结出来的一门学科，是中国20世纪历史学研究的一大创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垣为了传授史源学之精神，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了“史源学实习”课。这门课的讲授方法是：其一，选定教材。

他认为最好是选用近代史学名著，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顾炎武的《日知录》，全祖望的《鲒亭集》等。其理由一是名作可使学生从中得到更大教益；二是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寻考其史源，如能发现名家大师在引证史料中的讹误，会大大激发起他们研究的兴趣，增强他们研究的自信心，并体会到即使是名家大师之作，也不可盲目迷信。

其二，寻考史源。陈垣每次上课，都要从所选定的名著中抽出一二篇，交学生“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

隔一星期将所考出者缀拾为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他要求学生从四个方面寻考史源：“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

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

四看其判断是否正确：计算、比例、推理。”陈垣认为“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也无由知其致误之原。”

如在一次《史源学实习》课中，陈垣通过“读《廿二史札记》所得教训”，让学生从六个方面举例说明之：“一、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二、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

三、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四、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

五、引书不论朝代，则每因果倒置。六、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

可以想象，学生们要认认真真回答出这六个问题，就必须自己动手找资料、翻目录，独立思考，追根溯源，分析考证，这对学生提高读史和科研能力该有多么大的帮助。可见，“史源学实习”课是一门启发思维，锻炼动手能力，将学与思、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树立严谨学风的课程。

由此不难推断，陈垣为什么能培养出那么多功底扎实、学问高深的文史英才了。 陈垣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实证性科学。

因此在治史中对史实史料的来龙去脉认真搜寻考证是十分必要的。唯其如此，治史者必须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捱得住寒窗岁月，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精神才行。

二、历史科学固然需要理性思考和理论提升，但应该明确：翔实、精确、可靠的史料史实是理论抽象的基础，必须给予充分重视。三、培养人才重在培养能力和端正学风，“史源学实习”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此。

然而，近些年来，史学界急功近利、浮躁空疏的不良学风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有的不下功夫读原文原作，仅满足于二手、三手资料，拾人牙慧，走所谓“捷径”；有的不认真寻考史实史料来源，未得真凭实据，就忙于出成果，忙于“填补空白”，忙于争当“第一”，忙于抢占“前沿”；有的则以观点先行，用主观臆断代替论从史出，甚至没有起码的真实可靠史料，就急不可待地要为某历史人物、某历史事件翻案，就大言不惭要改写历史，制造轰动效应等等。

这种浮躁、急功近利之风确实让人心忧，也促人警惕。四十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他规定凡大学生毕业到研究所，得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发表文章。

如今规定硕士研究生三年中如没有公开发表论文就不能毕业。孰是孰非，且待公论。

三、蔡尚思的人物经历

蔡尚思教授出身于泉州德化的普通农家。

少时曾从事农牧劳动。1913年入塾启蒙，后入德化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1921~1925年入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今永春一中），1925~1928年在北京自由听讲，并相继考入孔教大学国学研究科和北京大学国家研究所。

1930年代曾入住南京国家图书馆，遍读历代文集。这对他后来一生的成就助益极深。

他认为，大图书馆是“太上研究所”。蔡尚思教授青年时期在北京自由听讲和就学于孔教大学、北京大学期间，曾受业于陈垣、朱希祖、陈大齐、梅光羲、李翊灼、江瀚、陈焕章和王国维、梁启超等学术界名流。

到大学任教后，曾向太虚、蒋维乔问佛学，向章太炎问国学，向李石岑问哲学，向柳诒征问文化史，向吕思勉问通史。欧阳予倩、顾颉刚、刘掞藜、陈中凡、嵇文甫、张栗原、范文澜、齐思和、夏康农、黄云眉等给蔡的治学以很大鼓励。

其中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陈垣、梅光羲、柳诒征、欧阳予倩、顾颉刚、陈中凡、嵇文甫、范文澜、齐思和等为教益最大最深的恩师益友。蔡尚思成长甚早，20余岁即跨入大学任教。

1929~1934年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昌华中大学讲师、教授。1935~1942年，同时任沪江、复旦、东吴等大学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1946~1949年，任沪江大学教授。1949年起，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

1949年上海解放后到1952年，任沪江大学副校长、代校长、教授。1952年，回复旦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共复旦大学党委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领导小组副组长。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部副主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等。他在各大学教授的主要课程有中国学术大纲、中国历代文选、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墨子研究、中国经学概论、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教育史，等等。

