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尉缭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

尉缭撰。 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 “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

《隋书•经籍 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 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 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 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 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

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以为秦国 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 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但从全书人称、语气 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 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 “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 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 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 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

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 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人秦的那个尉 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 有“《尉缭》三十一篇”。 《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 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

自北宋景祐年间 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 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 对 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 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 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

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 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 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 难以确断。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 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 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

唐魏征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 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 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 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 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 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

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 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 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 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 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 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 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 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 上、下篇。

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 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 《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 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 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

《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 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 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 《战威第四》着 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

《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 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 中的守城法则。

《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 《武议 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

《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 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 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

《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 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 “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 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

《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 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

二、尉缭子有哪些事迹

尉缭，生卒年不详，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姓失传，名缭。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著名的军事理论家。

有人说尉缭是鬼谷子的高足，学成后即过着隐士的生活，后应魏惠王的招聘，曾向其陈述兵法。

今存《尉缭子》24篇，近万言。该书主要论述了对战争的总的看法，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论述了战争和政治、经济的联系，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民富国强，本固兵坚；论述了统率军队，整训士卒，健全军规，告诫将领，以及“安民”“胜敌”等有关权术和措施，论述了进攻、守城等战术问题，而且还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的经验。

关于战争的总的看法，尉缭认为，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明确指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指出有道、威胜、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将帅者心也，群下者，肢节也。”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高明，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并要执法严明，才能整齐统一，高山敢越，深水敢渡，坚阵敢攻，做到“天下莫能当其战”。对违背军纪、军令者要施以重刑，严惩战败、投降、逃跑的将领和士兵，使上下畏惧，专心向敌。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所谓“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并指出，没有良好的政治，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指出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作者认为，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就可以压倒敌人；反之，则会被敌人所压倒。正面的12条经验是：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谨慎在于防微杜渐，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