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哪个版本好一点

1.《中国通史》 范文澜主编、蔡美彪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出版。该书是在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的基础上修订、扩充而成的。1940年，范文澜在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所主任时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1941至1942年，该书上册（上古到五代）、中册（宋辽至清中叶）先后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集中主要精力对该书进行增订重写，将旧本上册修订扩充为三编四册，共约110万字，比旧本扩大了4倍。至1965年，前四册陆续出版。这部著作凝聚着范文澜二十多年的心血，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该书前四册出版后，范文澜曾计划再做进一步的修订。不幸，1969年因病逝世。为了完成范文澜未竟之业，由近代史研究员蔡美彪主持与所内外有关学者专家合作，开始编著第五册（隋唐）至第十册这后六册，从1978年开始出版，连同范文澜所著前四册，一起定名《中国通史》。至1991年，十卷本的《通史》全部完成，于199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

2.《中国通史》（12卷） 白寿彝任总主编，从1989年至1999年陆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400余万字，聘请了一大批国内学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历时十年完成，被誉为本世纪《中国通史》的压轴之作。成为建国五十年来部头最大、水平最高的一部通史著述，该书在历史理论和编撰方法方面也多有创获。第一卷为导论，白寿彝先生主编，并亲自撰写了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第二卷：远古时代，苏秉琦主编；第三卷：上古时代（上、下）徐喜辰、斯维至、杨昭主编；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下），白寿彝、高敏、安作璋、廖德清、施丁主编；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下），何兹全、黎虎主编；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上、下），史念海、陈光崇主编；第七卷：中古时期·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下），陈振主编；第八卷：中古时期·元时期（上、下），陈得芝主编；第九卷：中古时期·明时期（上、下），王毓铨主编；第九卷：中古时期·清时期（上、下），周远廉、孙文良主编；第十一卷：近代前编（1840-1919）（上、下），龚书铎主编；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主编.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觉得白版通史与范版通史可以交叉阅读，何必比较高低。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共有几本

一共10册. 资料： 中国通史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

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

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

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

至于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

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

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

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

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

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

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

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

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

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

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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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看你想了解哪方面了，注重方面不一样《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应当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反映在读者面前。

《全球通史》有人类的过去就有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 一幕幕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里有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有对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运的宏观思考，也有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的详细介绍；有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哲学分析，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辩证评价，也有对世界愈加两极分化的人道关怀，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的忧虑与警示。

中国通史适合当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