其教学时间最长的是中国思想史、中国通史、中国历代文选三门课程。 。

四、韦卓民的简介

韦卓民（1888-1976，广东珠海县人。1903年随父亲来武汉，就读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文华书院“备馆”（即中学部）。1907年升入“正馆”（大学部）。1911年毕业。解放前他历任文华大学训育主任、文华大学教授、私立华中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政治戏教授、是全国基督教反帝爱国、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领导人之一。是我国现代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宗教学家。这位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的老校长通晓古今，学贯中西。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哈佛获硕士学位。后又留英，在霍布豪斯门下就读，遍历欧洲著名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柏林大学深造，历时数年，得博士学位。这位勤奋的学者仅外语就精通英、德、法、俄、拉丁等。他一生潜心学术，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近百种遗著，约八百万字。在担任华中大学校长期间，他先后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聘为主讲和客座教授。1952年后任华中师范学院教授，著有《中国古籍中的上帝观》、《祭祀的研究》、《孟子理论思想》，译著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等

韦卓民先生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办学有方。他利用教会大学的特殊地位和条件，多方筹募经费，加强师资建没，注重严格管理，使华中大学成为当时华中地区有影响的高等学府之—。在他的力邀下，—批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如钱基博、蔡尚思、游国恩、阴法鲁、包鹭宾、傅懋绩、王玉哲等人都曾在该校执教。为了办学校，韦卓民先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管理：第一，生入学后，要进行“甄别考试”，把外文水平相近的学生分到一个班，进行不同的讲授。学校规定了中期考试，学生经过4个学期末的考试及格，就参加一为时两天的中文、英文以及两三门专业课的中期考试，学生只有在中期考试及格后再读两年才能参加毕业考试，并要靠四年主修的课程，同时并经过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的锻炼等，这样就保证了学生学到一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并且有一定的调研、实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加强图书、一起设备建设和鼓励开展学术活动。华中大学继承了有名的“文华公书林”图书馆特色，并不断地充实，还在各系都设置专业参考室或阅览室，几个自然科学系都有条件交好的实验室，如物理系建起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和中国第一个地磁测量站。第三，注意在办学中讲民主、讲法治。由于教会大学的经费大都来自外国教会，外国教会的办学经费并不都是现金，多半是教会付工资的教师，他们之中有些是该国教会的驻校代表，但对怎样办好一个中国的大学，往往都是外行。针对这种情况，韦卓民先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把校董事会设法设在中国，逐渐把学校的主要行政负责人改换为中国人担任，在学校设立教务委员会与教务会议。

韦卓民先生以毕生经历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数十年如一日，身居高职，但从不脱离学生和教学工作，成绩卓著。他治学态度严谨，教导学生有方，讲授方法灵活多样，匠心独运。尤其是他在学生中提倡“思考”，反对读死书，他的诲人不倦的优良作风，赢得师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韦卓民先生长期从事哲学和中外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成绩卓著。在学术研究中，他能够涉及东西多家的哲学思想。他学识渊博，享誉海外。他通晓英、法、德、俄、拉丁等多种外语。他才思名节，智力过人，一边教学，一边致力于著书立说的科学研究工作，先后在国外出版发行的著作有《孔门伦理》、《中国文化精神》、《孟子之政治思想》等多部，在国内出版发行的有影响的论著和翻译著作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等。还有许多尚未出版的书稿和论文，加起来共达四百余万字。这些科学著作和论文，无论在教学，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韦卓民先生留下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无疑为社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刚毅”既刚强而弘。刚毅蕴涵着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意味着在困难或逆境中的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在胜利或顺境时永不停歇，不断前进，刚毅还意味着攀登科学高峰过程中的执着，在平淡无奇工作中的坚韧顽强，持之以恒。

五、想了解我国学者张舜微的身平和著作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是一代国学大师。

新版《辞海》“张舜徽”条如是介绍：“中国学者。湖南沅江人。

崇尚乾嘉朴学，治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根柢，长于版本目录、校勘、考据，在经学、小学、史学诸领域均有成就。曾任兰州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华中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学会第一至第三届会长。著有《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郑学丛著》、《清人文集别录》、《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说文解字约注》、《中华人民通史》等。”

