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照的学术著述

《文心雕龙校注》（上海古典文学社，1958年第1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学不已斋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抱朴子外篇校笺（上）》（中华书局，1991年初版，1996年再版）《抱朴子外篇校笺（下）》（中华书局，1997年） 春科左氏传君子子曰征辞（《文学年报》1939期第3期）说文采通人说考（《考古社刊》1937年第6期）庄子校证（《燕京学报》1937年第21期）双剑论荀子新证评（《燕京学报》1937年第22期）刘子理惑（《文学年报》1937年第3期）九鼎考略（《文学年报》1937年第3期）吕氏春科校证（《燕京学报》1938年第23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文学年报》1937年第3期）书铃夫虎黄叔琳文心雕龙校勘记后（《燕京学报》1938年第24期）评开明板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文学年报》1938年第24期）刘子斟注（《文学年报》1938年第4期）太史公书称史记考（《燕京学报》1939期第26期）吕氏春科高诱训解疏证（《文学年报》1939年第5期）史通通释补（《文学年报》1940年第6期）郭象庄子注是否穷自向秀检讨（《燕京学报》1940年第28期）五霸考（《文学年报》1940年第6期）吕氏春秋校证补遗（《文学年报》1941年第7期）抱朴子外篇举正（《中华文化研究系列》1944年第四卷）汉书颜注发覆（《中华文化研究系列》1946年第五卷）四川治水神话中的夏禹（《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葛洪的文学主张 （《文学遗产》1960年第318期）论文应重视引文和注明出处（《文学遗产》1961年第357期）汉魏六朝文学选本中几条注释的商确（《文学遗产》1962年第396期）从文心雕龙原道，序志两篇看刘勰的思想（《文学遗产》增刊1962年第11辑）刘勰论构思（《四川文学》1962年2月号）刘勰论练意和练释（《四川文学》1962年10月号）读梁书刘勰传扎记（《成都晚报·学术副刊》1962年第1期）文心雕龙中值得商确的几个问题（《文史》1978年第5辑）刘勰座年考（《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梁书刘勰传笺注（《中华文史论业》1979年第1辑）涵芬楼影印文心雕龙非喜靖本（《中华文史论业》1979年第2辑）刘勰灭论撰年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1979年第1辑）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前言（《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质疑（《文学评论·业刊》1980年第7辑）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文学论集》第3辑，1980年）文心雕龙时序篇“皇齐”解（《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举正（《中华文史论业》1982年第1辑）葛洪和他的抱朴子外篇（《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龙必锟文心雕龙全译序（《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业书》，1982年）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补正（上）（《文史》1982年第16辑）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补正（下）（《文史》1982年第17辑）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文心雕龙的（《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重新校注文心雕龙的初步设想（《文心雕龙学刊》1984年第23辑）抱朴子外篇校证（上）（《文史》1984年第23辑）抱朴子外篇校证（下）（《文史》1985年第24辑）从文心雕龙看古代文论史、论、评结合的民族特色（《古代文学理研究》1985年第10期）水经江水主巫峡段描绘非郦道元作（《文学遗产》1985年第4辑）培养博士生的肤浅体会（《高教研究》1988年第3期）再论刘子的作者（《文史》1988年第30辑）修订刘子校注（《古典文献研究》刊之二，1988年）文心雕龙原道篇“文之为德也”句试解（《文史》1990年第32辑）抱朴子外篇校笺前言（《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归来阁记（《江油李白纪念馆刊石》，1990年，徐君无闻篆额并书）文心雕龙有重注必要（《文心雕龙研究荟萃》，1992年）读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中国古籍研究》1995年第1期）庆贺香港回归（《世纪之光翰墨抒怀》，1997年）文心雕龙板本经眼录（《学术集林》1997年卷）詹英文心雕龙义证发覆（《学术集林》1997年卷）。

马寅初 陈寅恪 范文澜 作为同一时代的学术人物,谁对学术的贡献最

陈寅恪（不用怀疑）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

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

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

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

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

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

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

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评价 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论语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编年事辑》（略） 《石泉访谈录》：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产物，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编年事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

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

“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哀金源》、《青鸟》等诗可见其对蒋政权的失望与愤恨。 青鸟传书海外来，玉笺千版费编裁。

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 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

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寄杨树达》诗，又可见出其对共产党的不合作态度。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 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留命任教加白眼。 剩有文章供笑骂。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

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突厥通考序》： 考自古世局之转。

讲一下范文澜的事迹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字仲云，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

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

还著有：《中国近代史》（上册）、《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一九一七年范文澜大学毕业后，任蔡元培私人秘书。

一九一八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

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

一九二七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五月，离开天津，到北京。

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三十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

一九三O年九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入营救获释。暑假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

十一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一九三三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一九三四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一九三五年，在中法大学任教。

