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的论文

摘要：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依法治国、举措而已”、“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

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人类关于法、德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法治离不开道德。

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必须加强道德建设。

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关键词：法治；德治；社会控制模式引言：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

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一、法治的含义、特征和历史演变（一）法治的含义法治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在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的治理”。

由此，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坚决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依法治国，举措而已。”

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

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

（三）现代法治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

（四）法治的构成要件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

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合理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在现代社会，所谓法的普遍性，即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

随着法治的实践展开，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

⑶（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

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

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其显著标志是在制度上把法治和德治统一起来。

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既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又要和德治相结合，需要相应的思想道德基础。 法是要靠人来实行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观念状况同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密切相关，决定着他们遵纪守法的水平和执行法律的程度。

要大力推进政府工作法制化，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使廉政建设法制化。

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大力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特别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坚决破除重权轻法、以权压法的旧思想；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使广大人民群众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懂得与自己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法律，提高人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从而真正使法治和德治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搞好结合，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

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今天，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正确的行为规范。

因此，我们必须在以思想道德建设为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过程中，大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充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些都离不开法治和德治的紧密结合———法治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思想道德建设又为法治提供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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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对我国的意义？】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 “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 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现代社会之所以更加强调“治法”，并不是基于“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末端治理模式”.现阶段，由于对人的本性问题在认识上难以得出共论，“治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存在较多障碍，难以真正实现科学地“治人”；相反，对于法，由于人们在许多实质或重要方面都已经达成共识，且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渐成熟化和科学化，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治法”都更较为容易地得到实现.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 从“法治”与“德治”所涉足的领域来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仅仅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实现治人，它对人们的内心世界无从干预，属于治外之治；而“德治”则是自律之治，它不仅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还可以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约束人们的思想意识来达到约束人们行为的目的，属于治内之治.由于人们的行为总是受一定思想意识所支配的，因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德治”是更高层次的治国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则是最终实现“德治” 的一个必经阶段，是治标之治. 此外，从他律与自律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推导出二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如“法治”是惩恶之治，“德治”是 扬善之治；“法治”是事后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与“德治”联系 1 、“法治”与“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与“德治”都是实现国家控制、促进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两种手段，他们密切联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着社会的进步.作为一种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而“扬善”则主要应依靠道德的自律来进行，因而在“劝善”方面，法律有着自身先天的缺欠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同时，法律的创制和运作也必须要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同样，“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推动的，其软弱与苍白无力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某些严重违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此种意义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

从五蠹看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作文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

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分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尽管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道德诉诸人们的“良心”，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

所谓“说服力”，主要是指通过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培养和形成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劝导力”，就是指通过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者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

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

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改变社会的风气，形成某种道德的氛围。这种社会舆论，一旦同内心信念相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确的方面，又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错误的内容。

法治与德治统一处理的的例子

法治为本，德治为用 有人认为“德治其本，法治其标，标本同治”，本人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想江主席、胡主席同志也不会赞同该观点。

我认为治理国家，法治为本，德治为用。 邓主席讲过，治理国家，依靠某个人不行，还是制度靠得住些。

“依法治国”就是以邓主席同志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以数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总结出来的治国方略，是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江主席提出“以德治国”新的治国方略。分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很有必要。

依法治国，“依”者依据也，讲法是治国的依据，是根本，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以德治国，“以”者用也，讲是用德的规范作为治国的工具。

没有法治做根本和前提，以德治国就会落入人治的巢臼。其实“以法治国”是早于“依法治国”的一个提法，两者一字之差，意义相去甚远，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终于形成了目前“依法治国”最新认识，这也是法治理念在中国最新发展。

法治就是制度之治、规则之治，文明社会的管理、运行必须以科学的规则（法律）为依归，这是根本，德治是其有效的、必要的补充手段。譬如足球比赛，离开规则和裁判，无论对参赛队员进行如何好的德的教育，也无论队员们的思想品德如何的高尚，比赛是无法进行的。

治理国家当然比足球比赛复杂得多，但以小见大，其间的道理还是相通的。 法治为根本，因为法本身固有的特性。

一个主权国家只有一个标准的法律规范，法具有统一性、确定性、稳定性、有界性，只有具有上述属性才可以作为根本。而德不同，德的标准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

知识分子与普通农民的德的标准不一样，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与无神论者的德的标准也不一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德的标准更不一样。所以道德规范作为非正式制度约束，它是促成人治或者法治的治国模式的手段，其本身不能作为单独的或者主导的治国方式。

我国封建社会的儒家学说是“德本”思想的典型。儒家宣扬，德主刑辅，德本刑用，君主要施德行仁，“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盛唐的李世民认为：古来的帝王，凡是施仁政的，国家能长治久安；凡是以法律治国的，难以长久。

唐太宗结论是德治胜于法治。历史却开了唐太宗一个玩笑，大唐的鼎盛持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唐较为先进、合理、完备的封建法制。

江主席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准确的定位法治与德治的地位和功能，才能更好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论述当代中国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及其意义