管曹聚仁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断言“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版，287页），蔡尚思先生也在九十年代初著文说“张舜徽先生无隗为学问的通人”，并认为二十世纪“只有柳诒征、钱穆和张先生少数人才够得上‘国学大师’的称号”（《通人张舜徽》，香港《大公报》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八日），“一代通儒”张舜徽有关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说起清代学术史，大家首先想到的只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和梁、钱二公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生前尝任华中师大历史文献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学识渊博，贯通四部，近世迩来少得之通人大师.先生毕生以著述育人为职志，留下传世鸿作20余部，主编10余种，洋洋洒洒千万余言，并时学者中殊为罕见，是遗于后人的一笔极可宝贵的文化财富. 张舜徽赞赏清代学者的通人之学，表彰扬州学派治学能“创”能“通”，这对打破学术研究分工太细的狭隘现象，是有现实意义的。

他还总结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认为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方法，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张舜徽评判清代学术的治学趋向，分为“清初”、“乾嘉”、“道成以下”三个时期.赞扬清代学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

张舜徽还对清代学术有关的史实和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精细考证，突破前人成说，提出己见，充分显示了他的朴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 张舜徽一生出版著述二十余种，含遗著近千万字。

他在《八十自叙》中自我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

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 张舜微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历史学家。

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一任会长，被誉为当代成就卓著的国学大师。他于1946-1949年在兰州大学担任教授、中文系系主任。

兰州的三年是张舜徵学术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通过对他的著作及相关资料的爬梳，钩勒出其在兰州大学的学术活动及成果。

六、谁知道我国学者张舜微的身平和著作

张舜徽先生治学气象弘阔，力倡会通之学，慨然将推广，张舜徽幼承庭教，少年负笈求学，自学成才，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郑樵会通之志，继承《通志》之业引以为己任。

张舜徽先生“读无字书”之主张，于其学术研究中之体现，可自两方面观之：一则表彰古人于此问题之身体力行，二则化用王己身具体学术研究，解决相关困惑。这一点于今日“象牙塔”之职业知识分子采说，其省视作用相当不可忽视。

张舜徵先生是著名的国家大师，在小学（文字学、声韵学、训估学）、经学、哲学、文献等方面均卓有建树。张精粹，创见甚多，在海内外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张舜徽集》是张先生一生一千多万字著述中的精华，对弘扬民族文化，积累学术成果、推动国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是一代国学大师。新版《辞海》“张舜徽”条如是介绍：“中国学者。湖南沅江人。崇尚乾嘉朴学，治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根柢，长于版本目录、校勘、考据，在经学、小学、史学诸领域均有成就。曾任兰州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华中大学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学会第一至第三届会长。著有《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郑学丛著》、《清人文集别录》、《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说文解字约注》、《中华人民通史》等。”

管曹聚仁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断言“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之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版，287页），蔡尚思先生也在九十年代初著文说“张舜徽先生无隗为学问的通人”，并认为二十世纪“只有柳诒征、钱穆和张先生少数人才够得上‘国学大师’的称号”（《通人张舜徽》，香港《大公报》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八日），“一代通儒”张舜徽有关清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说起清代学术史，大家首先想到的只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和梁、钱二公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生前尝任华中师大历史文献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学识渊博，贯通四部，近世迩来少得之通人大师.先生毕生以著述育人为职志，留下传世鸿作20余部，主编10余种，洋洋洒洒千万余言，并时学者中殊为罕见，是遗于后人的一笔极可宝贵的文化财富.

张舜徽赞赏清代学者的通人之学，表彰扬州学派治学能“创”能“通”，这对打破学术研究分工太细的狭隘现象，是有现实意义的。他还总结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认为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方法，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张舜徽评判清代学术的治学趋向，分为“清初”、“乾嘉”、“道成以下”三个时期.赞扬清代学者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张舜徽还对清代学术有关的史实和学术界尚存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精细考证，突破前人成说，提出己见，充分显示了他的朴学功底和严谨的学风。

张舜徽一生出版著述二十余种，含遗著近千万字。他在《八十自叙》中自我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

张舜微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历史学家。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一任会长，被誉为当代成就卓著的国学大师。他于1946-1949年在兰州大学担任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兰州的三年是张舜徵学术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通过对他的著作及相关资料的爬梳，钩勒出其在兰州大学的学术活动及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