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案评语

1.李闻惨案的评价

让国民党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多年后，一位台湾学者对此进行反思时，说：“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由于闻一多过去的背景，他的死对国民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重要不下于金圆券的发行与失败。”发表朱文的刊物主编，是当年西南联大学生，这位属于“走过来”的人在按语中承认：“闻一多之死，其影响绝不在平津等重要城镇的沦陷之下”，“在国内，引起全国知识分子更进一步的责难政府，不满政府；在国外，美国许多重要学府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著名教授联名抗议，并主张干涉中国内政，断绝对中国的任何援助。在中国调处国共纠纷的马歇尔将军更曾向蒋主席提出严重抗议”。由此可见，失去了中间阶层的结果，势必只能是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而国民党之所以丧失大陆政权，这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2.文人对318惨案的评价

“3·18”：段祺瑞的两副面孔在历史教科书中，段琪瑞这位北洋军阀代表人物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讨伐对象。

几十年来，这个性格鲜明、三造共和的北洋要人，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 1936年11月2日晚间，民国耆旧、北洋要人段祺瑞在上海宏恩医院辞世。

在他的亲笔遗嘱中，这位72岁的老政治家“为将死之鸣”，为民国开出了“八勿”药方：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八勿”药方可谓这位北洋大佬十数年参与民国政治的肺腑之言。

在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时代，当政者“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客和军人们暮四朝三。社会上流行种种主义思潮，传统道德沦落不堪。

段祺瑞主政十几年，波折不断。他身为“北洋三杰”之一的背景使他几度大权在握，也使他既被尊重也被利用。

而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的一起屠杀惨案，则使他在卖国的罪名之外又添了残暴之实，不但践踏现代政治文明请愿集会等自由权力，也为传统政治道德里所不齿。因为鲁迅的一篇雄文《记念刘和珍君》，“三·一八”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永远把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这位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则是另外一种公众形象：“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

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事实上，段祺瑞的一生经历，对他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大概正是纷繁多变有民国特色的一段难以言说的往事。

■ 开枪如果不是在1924年无法拒绝权势的诱惑，段祺瑞原本可以保全他的晚年“名节”。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反水的冯玉祥拉段祺瑞出山，入京维持大局。

这是段祺瑞一生最为显赫的职位。他曾力图有所作为，计划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宪法。

但他手无兵权，所凭藉的无非是北洋前辈身份，与各地军阀皆有一定的因缘关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J·内森认为：“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

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世清名就毁在了这一任上。 1926年3月18日。

据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回忆，这天是阴天，天气有些阴冷，天空还飘着小雪花。下午时分，在执政府前，卫队对前来请愿的数千群众开枪。

“霎时间，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者、伤者互相堆压在一起，东辕门人叠人，有五六层，垛起了近两尺多高的人墙。与此同时，有的卫队还用刺刀、铁棍砍杀、殴击群众。

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小时，当场伤两百多人，死亡二十六人，后在城官医院、协和医院等处，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二十一人，共死亡四十七人。” 次日北京媒体的报道可谓血迹斑斑。

《晨报》第二版“北京群众运动空前惨剧国务院卫队枪击群众”，《京报》的报道则是“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国民新报》则直指最高首领“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

正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的梁启超，麻醉过后在十九日下午苏醒过来，神志还在半迷糊状态，隐约听着院中人说起这大血案的惨象。而在他的隔壁病房，就住进了一个胸膈间中弹的青年。

关于这天的回忆十分之多，卫队军人、请愿游行组织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当事人、参加的学生和群众，皆留下了出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回忆。这天，文学家朱自清也在现场。

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沉默和鲜红的热血：“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命运，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振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 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的未婚夫方其道，目睹爱人的尸体，出声大哭却被警察喝止。

面对这淋漓的鲜血，总执政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他发誓吃全素以终身忏悔，他的晚年因疾病身体衰弱，医生建议他吃荤以增强体质，他仍不肯破誓，在遗言里亦嘱咐不要用荤腥祭祀。

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地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说法。1959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他去吉兆胡同段宅汇报，段祺瑞竟然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 。