法治就是依法而治，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并且接受法律的统治。

具体来说，法治是一种治国之道，现代社会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应通过法律，他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法治是依法办事的一种社会状态，是一种生活方式；法治是一种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法律制度；法治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取向。德治强调的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是以善恶、荣辱等观念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所不可少的。

当某些行为不能够或不便于进行法律制裁时，便采用道德手段来加以调解，从而使道德在法律无法对社会生活内容进行覆盖时，以法律的基本精神承担起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的任务；一旦有些行为已经不能靠道德手段调解时，就只能采取法律制裁的方式，从而使遵守和维护道德的行为不至于付出太大的代价。

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如何？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如何？对我们国家和公民的

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

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证据采信方面的自由心证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

再次是因为道德是守法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础；权利是现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将法定权利兑现成为现实权利取决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与权利意识相对应的义务意识也与公民的自觉和自愿意识相关联。

（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 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

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 以德治国着力于强调人的义务意识、责任意识，依法治国着力于维护人的权利，强调人的权利意识，两者相得益彰。

在中国,我们常谈德治与法治

谈谈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将这一治国方略载入了宪法，紧接着，又提出了法治和德治双管齐下的治国理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科学理论。

那么，法治和德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去深刻理解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联系，才能充分认识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才能真正发挥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大作用。 第一，法治和德治具有同一性。

社会主义的“法”和“德”都是人们共同生活行为准则、规范。他们所反映的都是社会正义，这个正义就是现代社会人们所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尽管德所强调的是实质正义，即内容和目的，法所强调的是形式正义，即形式和手段，但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虽然人们还不能说法和德完全一致，但在价值追求上则日益趋向重合、一致，至少从宏观上或原则上讲，他们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与矛盾。 在人类社会里，人们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普遍心理所共同认同的准则、规范，这种准则、规范在被国家权力认可前是德的范畴，而一旦被国家权利认可，就成了法的范畴。

所以区分法与德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准则、规范是否被国家赋予强制人们遵守的效力。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行为准则、规范将越来越多地赋予国家意志。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社会主义法律所确认保护的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道德准则、规范。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实质也体现了德治的方向。

第二，德治和法治具有互补性。我们应该清楚，任何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是”法治“，而法治的前题是立法。

任何国家不管立法如何快速，甚至于“超前”，依然赶不上飞速发展的社会形势，也就是说任何时期的法律法规都不可能完全规范一定时期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项活动，这叫做立法“滞后”。这种立法的“滞后性”，决定了德治的完全必要。

也就是说，人们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必须受人们普通认同的准则、规范，即德的约束。 此外，法也受社会历史阶段的限制，也反映在立法上。

如人们普遍认为某些行为规范、准则应当上升为法，即人们渴望确认保持某些行为规范、准则，却得不到法的确认，即法不能赋予某些行为准则、规范以国家的强制力。从法理上讲，人人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事，但从道德角度而言，骂人、乱扔垃圾、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婚外情都是违反人们普遍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规范，所以对这类问题，在“法”还不能治的情况下，就必须靠德来治。

再说，法作为调节人类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调整手段必须遵守形式规范。如顺手牵羊的盗窃行为，从德的角度而言是不道德的行为，从法的角度而言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他们的评判标准及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但从盗窃的个案而言，德可以从任何角度，采取任何法律允许的方式对盗窃行为进行批判，但法则不能，法律必须注重证据，即须有充分证据证明盗窃行为存在，且达到能治罪的数额才能确认为犯罪，给予惩处，而且刑法在犯罪确认的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即在人民法院还未确认是犯罪的不能认为是罪犯。所在，有些问题仅靠法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仅靠法治手段根治陋习是不能完全奏效的，必须德治与法治并举。 第三，法治和德治具有差异性。

从价值目标取向而言，德治和法治具有宏观上的一致性，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与普遍的道德规范必然具有并存在着差异性，不管是法还是德同样受到各阶层，各自利益的制衡，在某一阶段认为是符合道德准则，却不符合法律规范，另一阶段可能判定为不符合道德规范，却符合法律规范，这就产生了道德与法律的差异。如目前存在私营企业雇用工人做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营企业主获取了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如果用道德规范来衡量，是不道德的行为。

但从国家社会长远发展利益而言，只有允许存在诸如类似情况的一定“获取”，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充分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才能增强综合国力，然而，这种人们普遍认为不符合道德范畴的东西，法律却往往难以禁止，甚至从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标出发，不仅不加以禁止，反而视其为合法收入加以保护。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虽然在一时符合传统道德，也接近于相当一些人的心里承受能力，但却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甚至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桎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均主义从现代社会来看，也是不道德的。

同样在人们普遍认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法律却不给予确认和保护。如小偷盗窃你家的东西，被你抓住后将其捆起来打一顿出出气，看起来似乎天经地义，但法律却是禁止的。

又如未成年人由于家庭困难，要求在企业打工，老板考虑其生活着落，收下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养温饱，看似符合道德准则，但却明显的违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