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一、费孝通的个人生活
1935年12月,在广西瑶山的调查中,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妻子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森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他们结婚才108天。
1939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结识了孟吟,不久便在昆明结婚。此后55年,孟吟与费孝通相携相依,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相伴终生。
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在孟吟相依相伴、相爱相慰之下,费孝通先后写出无数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著,并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毋庸置疑,在费孝通丰硕的成果里,必然也浸透了爱妻孟吟的心血。
1994年12月1日,爱妻孟吟病逝。费孝通感慨万千,作诗悼亡。
费孝通和江村经济之路
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生来到村子,从此,开弦弓村另一个名字———“江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1981年,费孝通回顾当时的情形说,进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对老师们课堂上讲的东西,老实说很不满意。有的老师搞了调查,但调查来的是很多枯燥的数字,并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商议要自己深入到社会里去做调查”。
《江村经济》问世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叫《中国农民的生活》。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
农副关系之辩
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离别21年后的开弦弓村,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因此饱受了人间屈辱。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正面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主要观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转眼间,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因为当时的政策是:“农不经商”,而且对外出打工严加禁止。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 这一指责使他失去了关注开弦弓的机会,直到1981年。在此期间,费孝通没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家庭副业加起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他经过调查又写出了《三访江村》。
最喜欢摆事实
费孝通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孝通选择后者。 从1990年,刘世定、马戎、邱泽奇、徐平、周星、麻国庆等就跟费孝通到各地调查,即便费孝通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也不例外。邱泽奇说:费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他很为难。实在去不了现场,费孝通才会让学生代替去。“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费孝通曾说: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费孝通的著作,每个社会学科都能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却没有一个专业术语。
活到老学到老
1999年春,费孝通以浓郁的“蓝青官话”不无感慨地说:“今天我能坐在讲坛上,是因为我的资历。中国人尊老,因此我受到大家的尊重。其实面对今天新的知识,我有许多都不懂,需要学习。我今天在南京大学天文台看天,那是一个神奇未知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妙啊!我虽然老了,但我依然是一个书生,要学习啊……也许我今天考南大的博士也考不上……”费孝通真诚的讲话感染了在场所有的师生。主持报告的蒋树声校长也深受感动。全场以无限的敬意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何谓虚怀若谷?费孝通在南大的演讲影响了这所著名的学府,其精神融入了这百年的沧桑!
志在富民
在费孝通病倒住进医院的2003年,即使93岁高龄,他仍然第八次来到了定西县。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比上次来时好多了,不再以土豆为日常生活的主食时,他说:“我可以不再来了!”
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主要讲了些什么问题
这本书博大精深,内容丰富。
简明来说:一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定位,二是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回顾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是有这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是主张接受西方文化,甚至全盘西化,以胡适等接受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学者为代表进而波及至今日的“海龟派”;另一种观点以钱穆等人为代表,坚守传统文化的精髓血脉,反对西方文化侵袭。在全球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下很多人力图创造第三条道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或者说是外来文化的整合,如牟宗三先生对中西哲学的整合研究,但是也有一股庞大的势力认为文化冲突无可避免。
对此,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观点可以说是第三条道路的有益尝试,他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与体会》一文中这样解释他对于文化自觉的理解。
三、费孝通简介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生于江苏吴江。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4岁起在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就读于东吴大学医预科、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研究院,后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其所著的《江村经济》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论著甚丰,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禄村农田》(1943)、《生育制度》(1947)、《乡土中国》(1948)、《乡土重建》(1948)、《从事社会学五十年》(1983)、《费孝通社会学文集》(1985)、《记小城镇及其他》(1986)、《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1987)、《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1988)《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1992)、《费孝通文集》(1999)等,论文多篇。1980年3月,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他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11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向他颁发了该年度赫胥黎奖章。
四、潘光旦:教育的忏悔大量运用费孝通的言行有什么作用
1。
费孝通是著名社会学家,通过他的言论,能使读者更容易了解潘光旦的地位; 2。通过对比费孝通和潘光旦的差异,能突出潘光旦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 字仲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笔名光旦(见1929《新月》),西名Quentin pan。
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潘光旦提倡的“自由教育”,在他那个年代具有进步性。
即使在现在,也能给我们的教育提供很多的启示和借鉴。 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那代教育家之一。
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行结合的最早成功的范例。
五、费孝通有没再婚啊
第二任妻子是孟吟
1939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结识了刚从印尼回到昆明的因参与华侨爱国运动被荷兰殖民政府勒令出境的孟吟女士。二人一见倾心,不久便在昆明结婚。此后55年,孟吟与费孝通相携相依,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相伴终生。
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在孟吟相依相伴、相爱相慰之下,费孝通先后写出无数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著,并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毋庸置疑,在费孝通丰硕的成果里,必然也浸透了爱妻孟吟的心血。
1994年12月1日,爱妻孟吟病逝。回想55载风雨春秋,费孝通感慨万千,作诗悼亡:老妻久病,终得永息。老夫忆旧,幽明难接。往事如烟,忧患重积。颠簸万里,悲喜交集。少怀初衷,今犹如昔。残枫经秋,星火不熄。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费孝通对孟吟在困苦中与自己始终牵手相伴终身的欣慰之情。十年之后,即2005年4月24日,95岁的费孝通从容追随孟吟而去,为自己传奇的爱情故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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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费孝通为何说“楚雄是我的第二故乡”
1938年秋,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费孝通,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任教。
为了学以致用,他从寻求祖国发展道路的目的出发,在农村开 展调查研究。他决定以楚雄境内禄丰的“禄村”作为调查对象,与他 在沿海地区调查过的江村作比较。
调查工作从当年的11月15日起 至12月13日止。 次年在教学期间,费孝通将调查材料整理成文,并 于8月3日第二次到禄村进行调查,用两个多月时间考察了一年来 禄村的变化。
10月15日,费孝通返回云南大学,开始了《禄村农田》 的写作。经过数易其稿,1940年,《禄村农田》一书得以面世。
此书 作为《江村经济》的续篇,属于费孝通早期的力作,成为了现代社会 学的名著。 在对禄村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如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 提高劳动力价值,是费孝通调查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为了寻找典 型,他与张之毅一起,来到乡村手工业较发达的“易村”(现属禄丰县 川街乡李珍庄村)从事深入细致的访谈调查。在此基础上,张之毅 写出了《易村手工业》一书。
费孝通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强调并 阐明了必须发展乡村手工业的观点。这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把社会 学引向了现实,又从现实中发展了社会学。
从此,费孝通一直关注着禄村的发展,直到几十年后还到禄村走 访调查,为禄村的进一步发展而出谋划策。费孝通对禄丰有感情,并 倾心为其做贡献,而且动情地称“楚雄是我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