一九三六年，在河南大学任教。"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一九三八年六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

一九三九年九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0年一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一九四一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三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一九四七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一九四八年七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九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

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九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九五O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

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一九五九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六五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一九六九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于北京。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

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小说。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小说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

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常读《新青年》。

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一九二六年，出版了《群经概论》。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正史考略》。

《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

此外，范文澜还于一九二九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于一九三五年写过-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

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品。抗日战争以后，范文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学术上也迈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

《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

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

上册（上古到五代）于一九四一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一九四二年出版，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一九四六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

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对该书的缺点，作了检查，主要。

范文澜其人

范文澜简介 （公元1893-1969年） 字仲潭，浙江绍兴人。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他出身子世代读书的家庭。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O六年，范文澜在私塾读书。中学毕业后，于一九一三年，进北京大学文预科。

翌年，入文本科国学门。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

一九一七年范文澜大学毕业后，任蔡元培私人秘书。一九一八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

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五年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

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一九二七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

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五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三十小时以上。

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一九三O年九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入营救获释。

暑假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十一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

一九三三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一九三四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

一九三五年，在中法大学任教。一九三六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六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

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一九三九年九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0年一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一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一九四三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

一九四七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八年七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

一九四九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

九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九五O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

一九五一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一九五四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五六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九五九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九六五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九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同年七月二十九日逝世于北京。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

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小说。

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小说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

常读《新青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

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一九二六年，出版了《群经概论》。

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一九三六年出版。

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 此外，范文澜还于一九二九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

于一九三五年写过-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品。

抗日战争以后，范文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政治上不断前进，学术上也迈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

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一九四一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一九四二年出版，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一九四六年出版。

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

该书一问世，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禁，这正好说明它的战斗作用。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对该书的缺点，作了检查，主要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

接着，他提出了劳动人。

以学贵自得为题急须1000字文章

学贵自得 亦贵自省（治学漫笔） □瞿林东 学无止境，学贵自得，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治学过程中，不免有失误，或反思，或兼听，或自我批判， 以求学有长进，这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治学或许是学人对 于一种崇高境界的追求，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能善于反 思，勇于自省，而学术上的大师们往往是达到这种境界的杰出 者。

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在这 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一书。

1944年7月，他写成《十批判书》中的《古代研究的 自我批判》，就所用资料的时代判断及有关重大历史问题的评 价之不确与谬误，作系统的自我批判。他写道：“我首先要谴 责自己。

我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 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 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了相当深刻 的影响。

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有的则沿用着我错误的 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 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 也是颇合时宜的。”

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7年版的《 后记》中再一次申明这个自我批判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后，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五四年新版引言》中，郭沫若指 出本书的再度改排的原因之一，“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 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

这些本质上的错 误，二十几年来我在逐步地加以清算。”郭沫若对于《中国古 代社会研究》一书一方面是自己“在逐步地加以清算”，一方 面是向学术界、向读者再三致歉，“把自己的错误袒露出来”， 以便“读者可以从我的错误中吸取一些经验”。

1940—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 这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通史。1954年，范文澜撰写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指出：“旧本《中国通史简 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在1951年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希望 引起大家的批评，帮助我改正。”

他在检讨中所作的初步认识， 一是“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二是“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 头绪紊乱”，并从九个方面予以说明。此文于1955年、1963年 两次修改，作为“绪言”分别刊入《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 三版、第四版。

由此可见，范文澜对自己书中的“很多缺点和 错误”，也是再三作“自我检讨”，再三向读者致歉的。 侯外庐在1982年撰写、1986年修订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 集·自序》中，扼要地谈到了他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其中 第九条是：“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

我以为，学贵自 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 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

他举自己对《老子》的研究为例说： “我自30年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至50年代修订重 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20年间，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 都可以说是执行一次自我批判。”

他还认为：“学术批评之所 以值得欢迎，主要是自己可以借助于这些批评（哪怕连自己看 来是不能同意的批评）来启发思考，帮助自己提高学术水平。 ”在他看来，学术批评同执行自我批判是同样的重要。

不论是从学术积累上“逐步清算自己”，还是从理论认识 的升华上作“自我检讨”，抑或是在自省及与同好切磋中得到 启发而“执行自我批判”，都不仅表明了大师们襟怀坦白、虚 怀若谷的气度，而且洋溢着他们对真理的诚挚与不懈追求的科 学精神，显示出崇高的学术境界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本色。尽 管在当代，在未来，他们的学术仍将为人们所研究，被历史所 检验，是非得失，任人评说，但他们的自我批判精神在学术史 上已留下了光彩的一页，成为代代学人学习的榜样。

“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治学而 欲求不断有所长进者宜书此于座右以自励。

当然，这无疑包括 笔者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