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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博厄斯为什么要学民族学

    博厄斯的文化观的最大特点就是将某一文化的历史研究放在首位,而不是研究全人类普遍文化的历史。

    其全部理论的核心就是“历史特殊论”。历史特殊论强调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他坚决反对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纳入到进化论简单的“单一进化模式中”,他认为:“文明世界的各种经济大多相似,以至于如果不依附于建立在个体化和历史之上的文化,我们就有可能陷入一种文化需求和水平一致性的境地。

    这会使我们丧失从不同文化形式的互动中得到的有价值的促进因素”。文化发展的理论在假定单一原因的决定性影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是地理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很容易指出两种理论夸大了确在人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两个因素,它们只是诸多决定因素之一。

    同时他认为: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过去许多历史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历史,因此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独特的。任何文化特质或元素,都必须首先依据它在某一独特的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所属文化的价值系统等的关系加以解释和判断。

    “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要获得相同的环境是极其困难的。每一户人家、每一条街道、每个家族集团和学校,都有自己的特性,是不易估定其价值的”。

    “忽视社会环境的影响似乎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知道环境是独特的,并剧烈地改变着人类的行为”。

    “只要我们突破现代文明的局限,去看看别的文明,就会发现争取最大利益的困难大大加强了。 中非黑人、澳大利亚人、爱斯基摩人和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与我们的非常不同,他们赋予人类行为的价值观是不可比较的,如一个民族认为好的常常被另一个认作是坏的”。

    博厄斯一再强调,不存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法则,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值得尊重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价值和功能。 这种观点实际上暗示寻求人类社会文化系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的努力,可能是徒劳无益的。

    “除了最规范化形式的法则,发展的一般法则都不能被建立,也不能预测发展的详细过程。所有我们所能做的是天天观察和判断我们在做什么,在已知知识的亮光中去理解,并相应地形成适合我们的步骤”。

    要求人类学家从自身文化中解放出来,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容易把自幼习得的行为当做对全人类都自然的、在各处都应有的。因此,人类学者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分清哪些行为,如果有的话,是机体决定,也因而是人类的共性,哪些行为是受我们所处的文化决定。

    “由于这些原因,每个文化只能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物来理解。 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外界事件决定,这些事件不产生于人们的内部生活”。

    这个观点也有不足之处。尽管每一种社会文化都是独特的,但也不能否认人类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些共同之处。

    忽视和拒绝对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和要素进行研究,显然是不正确的。这种观点优点是着重横向联系,但完全排斥和否定历史的一般纵向性进化,从而得出的历史特殊论,则只能是反历史主义的,因而决不是对历史研究的认真的客观态度,而是对进化论极端仇视所表现出的另一种极端。

    二、博厄斯学派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人类不同文化的什么

    也表现出一种过分地强调经验和实证,忽视理论概括的偏颇,。也就是分析一个人、一个人的情况。

    忽略了人类不同文化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人类学重要派别之一。又称历史学派、历史批评学派、文化史学派、批评学派、美国传播学派等。由美国人类学家F.博厄斯创立,主要代表人物有:A.L.克罗伯、R.H.洛维、R.林顿、R.F.本尼迪克特、M.米德等。1890~1930年盛行于美国,后分化、繁衍为许多新的流派,但其基本思想和方法迄今对美国的人类学仍有重要影响。

    三、什么是进化主义

    第七章新进化主义一、背景:20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人类学界20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末,美国人类学界一直处于博厄斯“统治之下”,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博厄斯学派处于鼎盛时期。

    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罗维(R. H. Lowie),威斯勒(C. Wissler),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露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米德(M. Mead),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这些名噪一时的著名人类学家都是博厄斯的弟子。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博厄斯严厉批评了19世纪后期的单线进化主义者的理论,因为他们所主张所有的社会都是经过同一的、互相衔接的阶段而发展的。

    博厄斯也以同样的势头,猛烈抨击了20世纪初传播主义者的种种理论。其中包括主张世界文化单一起源假说的英国学派(以史密斯为代表)和试图从少数古代原始文化中考证文化特征与文化丛的传播的德国学派(以格雷布纳为代表),二者都成为博厄斯攻击的目标。