3.求对于巴黎血案的客观看法,急用

从媒体的官方报道来看，巴黎血案是国际恐怖组织ISIS策划实施的极端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按照这个逻辑分析，其性质上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暴力犯罪行为，而对于该组织而言，则是一次纯粹配合宣传动作，增加影响力、知名度、渲染恐怖性的手段和伎俩。但不难发现，这次事件使得国际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无论是在舆论层面还是军事行动层面，都伴随着错中复杂的大国博弈，伴随而来的炒作和外交动作都远超了ISIS甚至恐怖主义本身。

从俄罗斯的追击事件（疑似IS袭击所致）引发莫斯科报复性袭击到法国因巴黎血案派出核航母打击ISIS，从法国强烈要求巴沙尔下台到俄法同盟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从美国“被迫”介入与俄法合作，到已在表态巴沙尔下台；从北约为首的西方国家联手打击ISIS收效甚微，到国际媒体炒作中国从恐袭事件中渔利，莫斯科成为叙利亚反恐力量的主导。其中各宗耐人寻味。

因此，如果做一个假设，如果巴黎血案不是ISIS所谓，而是一次偶发性的国内犯罪，或仅仅是一场政治黑幕，我们又改向谁追责？但无论是各方炒作ISIS借机上位还是一次真实的恐怖主义袭击，制造这场血案的幕后黑手和事件的实施者都是应该被全人类唾弃和制裁的丑恶罪犯，但只有缩小贫富差距、发展经济和促进经济合作、消除个别国家在人权上的双重标准才能真正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杜绝类似巴黎血案这样反人类、反社会的暴力犯罪。

4.对于近期发生的校园安全问题的综合评价

消除校园血案需从根本着手近来频频发生的校园血案，引起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视，各地都相应加强了校园安保措施。

这种亡羊补牢的行为，对预防校园血案的再次发生肯定有一定的作用，但它无疑也将进一步加大社会管理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否从根本上遏制这种社会暴力事件的发生则大有疑问。

心理扭曲与社会暴力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种生物链（也称食物链）在动物世界普遍存在。其核心特点是弱肉强食，弱者没有能力对强者施行逆向报复，只有向比它更弱的动物下手，这被人类社会概括为丛林法则。

与其它动物世界产生根本区别，是人类文明产生的意义所在。几千年以来，通过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人类社会创造了相应的价值观念，并通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拓展和实施。

随着文明的进展，丛林法则的强度在人类社会中不断降低。公平、正义的核心就是人人在公认的是非对错面前平等，不分强弱。

一个健康的社会可以通过道德、信仰和法律对强者的不义和不法行为进行谴责和惩罚，还弱者一个公道。这就是文明的真谛：在人类社会中，弱者可以对强者实施逆向“报复”，强者不能总是为所欲为。

在正式的社会奖惩体系之外或空白之处，人类社会产生了另外一种弥补公平和正义不足的现象。自古以来，中国的侠客，西方的骑士，都是社会期待的英雄，在社会和政府救济不力的情况下，侠客或者骑士能够替弱者伸张正义。

当一个或若干人能够对不义的强者施予报复或惩罚时，他们往往会被社会或很多人视为英雄。因此，当袭警的杨佳被很多网民视为英雄，受害幼儿家长在江苏省泰兴发生幼儿园血案后，举着“杀贪官英雄，杀孩子狗熊”的标语游行就值得深思。

这说明了在今天中国，一些人对社会不正义进行报复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与其说是对贪官及其社会不公的一种愤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因为普通民众对惩治贪官、打击腐败、反抗社会不公基本上无能为力。当强者可以对弱者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而后者备受欺辱却无还手之道时，弱者的选择大抵有这么三种：一种就是忍气吞声，与动物一样只有生存没有生活，人的尊严荡然无存；一种就是由于极度压抑而患上各种精神疾病；第三种就是向比自己更弱的对象施暴，以期引起社会关注、平衡自身扭曲的心理。

接二连三的校园血案属于弱者选择的第三种情况。当全社会对郑民生之流进行强烈谴责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中国需要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三化并进，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候，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几乎是必然的。这从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可以看到。

当普通民众面对政府官员乱作为或胡作非为而无能为力的时候，说明的是社会对权力制约的缺失，比如湖南长沙芙蓉区房产局局长，指挥手下马仔对拆迁户大打出手等暴力拆迁事件。当普通民众面对社会领域内部矛盾需要予以解决，而政府官员或执法机构无所作为的时候，说明的是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缺位，比如福建南平小学血案后，一民众跪求市委书记雷春美，扬言不给伸冤就杀人。

