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子贡的评价

端木赐 宇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

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

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斤。

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

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

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

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⒄，《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

《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

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

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

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

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

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

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

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

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

《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

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

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

2.对孔子最全面的评价

一、评价 1、名人评价 伏尔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

德国莱布尼茨：热烈地赞美儒学。 李约瑟：孔子是“无冕皇帝”。

爱默生：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 司马迁：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2、历史评价 先秦评孔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在先秦时，和诸子地位平等，并不立于一尊的地位。

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

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

然而当时民间一般看法认为孔子是博学成名的大学者。 战国末期大儒荀子，虽然其礼的思想根源于孔子，然而他有浓厚的“法”思想的成分。

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

他的著作多处称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表达他重视礼法和“亲贤用知”的思想。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孔子学说为五蠹之首，且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 上述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毁誉褒贬，各持己见，正是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

这与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截然不同。 秦汉评孔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

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诸子之一，儒家虽号为“显学”，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宋元评孔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元时期，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宋元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明代评孔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

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

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代评孔在清朝时代，孔学由盛而衰。

论孔者依时代之不同而歧见纷呈，其要者有： 1.治统、道统合一论； 2.朱学即孔学论； 以孔学批评理学； 3.以孔、孟之学批评君主专制； 4.“经学即理学”论； 5.“六经皆史”论； 6.“中体西用”说； 7.“孔子改制”说； 8.以夷变夏论； 孔子尊君论； 儒学汗漫说。 三、近代以来评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

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但以物质武器批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一切束缚人民的绳索。

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未完全摆脱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

五四以后，围绕评孔问题的争论仍一直继续，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

3.论语中的关于子夏的有哪些

卜商字子夏。

少孔子四十四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1.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论语·学而第一》 2.子夏问孝。

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论语·为政第二》 3.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第三》 4.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论语·雍也第六》 5.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先进第十一》 6.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论语·颜渊第十二》 7.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

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论语·颜渊第十二》 8.子夏为莒父宰，问政。

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第十三》 9.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第十一》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主 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知 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斋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主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知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古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斋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主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知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斋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主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

本之则无，如之何？”古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主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知。

4.卜商的后人评论

活了一百多岁的卜商先哲，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在传播儒家学说上，独立形成子夏氏一派，成为孔门弟子中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

他一生中博学笃志，传授五经，后世治五经的学者，大都认为他们的学说托之于卜商的传授；他不但学识渊博，整理和传播古代文献有着杰出的贡献，他更重视躬行实践，讲究道德修养，为人师表，以身作则，为后人留下良好的形象；他晚年西河讲学，离群索居，继承孔子的未竟事业，活到老，学到老。《史记·孔子世家》：“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肯定其文学能力。子夏的生活较为清寒。

《说苑·杂言》称他为人“甚短于财”；《荀子·大略》则说“子夏家贫，衣若悬鹑”。但这也造就了他的孤独傲慢和坚强勇敢的性格特征，他说：“君子渐于饥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辞不慑；临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别人劝他出仕以改变处境，他表示不愿去争蝇头小利，以免“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子夏表示：“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孔门弟子的不同特征，连齐国的晏婴都有耳闻，《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记晏婴曰：“臣闻仲尼居处情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意志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与颜回等人在一起可以积德行善，而与子路、子夏在一起，则可以免于“气郁而疾，意志不通”。

在这里子夏为人爽直，无所畏惧的特征被突出地体现出来。子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交友时有一定的选择，所以孔子预言自己去世后子夏会更进步。

《说苑·杂言》记孔子曰：“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还说（悦）不如己者。”

子夏与子贡（端木赐）不同，子夏与比自己强的人交往，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正是自己不断进步的前提。《说苑》这里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论语》中的一段记载正可以作为佐证。

《子张》记曰：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张曰：“异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拒人也？”《论衡·知实》引《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张，得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骞、颜渊，具体而微。”

然后评论说：“六子在其世，皆有圣人之才，或颇有而不具，或备有而不明，然皆称圣人，圣人可勉成也。”子夏有圣人一体而不具，与颜渊等人还有一些区别。

《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有子贡对子夏的评论：“学以深，厉以断，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银手如断，是卜商之行也。”这基本概括了子夏的为人性格特征。

子夏曾经收徒授学，所收门徒可能为数不少。《后汉书》卷四十四《徐防传》注引《史记》曰：“孔子没，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为魏文侯师。”

《论语·子张》中记有“子夏之门人”与子张的对话，《墨子·耕柱》也有关于“子夏之徒”的记载。子夏在魏时所收弟子可能为数不少，《世本》之《秦本·姓氏篇》称“魏有子伯先，子夏门人，居西河”；《史记·儒林列传》则记曰：“自孔子卒后……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

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

这里是说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都跟从子夏等人学习。《吕氏春秋·尊师》则具体指出了“段干木学于子夏”。

有学者误解《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称田子方、吴起、禽猾厘皆为子夏弟子，不妥。子夏的晚年是孤独的，他因丧子而双目失明，《礼记·檀弓上》等说他过着“离群而索居”的生活。

汉代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儒家的经学最初主要是从子夏一系传授下来的，如东汉徐防说过：“《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自子夏。” （《后汉书·徐防传》）这里就认为，“六经”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子夏的传授。

南宋的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叙述得更为具体，其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

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

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

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

毂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

子夏所撰定也。”洪迈之说虽未必每事皆实，但学者一般以为亦非无稽之谈。

5.苏辙的评价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佑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佑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佑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佑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佑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

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佑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佑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

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

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

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

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

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

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佑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编辑本段]曾巩（1019-1083）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

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

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

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

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

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

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与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於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

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

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

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

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

6.请给我孔子的评价

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

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

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

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

“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7.对古代皮影戏的评价

皮影艺术堪称当今影视艺术的鼻祖，起源于中国，是中国出现最早的戏曲剧种之一。

据史书记载，皮影戏始于先秦，兴于汉朝，盛于宋代，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孝义是中国皮影戏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皮影戏的重要支派，因流行于山西省孝义而得名。

据历史考证，孝义皮影已有2400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即公元前445年至公元前396年期间，孔子的得意门生子夏在孝义讲学，为吸引更多人听他的演说，曾在夜晚利用“影乐”的形式聚众讲学。

由于子夏从师于孔子，也会“乐、琴”，以影乐形式设讲，寓教于乐中，使“设教、乐琴、影乐”融为一体而成为“影、乐、教”的完善影戏形式。子夏讲学被当地人所喜爱，当地人学会了表演影乐的技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影乐教的形式在当地变为影戏，这就是最早的孝义皮影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