    博厄斯既强调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又强调必须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对文化的诸特征做出正确的评价。博厄斯作为博厄斯学派的创始人,作为美国人类学之父,一生最重要的思想观点就是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平等、自由理念在人类学领域内的理论形态。

    博厄斯一生贡献突出,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博厄斯去世之后的美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了。每个人都在博厄斯开垦的土地上各捡一小块耕耘”。

    20世纪前半期,美国人类学界存在着浓浓的反进化主义气氛,这与博亚斯当时在美国的影响有非常大的关系。除此之外,从20年代起结构功能主义逐渐成为英国人类学的主流,及至布朗讲学于芝加哥大学,马林诺夫斯基讲学于耶鲁大学,结构功能主义又越过大西洋在美国人类学界获得更多支持者。

    在这种人类学界大背景下,本章主人公之一L.A.怀特(1900-1975)和他的学生们,为复兴进化论,特别是怀特本人,曾以博厄斯及其同派为论敌,单枪匹马,专心致志地开展了一场又一场论争。此外,怀特同时代人,后面要提到的J.H.斯图尔德(1902-1972)也是公认的新进化主义者。

    二、新进化主义理论的特点L.A.怀特和J.H.斯图尔德是新的一代(一)怀特的进化论怀特把密执安大学作为自己培养进化人类学者的据点。在他抛弃博厄斯学派,去密执安大学任教之前,曾在纽约的布法罗大学执教两年。

    这里是易洛魁部族居住过的地方。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怀特接触到摩尔根有关易洛魁部族的研究成果,很受启发,后来又阅读了恩格斯用唯物论解释摩尔根《古代社会》这部著作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马克思的有关著作。

    1929年怀特去俄国旅行。这期间,接触到大量的有关文献。

    他虽然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但并未接受关于文化进化的辩证观点。在怀特代表作《文化的科学》和《文化的进化》中,虽然大量引用了斯宾塞、达尔文、摩尔根、泰勒的话,却只字未提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因为,在40年代至50年代期间美国的唯物论者,同苏联的门德尔学派遗传学家一样,遭到压制。这种压制,在50年代前半期麦卡锡主义时代达到顶点。

    怀特的态度很可能与这种政治形势有关。在《文化的进化》序言中,怀特反对其他人称自己为“新进化主义者”。

    因为他认为,“新进化主义者”会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好像他提出了同上个世纪后半期的进化论不同的理新进化主义一、背景:20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人类学界20世纪初至三十年代末,美国人类学界一直处于博厄斯“统治之下”,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博厄斯学派处于鼎盛时期。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罗维(R. H. Lowie),威斯勒(C. Wissler),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露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米德(M. Mead),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 Herskovits)这些名噪一时的著名人类学家都是博厄斯的弟子。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博厄斯严厉批评了19世纪后期的单线进化主义者的理论,因为他们所主张所有的社会都是经过同一的、互相衔接的阶段而发展的。博厄斯也以同样的势头,猛烈抨击了20世纪初传播主义者的种种理论。

    其中包括主张世界文化单一起源假说的英国学派(以史密斯为代表)和试图从少数古代原始文化中考证文化特征与文化丛的传播的德国学派(以格雷布纳为代表),二者都成为博厄斯攻击的目标。博厄斯既强调实地考察的重要性,又强调必须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对文化的诸特征做出正确的评价。

    博厄斯作为博厄斯学派的创始人,作为美国人类学之父,一生最重要的思想观点就是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平等、自由理念在人类学领域内的理论形态。博厄斯一生贡献突出,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博厄斯去世之后的美国,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没有了。

    每个人都在博厄斯开垦的土地上各捡一小块耕耘”。20世纪前半期,美国人类学界存在着浓浓的反进化主义气氛,这与博亚斯当时在美国的影响有非常大的关系。

    除此之外,从20年代起结构功能主义逐渐成为英国人类学的主流,及至布朗讲学于芝加哥大学,马林诺夫斯基讲学于耶鲁大学,结构功能主义又越过大西洋在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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