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出现及其解决不力，与上述两种情况相关。因此，中国急需建立这么一种机制：政府高层通过制度建设加大反腐倡廉的同时，建立社会对政府官员的权力进行监督的通道，这个机制的核心就是自上而下的制约，与自下而上的监督能够相辅相成，使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有所作为，合理作为。

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加快公民社会的建设。实践上看，公民社会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在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大政府、小社会”历史传统的国度，社会孱弱，一片散沙。执政者长期对任何可能制约其权力的公民社会发展，持一种敌视态度。

中国还是一个缺失宗教传统的国度，实用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面对急速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调整，因为信仰缺失、价值观变异，中国人非常容易陷入“精神迷失”的状态。

因此，在今天中国，公民社会不但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制约所需，还是社会自我完善和修复的必需。建立公民社会的一个核心，就是各种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的自由产生与发展。

在利益分化、价值多元和传统亲情大家庭解体的现代社会，社团可以成为各类人等的心灵归属。当一个人处于郁闷彷徨，或者面临一些社会和生活难题的时候，社团既是一个沟通、缓解甚至是发泄的平台，也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法的场所。

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失败者。一个成熟而健康的社会，能尽量减少失败者或者降低失败程度，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能够对失败者抱持理解和宽容，对失败者给予抚慰，使之心理不至于过度扭曲。

失败者不会被社会所歧视或抛弃，公民社会的意义正在于此。校园血案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论，我们不能因为争论而忘记挖究血案背后的根源，放弃对更深的解决问题之道的探讨分析。

否则，按下葫芦浮起瓢，死了郑民生，还有后来人。作者是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法学博士。

5.如何评价滴滴命案背后滴血的漏洞

日前，浙江温州乐清市一名20岁女乘客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

此时，距今年5月发生的河南郑州空姐搭乘滴滴顺风车遇害案不过百日。愤怒之余，人们不禁要问：顺风车为何屡屡发生恶性刑事案件，滴滴的安全底线在哪里？从滴滴自身的道歉声明、警方的最新通报回看此案，这个年轻的生命原本是有那么多的机会被挽留在这美好世界的…… 假如前一天，滴滴能高度重视侥幸逃脱类似命运的女士的投诉，第一时间调查处置，第一时间报警，那么，第二天的惨案就不会发生。

假如案发时，亲友接到被害人发出的求救信号，第一次向滴滴寻求帮助时，滴滴能够第一时间报警，而不是以“将有相关安全专家介入处理此事，会在1小时内回复”搪塞，那么，悲剧可能不会上演。假如，在亲友们一次次向滴滴平台确认进展，滴滴不是一遍遍机械地回复“一线客服没有权限”“在这里请您耐心等待，您的反馈我们会为您加急标红”，甚至在一小时还差十分钟的电话里表示“一小时未满，请继续等待”，而是及时报警，那么，还在实施的犯罪仍有可能被中止。

对逝去的花季生命而言，每个“假如”都是一个滴血的安全漏洞。在逝去的花季生命面前，滴滴事后给出的每个理由都是苍白和荒唐的。

近年来，除了乘客遇害这样的恶性事件，滴滴因平台车辆、司机相关证件不全而被处罚的事例不胜枚举。去年11月至今，仅温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就已对滴滴公司做出行政处罚244次，处罚金额达100余万元。

然而，对滴滴司机投诉难的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屡罚不改甚至屡罚屡犯，折射出企业对安全底线和社会责任的漠视。

没有安全，何谈“顺风”？逝去的生命，岂是道歉和赔偿能够挽回的？对乘客生命安全的冷漠搪塞，不仅要受道义上的谴责，也应受到法律上的严惩。 26日，滴滴出行公布了关于乐清顺风车事件的自查进展。

然而，当悲剧重复上演，监管部门不能仅寄希望于企业自身整改，而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监管措施堵住漏洞。网约车行业的发展为乘客提供了出行便利，但接连发生的恶性案件一再给这个行业敲响警钟——网约车企业必须把乘客安全置于首位，从一个个“假如”入手，坚决堵住滴血的漏洞，决不能让悲剧重演！来源：新华网。