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农问题的申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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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九十年代以来，“三农”问题的凸现和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的全面铺开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研究的两个重要议题。

然而，这两个范畴所涉及问题的相关性却较少有深入的讨论。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则重与其中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忽视另一个方面。

从政治学和政策学的角度来看，乡村自治与“三农”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此，从农村治理模式和农村政策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研究“三农”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当前乡村治理模式对村民自治的结构性限制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乡村民主自治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一种制度变革，其目的是在农村的最基层建立“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并通过村民选举为这种自治赋予“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内涵，以保障乡村的政治稳定。

农村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和基层选举以来，国家行政权威似乎是从乡村基层向上收缩到乡镇一级，村一级权威的来源也似乎是从国家行政权威转向了全体村民的认可程度。权威授予来源的改变无疑会使村一级决策向地方利益共同体的要求方面发展。

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治理的方式方法。然而，在乡村自治和民主选举的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结构性的限制。

如这种制度安排在实践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行政主导性，自治权威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官僚化特性，表现为村一级权威来源的转移并不彻底，村党支部仍然是村级权力组织的核心；而村委会的权威仍然依赖于上级党政机关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县乡级党政机关对村级选举拥有具体的指导权，对引起争议的决定拥有实际的裁决权。

另外，这种村民自治是一种乡村社会中最原始（基本上以自然村落为主的）也是最小单位中的自治，民主自治的功能只限于自治组织内部的利益调整。总之，由于权威的依附性和自治规模的限制，这一改革更多是表象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由于相互隔离的、分散的单个行政村落的自治和民主选举自组织不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选择，难以约束基层政府的行为，故而无法改变农民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区别对待”政策没有因为村民自治和基层选举而得到改变，国家通过政府基层行政机构对农村社会的强控制治理模式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所以在目前的情势下，中国乡村治理从人民公社体制向村民自治和村民民主选举体制的转型不能够彻底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政策结构和管理体制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农业生产主要依赖的要素仍然是土地和劳动力，地少人多的现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着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尤其是近几年来，农用耕地总面积的递减在不断加快。

此外，农村中的技术市场、人才市场、资金市场、信息市场以及产品的加工流通市场普遍发育不足，不能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也制约了农业的经济增长和农村发展。其次，从国家政策结构的层面看，因“赶超”发展战略长期积淀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对农村仍然区别对待的政策，造成农村的相对贫穷落后。

在税负方面，“城乡差别”的税收体制使得了农民比城市人口承担了更多的税负。并且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外资企业的流入，乡镇企业普遍不景气，生产效率下降，发展速度回落，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从而也影响到乡镇企业对农村的反哺能力。

在中西部地区有活力的乡镇企业更少，且生产效益差，对农村的反哺能力更为有限。但在这种背景下，在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格局中，中央的政策仍然主要偏向于工业和城市的经济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是“以农补工”的政策格局。其三，从行政管理体制的层面看，由于财政权下放、行政承包、和压力型体制的强化，县、乡农村管理体制已经形成高成本运行的格局。

县、乡级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普遍过于庞大并不断的自我膨胀，造成农民负担过重。乡镇体制建立之后，在缺乏有效管理和约束的情况下，乡镇机构和人员的急剧增加，维持机构运转和人员工资的费用也急剧增加。

为了生存，乡政府必然需要增加“非规范性收入”以补贴财政支出，其办法是将这些财政缺口通过软约束的“统筹提留”、行政性收费以及各种名目的集资等方式强加在农民的头上。乡镇党政机构和人员的不断增长以及农民负担的不断加重，使得“三农”问题日渐凸显，农民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升级和恶化，这种情况在中西部较为贫穷的地区尤为严重。

以上三个方面是造成城乡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城乡差别对待的政策结构和高成本运行的县、乡镇管理体制则更具有本质性。在现有的差别对待政策体制下，农业作为弱势产业不能得到应有的政策保护，而且继续在为其他产业和城市的发展支付成本。

现行的县-乡管理体制也将其高成本以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方式转嫁给农民。“三。

三农”问题？在申论考试中如何解答？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是所谓的三农问题，目前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之根本，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前提，目前我国倡导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主义，就必须重视三农问题，否则一切都是免谈。在申论考试中可以从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主义入手，从国家对三农的政策破题，从农村、农民所得德实惠及新农村建设等论述。

具体的惠农政策有：免除农业税，良种补贴、化肥农药补贴，农机购置免税、补贴等，结果是农民负担减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

给我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申论范文

当前，粮食问题举世瞩目，如国际市场小麦、大米等价格大幅上涨，多个国家因粮价飙升而导致骚乱，居民生活艰难，粮食危机的背后也折射出我国粮食方面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上涨过快，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减少，种粮积极性下降，致使选择外出务工，耕地荒废；另一方面，经济建设开发过程中盲目、过度、非理性地占用土地，从而导致耕地减少，直接威胁粮食生产。

粮食问题事关人类的生存生活，粮食供应的充足是经济安全、稳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内在要求，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对在国际上维护主权独立、在国内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故此，基于粮食问题上存在的诸多不足及其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全方面推进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

一、完善和深化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强化土地承包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尊重和保障农民土地权利。一方面，要确保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另一方面，推进土地承包制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其具有更好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同时，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只有产权的独立、清晰，并获得有力的保障，才能为生产与交易提供一种可期待的安全感；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以及农民土地承包权利的充分、独立和有效，有利于在给予农民土地产权安全感的前提下，激励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土地和农业生产进行更大、更长远的投入与经营。（点评：直接提炼，说理式展开）

二、促进农业生产的技术创新，改进落后的生产措施，提高我国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完善自主知识产权。首先，充分发挥科技在粮食高产稳产中的作用，改变过去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其次，避免农产品作为发达国家的重要金融工具，被作为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使用，避免有些国家利用高科技手段研发农业生产技术，并成为受保护的专利，却以此作为控制粮食、要挟他国农民的手段。（点评：直接提炼、纠正转换、抽取归纳）

三、明确政府在粮食问题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公共责任，加大政府对粮食价格和农资价格的宏观调控力度，合理提高粮价，有效调控化肥、农药等农资成本的过快增长，加大政府农业补助和种粮补贴，增加农民收入，激励其种粮积极性，要避免在粮食问题上过度市场化、唯市场化的倾向，强化政府公共责任。当前，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上涨过，政府补贴赶不上农资上涨的速度，农民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粮价却缺乏相应合理提高，导致农民收益得不到保障，种粮积极性下降，纷纷选择外出务工，致使耕地荒废。（点评：直接提炼、纠正转换，针对式展开）

四、规范土地管理，加强对滥占耕地的监管，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确保粮食产量和粮食的库存储备。只有18亿亩的耕地红线得到最基本的保证，才能够使粮食年产量在1万斤以上，从而按现有的消费水平，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满足我国居民的基本粮食需求；并且，足够的粮食库存，能使价格保持基本稳定，即便粮价涨得过高，国家也有能力采取措施平抑。（点评：说理式展开）

我们要站在社会安全稳定的高度上，努力推进粮食增产、稳产，以此确保我国居民的粮食供应充足，促进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来源：考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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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申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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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农问题的论文

解决“三农”问题的人口学思考一、“三农”问题的本质温铁军教授于1995年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策建议，并在1996年发表的《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全面阐述“三农”这一概念及其内涵。

“三农”问题指的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是产业的问题、农村是聚落的问题、农民是“人”的问题。

尽管学者们对“三农”问题的成因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但是在“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上完全一致，即所谓“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而农民问题，其实质就是人口问题。

二、人口与“三农”问题的关系人口与“三农”问题本来是两个问题，但是在我国，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根源。

站在人口学的研究视角，马克思曾在1853年所写的《强迫移民》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迁移“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以此来审视我国的“三农”问题，我们会发现，农民人口问题的核心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压迫生产力”和“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并存现象。学者于学军指出，“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象主要存在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地区或时期，是指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无法有效地供养现存的人口，造成人口过剩，而过剩的人口又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现象主要存在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是指制度本身要求发展生产力，需要减少过剩的人口，以便达到人口和经济的协调。“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

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问题的突出性主要是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解决起来规模大；再加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就更加困难和复杂。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一）综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之路在哪里？把社会学家的观点综合起来就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体制和政策问题。

解决的措施有破除城乡分割的歧视性户籍制度、取消农民身份的不平等、彻底进行县乡机构改革及国家财政政策对农村的倾斜等。樊纲教授综合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进一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是解决人口问题以及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

显然，这一工作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市场信号告诉人们去哪儿，政府则为人口流动创造环境，让人们去该去的地方。

著名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帕金斯（Dwight H.Perkins）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出，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地把2.15亿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的话，那么中国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亚洲的经济巨人。（二）几点思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农村人口问题的解决。

笔者认为，严格执行“稳定低生育水平、加快城镇化速度以及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方针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至关重要。1.稳定低生育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说到底，就是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口总量的减少。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城市。

如此下去，农村人口将继续增加，将会减慢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速度，也不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是绝不能放松的。

但中国的人口减少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所以中国的“三农”问题在此之前只能是暂时缓解，而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就人口总量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

学者李建新就坚决反对单纯的“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的观点，坚决反对所谓200年后的人口目标，即200年后中国人口降至3~5亿。其反对的理由：一是对于我国人口总量统计数据及对生育率准确性的质疑；二是一般学者往往用“分母效应”分析人口数量问题。

“分母效应”隐含着一个不真实的前提，即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其数量规模对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这些负面影响往往被夸大了。李建新为此主张不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并强调以放宽和放开二胎来达到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最佳结合。

2.人口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人口发展的一大趋势。要解决前文提到的农村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现实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增加土地，要么减少人口。

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只有减少耕地上的农民数量。为此，学者们提出了要“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及“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等等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